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必业将军说：“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
到了1936年5月，为了避免内战，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黄河以西的陕北地区，结束了历时两个多月的东征。
东征回来以后不久，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父亲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接替罗荣桓的工作。那时一军团政治部的驻地是陕北的雨珠。
这期间，中央在大相寺召开了一次会议，总结工作和纠正作风，父亲和一军团、十五军团其他的高级干部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期间，父亲还领受了一个任务，和罗瑞卿一起，受中央直接派遣，在一军团的一些部队做调查研究、考察干部。
王平老将军就是在这次第一次认识父亲的，那时候他是在第四师当团政委。
王平将军告诉我：“中央派中央保卫局长罗瑞卿和你爸爸来了解情况，你爸爸找我们大部分干部谈了话。我有什么就说什么，你爸爸说我讲话坦率。后来罗和他还给我们讲了话。那次我对你爸爸的印象是，他很冷静，严肃认真，讲话不多，但简明扼要。他讲话句子短，好记录，而且观点明确，讲的都是有用的话。”
中央直接派邓小平去执行调查研究的任务，这是第一次。调查完以后，罗瑞卿和邓小平二人向中央做了汇报。
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又调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的兵力，准备对红军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之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实行西征。
从1936年5月出发至7月底，红军在陕甘宁交界地带迅速开辟了纵横四百余里的新的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此后一段时间，局面相对稳定，前方基本无战事。利用这个机会，部队进行了训练和教育工作。
据梁必业将军回忆：“东征回来以后，我们筹了款，筹了粮，还从山西带回不少的骡子。西征以后，仗打得少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已开始与我们搞统一战线。这段时间里，小平同志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朱瑞。邓管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教育工作，特别是抓干部教育。我们这些人，从小参军，要讲比较系统地学政治常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习班的课，从政党、领袖、群众讲起，讲社会发展史。我们听课，讨论，还测验、打分数。朱瑞、小平同志都讲课。许多部队的同志在这里把参加革命的朴素的阶级觉悟，逐渐向理性上升，建立了理性觉悟。我们办学习班的地点在宁夏七营川一带。”
当时在一军团做侦察工作的苏静将军说：“1936年小平同志组织我们学习，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学世界知识，学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课，给我们发学习材料，出卷子考试，还打分数。有时开讨论会，我们问问题，他解答问题。以前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打仗走路，这次小平同志组织的学习，使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梁必业将军告诉我，政治部除了抓学习教育工作以外，还要管敌军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宁夏是回民居住比较稠密的地区，因此，政治工作还要面对民族问题，开展对回民的工作。另外当地哥老会的势力很大，也要注意对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邓管的。
梁将军还记得，1936年8月到9月间，军团政治部驻在宁夏的豫旺地区的五里洞，这时中央军委托邓小平带一个检查团到十五军团检查工作。
梁将军说：“邓带了我、唐亮和蔡元兴三个人，由一个十二人组成的精干的警卫班掩护，到驻陕北的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和七十五两个师去检查工作。邓主要是和师团干部谈话，我们是和下面的干部战士谈话。这个任务不是一军团派邓去的，而是中央和中央军委派邓去的，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回来后，邓向中央做了汇报。”
这是中央第二次派邓小平去做调查研究工作。可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对邓小平是十分信任的。
据梁必业和苏静说，这个时期，许多一军团的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的社论，都是由邓亲自编写的。
梁必业将军说：“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也是他的特点。”
就在红一方面军驻扎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时候，发生了红军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
1936年10月间，红军第二、四方面军，经过极其艰难的跋涉，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终于长征到达陕甘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张国焘自从在长征途中和党中央分裂后，把红四方面军拉入川西和西康地区。在那里，他自恃人多枪多，竟然另立“中央”，自封为党中央“主席”。由于国民党大兵“围剿”，川西不能立足，红四方面军被迫不断西撤，到达甘孜地区后，部队仅余四万余人，客观形势迫使张国焘宣布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力争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同中央会合。
经过三个月的征战，红二、四方面军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终于北上陕甘宁，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会师。
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甘肃宁夏一带西渡黄河，进入人烟稀少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在这里，红四方面军受到了马步芳地方国民党军队的重创，西进失败，许多指战员和著名红军将领英勇牺牲。其中数百人在李先念带领下到达甘肃西部，由陈云接至新疆。其余失散人员数千人东返，受到援西军接待，陆续回到陕甘宁地区。
鉴于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193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先表示认错，但实际上拒绝党对他的挽救。1938年4月，他偷偷摸摸，只身逃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此投靠国民党，充当了一名为人不齿的反共走卒。同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将他从革命队伍中除名。
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这时，中国共产党由其诞生之日起，才经历了短短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个春秋，是何等的短暂，又是何等的漫长！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十六年中，经历了多少难以形容的磨难，而正是这些磨难，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成熟，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这个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政党一步一步更加坚强，更加壮大。
共产党对敌对阶级的斗争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而共产党党内的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斗争也同样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之伟大，也正是由于它敢于正视自身的缺点，敢于纠正自身的错误。在建党以来的这十六年中如此，在今后的漫长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亦是如此。如其不然，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它早就会被淹没，会被摧毁，会自我消亡的。
父亲多次说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随时都会有“左”的或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除了陈独秀一次右倾投降主义以外，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他说，右，可以葬送我们的事业，“左”，也可以葬送我们的事业。他说，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哲学。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战胜了挫折和谬误，一步又一步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前进。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以绝对弱小的劣势去最终赢得巨大的胜利成果，就在于他们能够正视自身，能够清醒地正视自身的谬误，并能够纠正谬误，从谬误中走出，继续向着真理前进。
一个政党，一个事业，一个人，都要能够不断地自我更新，才能取得进步与飞跃。教条主义，僵化思想，只会导致自我窒息，甚至死亡。
另一方面，一切不切实际的和不能正确估价形势的盲动或消极，也都会导致事业功败垂成。
作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领袖，随时随地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随地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随时随地要防止和纠正“左”的和右的谬误，是多么的不容易，又是多么的责任重大啊！
纵观这十六年的党的历史，纵观这七十多年的党的历程，今人和后人，应该能够从中学习和领悟一二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在陕甘宁根据地站稳了脚跟，以这块中国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为起点，开始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将更高地举起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帜，去开辟一个全新的局面。
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也将随之走向那如火如荼的抗日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