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度荒充饥，八路军们就去采集野菜和树叶，与粮食一起煮饭吃。高级干部的小灶里，粮食也不多。在一二九师师部，你走到食堂里，揭开锅盖，看到的也是野菜稀饭。
政委邓小平对来人解释道：由于太行区连年灾荒，收成减少，特别是敌人连续大“扫荡”破坏很大，再就是太行区人口少，负担很重。太行区人口数有一百五十万，只能负担三万人的抗日部队，但实际上我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大大超过这个数。太行区人民不仅要负担部队和地方干部，还要负担一二九师、太行分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这一级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华北其他根据地也有困难，加上敌人封锁，支援太行也很困难，我看主要还是靠我们党政军人员和太行山人民大家动手发展生产，这样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至于吃野菜，太行人民这几年来都是瓜菜代了！
父亲说的都是实话，当时在太行，绝大部分人家都采集野菜以补粮荒。一些灾情严重的地区，一开始还能采到榆钱榆叶和着粗高粱面煮饭，到了后来，连槐树、柳树、杨树的叶子也成了宝贝了。
父亲提出：“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
他又说：首先，我们要确定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
他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报告：太行经济已接近枯竭点，今后必须注意生产，讲求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军政方面也要切实注意粮食物资的积蓄。
要厉行节约！
刘邓一声令下，全区立即施行。
部队的小米供应，主力部队由一斤半减到一斤，机关人员由一斤减到十三两（旧制十六两一斤）。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发一元五到五元的津贴费。办公费、菜金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食粮不够吃，以野菜补充。刘邓二人以身作则，一样节约用粮。
当时整个的部队和干部，都处于半饥状态，但是军纪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1943年的秋天，太行山满山遍野的成熟了的柿子挂在枝头，红彤彤的，实在诱人，但是，八路军的战士，没有一个人去采摘。
入冬了，部队好不容易才筹措到土布和棉花，来不及集中缝制冬装了，就把土布、棉花发给各单位，动员人人动手，自做自穿。没有染料，就找草木灰和树根染色。不会剪裁，就请老百姓帮忙。那些拿惯了枪支的大手，也学着拿起了针线。
刘邓也和大家一样，穿的是深一片浅一片的灰土布棉衣。有一回，供给处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细灰布的棉衣，被刘邓坚决退回，还被斥责道：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是要我们脱离群众。
刘邓和大家穿得一样，吃得一样。干部和战士穿得一样，吃得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民，心能不齐，劲儿能不往一块儿使吗？
根本的出路还是要发展生产。
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太行分局会议，专门研究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问题。
邓小平在根据地和部队的生产会议上作了报告，题为《努力生产，度过困难，迎接胜利》。
他说：必须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今后应把生产当作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
在救灾中，边区政府除了尽最大的能力向灾民发放救济粮款以外，特别强调生产自救。政府帮助农民逐户制定生产自救计划，有效地克服了他们的迷信观念和悲观失望，调动起人定胜天、战胜困难的积极性，还在有条件的地区帮助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
就这样，在太行，在太岳，在冀鲁豫，在冀南，整个的晋冀鲁豫大地上，掀起了生产救灾的热潮。
父亲于1943年7月2日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文章对生产救灾的过程，作了生动而又详尽的介绍。
他写道：
“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犁地、选种、下种、选苗、锄草、夏收、秋收，还要适时地积肥、施肥……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
刘邓亲自抓生产，还亲自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8月初，久旱之后下了一场雨，邓政委指示边区各机关学校，全体动员，帮助群众补种改种。他亲自组织和指导机关工作人员帮助群众抢收。
在邓政委的办公室里，支起了一台土造的手工纺线车，他亲自动手，带头学纺线。他的夫人卓琳和其他的女同志，也都下地种粮，在家纺线，还用纺出的线为部队编织线衣。
嘿，我妈妈那一手又巧又快的毛线编织技术，就是在太行山练就的。解放后，我们那么一大家人老老少少全身上下的毛衣毛裤，全是妈妈凭着这手本事，编织而成的。
在刘邓的带头作用下，仅太行区，各部队于1943年即种地十万亩，其中开垦荒地八万多亩，总收入达一千五百万元以上。而且自制香烟自给有余，布匹、毛巾等自产物品还可往外运销。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为了稳定货币和物价，10月间，冀南银行还发行了冀南钞票。该种钞票逐步在整个晋冀鲁豫地区流通了起来。货币的发行，补助了财政上的不足，还有效地扶持了生产。
在这一年中，在邓小平亲自督促参与下，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还通过并颁布实施了“统一累进税”，这项税制，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不仅进一步奠定了财政的基础，而且提高了各阶层的生产热忱。
这一年的8月份，太行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害。
这是一次毁灭性的虫灾。
飞蝗来时，一落地就是几座山、几道沟。无穷无尽的蝗虫，飞过来遮天蔽日，落下来盖地无边。太行地区百分之四十六的地区受灾严重，受灾面积达三千平方华里，受害庄稼六十万亩，其中被吃得颗粒无收的有二十七万亩。
怎么办？有的人提出用药物拌糖来灭蝗，糖在当时，简直珍贵如奢侈品，此法当然不通。
邓政委说：用手打！
于是，全区军民一起打蝗，各级领导同志也一起打蝗。不但打蝗，而且发明了吃蝗。有人说，吃蝗虫，不但可以解饥，还是高蛋白的呢！
在发展生产、战胜灾害的同时，我八路军在反“扫荡”中还努力保卫夏收和秋收，保证征粮任务胜利完成。
父亲曾感慨地写道：
“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战的负担。如人所共知的，我们同敌人进行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务的斗争，大大地发扬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还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这是无与伦比的豪言壮语。
没有经过那个时代，没有经历过那样生活的人，可能永远也不能体验这短短一段话中所包容的全部内涵。
秋天到了。
太行山的石头山上秋色浓郁。
10月6日，中央决定，中共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合并。北方局直接领导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一二九师部队和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
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
8、9月间，彭德怀、罗瑞卿已离开太行赴延安学习。
10月9日，刘伯承师长赴延安，参加学习和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蔡树藩、陈赓、薄一波、陈再道、陈锡联、杨得志等高级干部也先后前往延安。
我的母亲把我的大姐从乡下老百姓家接了出来，委托蔡树藩的夫人陈书莲将她带到延安去。前方太艰苦了，实在无法带孩子、养孩子！我的大姐到延安后，进了延安保育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由陈书莲代为照看，后来，蔡树藩和陈书莲，成了我大姐的干爸爸和干妈妈。
在太行山上，我的父亲邓小平，开始负责主持北方局和晋冀鲁豫地区的全面的军政工作。
代理北方局书记，主持晋冀鲁豫地区的军政工作，是一副不轻的担子。
让父亲挑起这副担子，是党中央对他在政治上和能力上的双重信任。
对于父亲本人来说，独挡一面，要率领全区军民把仗打好，把根据地建设好，把党的队伍和军队的队伍建设好，还要努力开创新的局面，的确是一个重任。
但是，此时，父亲已年过三十九岁，已成为一个在政治、军事等诸方面都具有相当经验的领导干部。
他有能力，也有信心，担此重任。
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6月他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近两年的时间内，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他的重任。
1943年12月6日，中共北方局在代理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委员会，讨论和确定了1944年的工作。
会议指出，1944年全华北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
抗战胜利的信心，已愈加明确。
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在漫布乌云的天空中闪烁，显露虹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