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长成一个梳着两条小辫子，开始懂点事儿的小姑娘开始，我就知道，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
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
我的哥哥姐姐们生在战争环境，因为爸爸妈妈要行军打仗不能带着他们，所以都是生下来不久便送到农村的奶娘家去哺养。我们五个孩子中，只有我和我的弟弟，是解放后出生的，因此也是由妈妈自己喂养长大的。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妈妈可能对我和我的弟弟两个人就照顾得更多一点儿。从小儿，别人总是说我娇气，说都是因为妈妈宠的。其实，妈妈是有点宠我，可是我不听话的时候，挨打也是挨得最多的，这点，别人就不知道了。所以，对于别人的这种说法，我从小打心眼儿里，一直就不怎么服气。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个家庭里，爸爸当然是核心了，但妈妈却是中心，我们这一群孩子，是围绕在妈妈的身边儿长大的。
爸爸忙，教育孩子的工作主要是妈妈的。除了生活上的照顾以外，妈妈因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所以特别注意从小给我们灌输科学知识。哥哥姐姐们平时上学，住校，每到周末回家，吃完饭后，我们全家总是围坐在餐桌前，听妈妈“讲授”各种各样的知识，诸如什么核裂变呀，连锁反应呀什么的。对于我们这些小的，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反正都得坐在那儿听！孩子们一边听，一边插嘴议论，有时还会争论不休。因此，这张餐厅里的餐桌，几十年来，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个“自由论坛”。直到现在，在我们家，依然如此，只不过参与七嘴八舌的人，又多了几个孙子辈的健将。
我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妈妈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我的哥哥，二姐和弟弟三个人，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仅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在潜移默化之中，妈妈对我们的影响力之巨大。
就我来说，我打心眼儿里爱我的妈妈。所以，在我写这本书的一开始，我就想好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我的妈妈的故事告诉大家。
真是的，等着写关于妈妈的这一章，我早已是急不可待了。
这是一个很朴实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
妈妈的经历，不像爸爸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但在那个时代却同样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的人生道路。
有这么一个小女孩儿，她的名字叫作浦琼英。1916年4月，她生于云南省宣威县的一个工商业家的家庭。她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
关于她的家庭，前面一章的介绍已使大家一目了然，这里不必赘述。
她的家，虽说不上是那种“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却也是一方名绅，富甲乡里。
她的爸爸，是云南著名的“火腿大王”浦在廷，她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她是最小的女儿，自然得些便宜，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浦琼英长得可能多几分像她的爸爸，健康的肤色中，脸蛋红红的，好像阳光下的苹果。两条又黑又浓的长眉，像两道拱门弯在额下。一双眼睛大大的，眼皮双双的，睫毛长长的。笑起来，又开心，又无拘无束，很是讨人喜欢。
自打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她便吃得饱，穿得暖，万事不用操心。因为，上，有父亲的庇荫和母亲的偏爱；下，有兄长们的呵护和姐姐们的陪伴。这种优裕的生活，使她从小养成了一种开朗，活泼，凡事不用计较，又不善盘算的性格。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受宠的人嘛，总不免有点娇蛮。她的二姐浦代英看不惯，有时也会背着父母“整”她一下。
到了该读书的年龄，她和姐姐们一道，请私塾先生授业，学背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和女儿经。说来也怪，她们的先生教书，只教背书，不教认字。所以，她们读的竟是“白字书”！
再长大一点儿，她的父亲因为生意的关系，搬到省会昆明长住，她们全家也就都到了昆明。在昆明，浦家三个女儿：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一起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后，她们又一起考入昆明女中，在那儿接受中学教育。
她们的生活，虽然平稳无忧，但也并不是静水一潭。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波涛，同样冲击着她们那少女的心灵。
云南，地处西南，远离中华腹地，古时为蛮夷之地，到了近代，仍是文化落后，生产极不发达。在那里，人们的思想虽也受过新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冲击，但总体来说，相对沿海地区，还是大大地落后和保守。封建主义的势力，在那里，也更为顽固和强大。浦在廷虽参加过国民革命，但其家庭，仍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的旧式家庭。
诸位一定看过名著《家》、《春》、《秋》吧，巴金笔下的周公馆，即是一个典型的四川的封建家庭。可能因为都在西南地区，因此，云南的浦家所发生的故事，和巨匠文豪所塑造的典型竟有这么多的相似！
在浦家，有不止一个人参加过国民革命，但当他们回到家乡后，回到旧式的生活环境中为旧式的生活所包围后，都迅速地消失了革命的热情，逐渐落为平凡而毫无光彩的人。老二北伐回来后，当了个开小煤矿的小老板；老三脱离共产党后，在家乡并无什么成就，还和妻子一起双双抽起了鸦片烟。浦在廷在回乡之后，事业中落，也再没有恢复到往日的鼎盛。
浦家是一个大家庭，到了浦琼英这一辈，光是叔伯姐妹，女孩子就有十三个，浦琼英排行十三，是最小的。在她的上面，有数不清的姑姑婶婶姨姨姐姐。
这些浦家的妇女，生活在更为封闭的封建囚笼之中。她们中间的一些人，更是这个大的生活体系的最低层。这些旧式家庭中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立，婚姻不能自主，就是终日享受荣华富贵，也不过是父亲、丈夫、儿子的依附品。她们中间，有的受到继母的虐待，落下终身残疾；有的因丈夫讨小，精神郁闷；有的嫁出门去，遭到夫家欺凌，最后吞金自杀
浦琼英和她的两个姐姐，从小亲眼目睹这些周围事情的发生，从小就为这人世间身为女性的不平等遭遇而愤愤不平。在先生那里，在长辈那里，她们学的是女儿经和三从四德。在生活中，她们学到的是，在这个环境中，她们家族中那些年长女性们的不幸的悲剧，就是她们未来的命运。
在她们小小的心灵中，常常萌发出反抗的意识，但是，究竟怎样反抗，她们却并不知道。
只有时代的浪潮，才可以涤荡社会的沉闷之气。
浦家小姐妹的哥哥，从日本归国，带回了许多革命书籍和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三姐妹拿在手里，十分新奇。那些革命的道理，那些真理的揭示，她们并不全懂，但读了之后，却如沐春风，使人耳目顿新。从此，她们开始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的启迪。
到昆明上学以后，比起宣威来，她们感受到了更多的新鲜事物。
在中学里，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宣讲耕者有其田的基本道理。浦家三姐妹，受她的感染尤为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的道路上，铐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一路慷慨悲歌，一路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她那大义凛然、英勇赴义的场面，震撼着每一个学生的心。从此以后，共产党人的形象，便深深铭刻在浦家姐妹的心底。
对比她们老家那些封建女性的命运，这个共产党员女教师的形象，要高大得多，光辉得多！
追求自由，追求妇女解放，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逐渐在浦家姐妹的心底明确。
1931年，在北平要举办一个全国运动会，各省挑选代表选手参加。浦琼英，被选为少年组六十米短跑的代表参加了云南省代表队。
他们的代表队从云南出发了，但当他们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迅速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这时，国难当头，运动会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折返。
参加运动会，固然很令人兴奋，但是浦琼英心中的目的，则是想通过参加运动会，走出家门，走出云南，到北平去念书。没想到刚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她实在心不甘，情不愿。
这时，浦琼英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了，已经很有主意。她下定了决心，不回云南。她写信给她的哥哥，要求去北平读书，并表示了不回云南的决心。
她的决心，终于获得了家里的同意。
浦琼英高兴极了！她坐船到了上海，找到郑易里。郑易里是她哥哥的留日同学，是他哥哥的入党介绍人，又和浦家有生意往来。因此，郑易里从此便负责起来，从上海往北平，每月给浦琼英寄生活费用。
在郑易里的安排下，浦琼英到了北平。
在北平，她先是投靠一个表姐，不久，便搬到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宿舍去住。由于云南文化水平和北平有一定的差距，浦琼英在一个补习班学习了几个月，1932年，她考入了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风淳正，思想活跃，成绩优良。浦琼英在这个新环境中，很快地就适应了，而且生活得十分愉快。
她人生来聪明颖慧，活泼开朗。学习起来，轻松有余，学习之外，又结交了一些同乡好友。许多著名人士都当过她的同学，比如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胡乔木的夫人谷雨等等。她还和张瑞芳在学校同台演过戏呢！张瑞芳演丫头，浦琼英演小姐。
学习之外，她和几个云南的老乡一起，经常出去郊游，去泡茶馆，去戏园子听戏，生活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在家乡的那种沉闷之气一扫而光。
在北平，她爱上了京戏，她的一个年长的同乡还请了人教唱。可惜浦琼英的五音不全，不能学唱，但她年龄小，记忆好，跟在别人后面，把那些名戏名段子，全都背下来了，以后几十年都没有忘记！
在上中学的一年间，浦琼英得了肺病。她到南京去住医院，还去了一趟上海。这些，都是由郑易里照顾的。
家里每个月给浦琼英五十块大洋的生活费，这钱可不少呀！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一袋面粉。浦琼英年龄不大，又好玩，钱是不少，可每个月也不知道怎么地，就都花光了。她从小养成的这种大而化之，不善理财的性格，影响了终生。解放后，我们家的生活从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改为工资制，面对八口人的大家庭，一时之间，她简直都不知道应该如何颁派是好了。
对于浦琼英来说，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的阴影，在北平高高兴兴地上学，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了。但是，那个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时局万变。民族危亡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心，对于浦琼英，也不例外。
东北沦陷后，许许多多的东北流亡学生聚集在北平，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一曲低沉激忿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飘荡在这古城的大街小巷，飘荡在大学中学的校园之中，震撼着人们的心田。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呼声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的各界、各阶层人士均纷纷响应，以各种形式开展募捐，支援抗日军队，并纷纷抵制日货以抗议日本的侵略。
要求停止内战，要求对日本进行神圣抗战，已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
1935年，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国民政府不断胁迫，凭借着《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五省，加紧制造所谓的“华北自治”。
在日本侵略者昭然若揭的侵略野心面前，在马上就要沦为殖民地的危机面前，北平的学生，再也不能沉默了。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喊“不当亡国奴”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