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孙中山虽然进入广州，但情势多变，政局不稳。孙中山率军奋力击败了广东的叛军，击退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打退了陈炯明的进犯，取得了保卫广州的胜利。滇军在这些战事中表现突出，深受孙中山的倚重。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代表大会，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并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
浦在廷随滇军在广州期间，一方面将长子叫到广州开拓公司业务，一方面参与军务，并将第二个儿子送入新成立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班学习。
在这个时候，孙中山为了鼓励浦在廷发展民族工业的成就，为浦在廷亲笔题字：
“饮和食德”。
据母亲家的人说，外祖父一家人把孙中山的题字视为至宝，做成巨形匾额，一直悬挂在堂。
浦在廷先是经商，后办实业，最后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军，到了此时，可以说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点。在这以后，他的事业，受到了重大打击，并从此元气丧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北京。
5月，云南军阀唐继尧阴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驻粤滇军总指挥杨希闵与之串通，叛变革命。
就在这个时候，浦在廷被拘捕软禁。
关于他被软禁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因为他支持北伐军，为杨希闵所不容，故意陷其下狱。也有人说，他的罪名是，任军需总局和烟酒公卖局局长时，有贪污行为。
在旧军队中，军需总局和烟酒公卖局局长之职可是一个道地的肥缺，有职有权，而有权便可有钱。要说浦在廷有贪污行为，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尽管他致力于发展实业，尽管他支持和参加国民革命，但他毕竟是旧社会中的一个旧式人物。要设想让这些旧军人、旧商人出污泥而不染，恐怕就太天真了。但是，他被软禁，与滇军内部的矛盾，与拥护还是背叛国民革命，肯定是有关的。因为他后来被释放出来，还是在范石生北伐归来之后救了他的。
外祖父在广州期间，一度曾发了财、做了官，因此写信回家，让我的外祖母也到广州，共享荣华。于是，我的外祖母从云南出发，赴广州去找外祖父。她千里寻夫，身边带的是他们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
妈妈说，那时她才四五岁，跟着她的母亲，从云南先到现在的越南，再从越南乘船到香港，最后才从香港到了广州。那时妈妈年纪还小，别的事儿记不得了，但到了香港，那里的房子又高，巷子又黑又窄，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广州后，外祖母、我的母亲和外祖父住在一起，直到1925年外祖父被软禁。
后来，范石生保我外祖父出来后，外祖父母带着我的母亲，一家三口人，从香港经越南，又才回到了云南的首府昆明。
浦在廷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外闯荡一番，不仅为人所陷，脱离了军界，而且在广州的财产也损失殆尽。至此以后，他不再外出，主要就在云南的昆明和宣威从事工商业活动。
俗话说，祸不单行。浦在廷在广州蒙难才过，在昆明又遇一险。
大家一定还记得，在前面我介绍过，浦在廷办大有恒公司，是把原宣和公司倒闭后留下的机器拿来作为办厂基础的。他有言在先，等到发达了，要归还宣和公司原股东们的本金。可是到了后来，一是因为浦在廷一路在扩大生产，资金总嫌不够；二是因为中途受挫，伤了元气；三是他本人可能也根本不想将这些陈年旧帐还掉，所以，他一直没有全部归还完这些钱。于是乎，那些原来宣和公司的股东们便不予甘休了，他们共同起事，告了浦在廷。云南当局断案，判将浦在廷下狱抵债。眼见得就要遭受囹圄之苦，浦家赶紧买通官府，让浦家一个老管家代替浦在廷坐牢了事。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形势日益恶化。特别是在日本侵入了东南亚和占领了中国的上海、广州等对外通商口岸后，云南火腿罐头的外销全部停止了，内销的范围也大大下降。同时，做罐头所需用的马口铁，原来全部依靠进口，海路断了，原料也断了，罐头就做不成了。著名的云南火腿罐头工业，受到极大的打击，从此再不复昔日的光彩。
浦家是一个大家庭，浦在廷这一代是兄弟四人。浦在廷本人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他的长子一直作为其父的左膀右臂，帮助经营大有恒公司的生意。
次子被其父送入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还担任过连长之职。浦在廷乃是一个有雄心的人，在那个军阀当道的社会里，他深知，要想发达，必须在军界有人，他殷切地期望儿子能够在军界发展。但是，他的这个儿子却不争气，实在过不惯军旅生活，脱离军队回了家，此后也就在云南随父经营产业。
三子由其父于1927年送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参加了一些进步组织，从事爱国活动。回国后，在1928年，由我国著名学者、云南同乡郑易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的地下工作做过一些事情。后来他消极脱党，回到家乡，在其父的名下当了一个小老板。
四个女儿中，除大女儿早年即嫁人外，其他三个女儿，也就是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后来都相继离开家庭，到北方求学，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终身的革命者。
到了解放前夕，浦在廷早已年迈退休，从昆明搬回宣威养老，浦家的产业，分由三个儿子经管。那时候，浦家的火腿罐头生意还照常在做，但赚钱不多，要养活二十来口人的大家庭，支付不小的日常开销，实在入不敷出。幸亏家中还有田产，还开了一个煤矿，每年靠这些进款，也才仅够维持家用。
1950年，浦在廷病逝，终年八十。
那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横扫中国的南边大陆，我的母亲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到了四川的重庆。
听到浦在廷病危的消息，我的母亲带着我的二姐，回了一趟宣威，赶在她的父亲临终前见了一面。
解放后，宣威火腿工业由政府接收，经过几十年的曲折，现已扩大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县级工业企业，其产品行销海内外，供不应求，目前正在谋求不断扩大生产，扩大销售。这样的事情，正是浦在廷所梦寐以求的，也是他奋斗了终生，而未能实现的。
纵观浦在廷的一生，的确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奋斗史，是一个中国民族工业的开拓者的奋斗史。他有雄心，有壮志，有胆略，有经营之道。他倾向革命，有反对封建帝制的进步性，但同时又是一个封建性相当强的旧式人物。他勇于开创一个事业的先河，但同时又受到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限制。他一方面发展工商业，一方面又想跻身军界，但却同时受到军阀官僚势力的双重倾轧。
浦在廷一生的道路，有成功，有失败。他凭着终生的奋斗，也终未能够实现他那鸿鹄之志。他的奋斗经历，与千千万万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拓者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当然，与沿海地区，与中心城市的那些颇有成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优秀实业家相比，他是怎么也不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但是，每一个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开拓者，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与浦在廷相类似的遭遇和命运。
在中国这个国家的五千年文明历史中，有着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阶段。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就一直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封建国家。虽然王朝几经更迭，虽然时光如梭飞逝，但在中国这一硕大沉重的躯体之上，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势力，如阴魂般、如符咒般，顽固地徘徊不去。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当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在中国萌动的同时，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也来了，而且是极其蛮横地、明火执仗地来了。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从其发展的一开始起，就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大强权势力所压迫和限制，它的发展道路，既艰难曲折，又充满荆棘。
到了公元1911年，中国虽然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政权，但这个政权却逐渐丧失了革命性，逐渐充满了腐朽的封建性。在此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得到了一些发展，但它的命运，却尤如在顽石的缝隙中长大的豆芽，既弱小，又被扭曲。
在中国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三十八年后，中国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稍微成形的工业体系，仍然是一个封建性十分强大的社会形态，仍然是一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落后的农业国家，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前夕，旧中国的经济形态是这样的：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渗透在旧中国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对外贸易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等广泛的领域之中，基本上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命脉。
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以蒋介石等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控制了全国产业资本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真正的民族资本，则只是栖身于工业、手工业、商业及金融业等领域中，总共净资产才只相当于现在的二十来亿人民币。而且，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既无政治上的权力，又基础薄弱，因此他们还必须与封建地主阶级相依存，并且需要依赖和仰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势力。他们完全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与强权势力望其项背的能力。
浦在廷的一生，从奋斗伊始，到事业有成，到发展受挫，到再无发展，是相当大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的开拓者的具有代表性的真实写照。他们也能够辉煌一时，但最终，还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压制和吞噬。
浦在廷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与在沿海大都市内，一些大的、成就显赫的民族资本家一样，始终没有伸直过腰杆，始终没有获得过能够任其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始终处于寄人篱下的屈辱地位。
这，就是浦在廷的悲剧，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