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大约在2月间，父亲从江西，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回到了上海。
他按照交通站给他的地址，很快与中央的交通员接上了头，向中央报了到。他先由交通安排在老惠中旅馆住了几天，又由交通代找了一个亭子间住了进去。
到上海后，父亲当即通过交通请求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红七军的工作。在等待向中央汇报的同时，他于4月29日写完了一份《七军工作报告》。
在这份工作报告中，父亲十分详尽地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经过和战斗历程，叙述了红七军在广西右江，转战七千里的沿途以及在江西崇义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及土地革命工作的状况。最后，他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认真分析和总结了红七军这一时期工作中的体会和教训。
他认为，首要的不足，是在七军的工作中，处处以军事为中心，而没有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问题，结果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在右江攻滇军之役，攻武冈之役，攻连州之役，均是如此。由于忽略了群众的工作，一路处于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
其次，七军应更快地离开右江地区，因为七军在右江的作用很小；七军到达广东、湖南交界的乳源、宜章一带的梅花村后，不应企图在北江立足，而应迅速到江西，如果这样决定，就不会发生在梅花村那场损失很大的战斗了。
第三，“左”倾路线对七军的指挥，导致了几次集中攻坚的错误和挫折，因此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便成了纯粹的空谈。
另外，在战役上，七军侦察工作较差，常有轻敌的观念，对于由旧部队转变而来的官兵的改造工作不够，党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点，加之土地革命没有深入，工作推动不力。
七军是由旧军队和一批新发展的农民组成的，基础较差，加上立三路线的贯彻执行，使得七军碰了不少钉子。
《七军工作报告》，洋洋一万六千七百多字，这是父亲从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工作的十分认真的总结，本应得到中央的重视。
但是，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党中央竟然根本没有听取父亲的工作汇报。父亲住在上海，只是每月从交通那里领取一些生活费用，他同中央的联系，也就是交通隔些时候来看他一下，如此而已。
在上海，父亲很快同几个熟悉的同志见了面，有李维汉、贺昌、李富春、聂荣臻等。他还在李维汉和贺昌家里搭过铺。
父亲逐渐了解到，1929年夏季他离开党中央机关赴广西工作后，时至今日，党中央和党的工作都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1930年6月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不只使红七军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使其他地区的党的事业和武装斗争也遭受损失。在白区，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立三的各大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失败，刚刚恢复的党在白区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在苏区和红军方面，红三军团由于误攻长沙失败，致使洪湖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部队亦受损严重；闽浙赣的红十军，也因攻九江未成，造成很大损失。只有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攻打南昌时，注意了发动群众，见机行事，因而非但没有损兵折将，反而扩大了红军。1930年8月，在赣南、闽西一带中央苏区的红一军团和湘赣边的红三军团会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共辖四万余部队。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引起了广大干部党员的反对和不满，因此，为时不长，仅仅三个月的时间，立三路线便已宣告失败。
1930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倾错误，停止了其冒险计划，改组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李立三本人承认了错误，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至此，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结束。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与湖南众同学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曾与赵世炎等共组“劳动学会”，后又与蔡和森等共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因参加“争回里昂大学运动”而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在1927年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中央改组后任临时中央五名常委之一，曾参加南昌起义，在1928年党的六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务委员，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以他为代表的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曾给党和革命武装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他因此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认识和改正了错误。此后，他赴苏联学习，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事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文版的翻译工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后历任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以“特务”等多种罪名并被关押，1967年6月被迫害致死，终年六十八岁。1980年，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李立三也和瞿秋白一样，都是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都是由于他们的错误领导而使党的事业遭受巨大损失的人，也都是知错能改、胸襟磊落之人。李立三后来能从点滴小事作起，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在与林彪、江青斗争中，坚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气概，他的名字将与中国共产党同在，虽死犹生。
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的早期，的确是命运多舛。在它自身的发展成长过程中，一次、二次、三次地遭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而且，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那时甚至尚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既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持，又屡遭共产国际的干涉和错误指挥。
1930年9月，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结束后，共产国际的米夫来了，直接插手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米夫假手于王明，独断专行，横加指点，由王明发展成了一条更为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完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曾随该校副校长米夫来华，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和党的刊物《向导》的编辑，大革命失败后又去苏联，在中山大学工作。王明在苏期间，深受米夫器重，在中山大学任支部局负责人时，即在米夫支持下进行宗派活动，打击迫害反对他的中国同志。1929年，王明回国，从事地下工作，他原本支持立三的“左”倾观点，在听说共产国际批评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错误的那次会议）后，他在中山大学回国学生中进行串连，积极反对三中全会和新的中央，他和博古（秦邦宪）两人连续给中央写信，批评中央，公开打出“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指出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但王明等人则毫无忌惮。中央对他们让步，不行，分配工作，也不行，硬是闹着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为什么当时的中央奈何他们不得而任他们胡闹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后台。
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产生自己的坚强领导核心，还没有自己的领袖和中坚人物，所以，在许多问题上，不得不听从和服从共产国际的意见。
1930年12月，米夫来中国了，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直接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了。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的主持人仍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但实际上的操纵者却是米夫。在会上，自始至终充满着激烈的争论。米夫等人在会上名义上是批判立三路线，实际上是要达到改组中共领导的目的，扶植王明上台。在米夫把持下，会议认为“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并改选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这个新的政治局的名单是由共产国际事先拟定的，总书记仍是不起作用的向忠发，王明进入政治局，实际上把持了中央领导权。
就这样，一个“只有些小聪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就这么样的当了中国共产党的家！
王明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和阶段性，把反对资产阶级乃至中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起来；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不仅可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且可以进而夺取全国的胜利；夸大“城市中心论”，轻视并否定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士；在党内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并在党内对持有不同意见者开展过火斗争，甚至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