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最为艰苦困难的1941年和1942年，终于过去了。
历史的时针，指向了公元1943年。
1943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的一年，也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由困境中走出，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关键的一年。
正义终归是正义，正义终归会战胜邪恶。
正所谓是盛极必衰。
国际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发展到了顶头的时候，也就是它的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
1943年春天的来临，向全世界人民预告了胜利的佳讯。
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开始了对德国法西斯的战略反攻。德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5月13日，北非战场上最后一批德、意法西斯军队向盟军投降。
7月10日，美英联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直逼意大利本土。
9月3日，意大利向盟国投降，欧洲法西斯阵线彻底瓦解。
在太平洋战场上，2月，美军攻占瓜达尔卡纳尔岛，进入战略反攻。日本仓皇转入战略防御。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和在中国战场上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争，加剧了日本国内矛盾。
1943年，日本内阁两次改组，政局不稳，人心动摇。其经济濒于破产，国内人民和士兵的反战情绪异常激昂。
面对这日趋不利的国际国内形势，日本侵略者，更加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上抽调更多的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以阻止美军的反攻。侵华日军确定首要任务是确保其占领区，确保重要资源开发区、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同时将部队调整，保持六十万人的兵力。
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人民一派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那么，此时，中国的国民党怎样筹划？蒋介石又如何作想呢？
蒋介石还是蒋介石，他永远改变不了消灭共产党的最高宗旨，也永远不想改变。
对日本侵略军，蒋介石是又抗日，又“观战”。在1943年中，国民党军队除了印缅远征军在缅北反攻作战中取得一定胜利之外，在国内正面战场上，仅仅进行了有限的几次防御作战。他的手，他的枪，是要腾出来打共产党的。
对于坚持了五年多对日本侵略军进行艰苦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战果，无疑是对他们的巨大鼓励，使得他们进行抗战的信心更加坚定。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客观事物，从来都要作出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和冷静的客观分析。
只有有了正确的客观分析，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1943年1月，毛泽东即指出：希特勒总崩溃已为期不远，中国的时局将好转，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但是，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要想尽办法熬过两年。
后来，他又指出：我党应在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日军，应用一切方法去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要大力发展生产，坚持政权建设。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加强作战，二是加强团结，三是改良政治，四是发展生产。
最终的目的，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晋冀鲁豫，经过1942年以来的斗争，根据地严重退缩的局面已大有改观，但由于敌人连续不断地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的生产力急剧下降，财政经济空前困难。
对于晋冀鲁豫军民来说，总的形势是有利的，但眼前的困难仍然是巨大的。
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以及所属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各军政首长参加了会议。
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作了关于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总结和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
邓小平指出，当前敌我之间的斗争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要掌握住敌强我弱的特点，原则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我们要掌握正确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的人民对敌斗争。要建设根据地，斗争中坚持敌进我进，在进行游击战的同时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
温村会议，确定了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晋冀鲁豫区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各根据地和各抗日民主政权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出了重要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传统，历来是分析形势，制定政策，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带领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
一是力求实事求是；一是力求政策正确；一是力求思想统一；一是力求行动一致。
这些作风和传统，与中国的其他政党相比较而言，具有其鲜明的特点，更是国民党所不具备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思想的政党组织，是一个有行动的政党组织。比之国民党那种貌合神离，各具私念，势力划分的涣散的状态，共产党，具有明显的威慑力。
蒋介石明白这一点。他的切肤之痛，乃是未能在共产党弱小之时，将其扼死于摇篮之中！
正确分析形势，是正确制定政策的保障；而正确制定政策，又是争取胜利的保障。
由于思想明确，政策措施正确，在1943年，在刘邓首长带领下，全晋冀鲁豫军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胜利。
1943年上半年，日本侵华军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春、夏季“扫荡”。
5月初，日伪军二万余人“扫荡”太行根据地。日军采取梳篦队形步步压缩，企图将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主力围歼于辽县、涉县之间清漳河两岸的狭窄地区。由于我军早已判明情况，及时转移，并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了有效的反“扫荡”作战，至5月下旬“扫荡”结束，我军共歼敌二千五百余人。
5月，在豫北的国民党庞炳勋、孙殿英部投敌后，配合日军进犯我区。我一二九师发起了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我军成功地运用奇袭、强攻和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等战术，两次战役共歼日伪军一万二千余人，并开辟了卫南、豫北的广大地区。
战争，就应该是勇者胜，智者胜，正义者胜！
下半年，日军再次向我华北敌后各根据地发动秋、冬季“扫荡”。
9月21日，日伪军三万余人，向冀鲁豫根据地“扫荡”。10月12日，日伪军一万五千余人再次“扫荡”该区。至11月中旬“扫荡”结束。由于我军先行转移，适时出击，共进行大小战斗三百余次，歼敌四千余人，并恢复和开辟了部分地区。
10月1日，日伪军二万余人，在飞机支援下，采用“铁滚式”新战法，对我太岳根据地实行毁灭性“扫荡”。至11月底“扫荡”结束，我军对敌作战七百多次，杀伤敌军三千五百多人。
在反“扫荡”的同时，我八路军积极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深入敌区，四面开花，有力地打击了敌军。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也在继续。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
此乃司马昭之心。
此君在此时造此舆论之用心，人们一看即知。
蒋介石颇有预见，他怕抗日战争一旦胜利之后，他对付不了共产党。
蒋介石这一辈子，恨的是共产党，怕的也是共产党。
在制造舆论的同时，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各部包围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我华中、华东抗日根据地发动进犯，并准备向我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为了避免内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决回击顽军的进犯，一方面作好大规模应战的准备，一方面向全国发出强烈呼吁，揭露国民党的战争阴谋。
蒋介石这种外虏未灭，先打同胞的卑劣行径，立即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连英美等国也公开表示反对。
在强大的压力下，这场预计波及西北、华北、华中各地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于1943年7月，彻底破产。
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抗日战争前就在进行，抗日战争中从未停止，抗日战争后还将继续。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于这点，国民党人心里明白，共产党人心里也明白。
在1943年中，对于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对于晋冀鲁豫根据地，对于在太行山上的刘邓，有一项重大的任务，贯穿整年。
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抗灾救灾。
1943年的天灾，真是何其多哉！
1942年和1943年，发生了五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秋旱完了是冬旱，冬旱完了是春旱，春旱完了又是夏旱，晋冀鲁豫一些地区的农业收成只达常年的二三成，个别村庄甚至颗粒无收。全区需要救济的灾民约有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万人之多。
1943年夏秋，发生了规模空前的蝗虫灾害，这场巨大的灾害直至1944年。这次毁灭性的灾害波及了大半个边区，使根据地的庄稼几近无收。
同年八九月间，又遭天下暴雨，太行浊漳河和清漳河两岸冲走了大量滩地，冀南、冀鲁豫的卫河、运河、滏河等河多处决口，不少县区一片汪洋，淹没村庄三四千个。
“面对自然灾害，敌人更加趁火打劫，造谣破坏。灾区部分干部和灾民也产生了一些消极、悲观、失望的情绪。市场上物价波动，食品价格大涨，衣物家具等的价格则大跌。社会秩序动荡，人心不安。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师部、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发出了救灾的决定和指示。”
当时的处境的确是困难哪！
根据地本来就已缺食少衣，平汉线敌占区的灾民还每日不断拥来。根据地干部每人每天供应一斤粮食，还要响应号召节约二两来救济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