西方语言学在修辞领域进入结构时代源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索绪尔同时还是符号学的开山鼻祖。他的符号学理论在西方人文科学中形成了辐射性影响，使文史哲甚至自然科学都派生出与符号学相关的跨学科理论学派。因此语言的结构理论实际上是20世纪人类的一次思维飞跃。由于索绪尔的符号结构宣告了它并非神或人的理性产物，成为人文主义走出神权时代后一次学术革命，与当时的时代精神产生了强烈共鸣，激起了20世纪西方语言意识的活跃。雅格布森的语音学、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克利斯蒂娃的符号学及罗兰·巴特的符号批评学等，都是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带动下产生的20世纪重要学派。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为尤金·奈达的著述。奈达根据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中“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学说，提出翻译应以反映“深层结构”的“功能对等”为主，而不是反映“表层结构”的“形式对应”，使译文文本的读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奈达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翻译界带来了在系统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研究，与此同时其它语言学的知识也不断被吸收到翻译中来。奈达认为语言具有普遍的表达力，用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语言是由几个深层格构成的结构，语言现象可被比拟为抽象的数学—逻辑形式；对内容和形式二分法，内容为核心，形式无关紧要。这些观点体现了典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结构主义翻译观主要特征之一是其二元论：即原文为主导，译文处于次要地位，译文必须服从于原文；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始终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译者必须力求再现作者的原意，译文是对原文的复制。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虽然具有理论基础的思想，但是由于它认为所谓翻译只是一种语际符码之间的转换，对于语言规律作用的关注和二元对立的思想而忽视人的主体因素，所以从本质上还是聚焦于文本，将翻译活动变成一种纯语言的操作，没有真正关注译者和读者，或文本人文性与社会性的一面。
随着文化学、交际学、思维学、社会符号学等理论在翻译界以的多元角度的视角对翻译活动的探讨，这种以为文本中心的结构范式显然在翻译界不能受到追捧。20世纪后半叶，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解构主义，有人称之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该理论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势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翻译学者受其影响，对传统的结构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解构主义者认为，结构主义因袭了西方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总是为世界设立一个本原和中心，理念、上帝、人等。围绕本原和中心，形成了一系列的两相对立，如主体与客体、声音与书写、本质与现象、哲学与文学、真理与谬误、能指与所指等），前者总是居高临下，后者则或是依附于前者的，是前者的衍生，或是其对立。解构主义对此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颠覆。解构主义理论以其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和创造性的肯定，冲击了忠实原文的传统标准，挑战了结构主义将语言视为一种静止、封闭系统的观念，强调语言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从而否定了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而产生了翻译研究的多元视野。解构主义的主旨是解构打破传统的以语言形式至上的观念，绝对规律性，同时也解构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消除原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全新表现方式对语言文字的结构和意义加以阐释。不仅如此，解构主义的另一基本论点来自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他认为读者是生产者和新文本的建构者和创造者，文学文本的语言是关于其他语言和文本的语言，语言是不确定的：一切阅读都是‘误读’：通过阅读会产生附加的文本，破坏原有的文本，而且这个过程永无止境：阅读可以改进人们的思维，提高人们的意识，增强辨析问题的能力。”误读为阅读的正常效果，也是对读者自身思维的开发提高。有力地打破了阅读只是消极的文本消费的传统观点，极大地倡导了阅读中人的主观积极性、能动性和开创性。米勒的解构主义了强调文本关系中的人的因素话语交际中，主体参与的巨大能动性，而且实际上以此揭示了在全部语言文字所表现的丰富复杂历史中蕴藏的正是现实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丰富复杂的进展。黄振定：“解构主义的翻译创造性与主体性”，载《中国翻译》，2005年第1期。
解构主义作为翻译理论的流派，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使我们以一种辩证和灵活多变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翻译理论中的各种关系。人们不再认为译文从属于原文，译者听从于作者，翻译是一种属于第二性艺术的被动活动，解构主义期。的出现完全打破了这种翻译思维体系，翻译、译文和译者的地位得到肯定，译者被赋予了无限的自由度和创造性，肯定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翻译活动的主动性，从根本上，将译文和译者地位提升至与原文和作者同样重要，甚至超越原文的地位。同时，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和中心至上的反对，弘扬了翻译和翻译标准的差异性、多元性与多维度性，颠覆了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稳定性、确定性、规律性和一致性，肯定了多元化和差异化是使文本得以延续、重生和繁衍的重要因素将翻译研究带入一个新阶段。但由于解构主义理论理性精神的缺乏，在实践上很难有指导性。按照解构主义的理论思想，译者可以对原文理解和转达无限发挥其随意性。译者能够不偏不倚地全然领悟原文本意，并能用恰当精确的语言重新表述仅仅是一个幻象；读者也很容易为自己的随意解读或者带有偏见的解读找到合法的理据。解构主义理论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使人们更多地看到它的破坏性而对其持有更多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从结构主义的语言决定论到解构主义的主体至上，我们面前呈现出两个极端性倾向，一方面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对语言规律的迷信，进而完全排斥了主体因素，另一方面是解释哲学的解构主义观点把主体个人意志的极致发挥，以致混乱。建构主义翻译观的出现，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超越语言文本彰显主体意识而又回归理性的轨道。
建构主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圣西门、孔德及马克思。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与社会学家齐美尔和韦伯又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发展。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翻译》，2001年第11期。到20世纪时已有如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理论等诸多流派，都属于建构主义的理论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