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么一个人。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父亲到了广西后，并未公开露面，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活动，只和极少数的人进行接触和联系。除了党内很小的范围以外，父亲只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对俞加强工作。父亲在积极开展广西的工作的同时，和党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及时请示和汇报工作。
广西局势的发展，早已引起了各色人物的注视。共产党虽未以公开名义活动，但活跃的革命气氛已足以引起反革命人士的密切关注。已经有人在高喊：“俞作柏、李明瑞来捣乱，致使左右两江赤焰滔天，原东兰之共匪，也就死灰复燃。”
这，尚且是局外人士的惊诧，那么曾经支持俞李倒桂的蒋介石，就更加关切广西局势的发展了。
蒋介石这个人，素来以城府很深，工于心计而著称。早在联合俞作柏、李明瑞倒桂之时，他就已着手安排，派员进入李明瑞的十五师当政治部主任，以进行监视。这员大将，就是鼎鼎大名的国民党高级特工，黄埔四期学生郑介民。广西发生的这所有的一切，当然由郑介民这一耳目一五一十地全部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而蒋介石，对于广西所发生的情况，亦当然不会满意，但如何才能挟制住俞、李所为，一时尚未有妙策。
说来也凑巧，势态的发展，很快便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个除掉俞、李的良机。
1929年8月间，一直与蒋介石龃龉相争的汪精卫，以中国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统”名义，企图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一些对蒋介石的作法心有不满的军事集团，共同反蒋倒蒋。汪精卫一边策动张发奎的第四军由鄂西经湘、桂进攻广东，欲夺广东作为反蒋基地；一边派薛岳到南宁游说俞作柏、李明瑞共同反蒋。
当时俞作柏和李明瑞感到，反蒋虽是他们的既定目标，但他们刚刚打败旧桂系，军政权力均未巩固，而且军费军饷都十分缺乏，因此对于此时反蒋，尚觉迟疑。
汪精卫看到俞、李的犹豫，于是一再电催，同时还让薛岳带了不少的港币，以作诱饵，敦促俞、李迅速发动反蒋，以配合张发奎东下的军事行动。汪精卫还委任俞作柏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讨蒋总司令”之职。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惊。
蒋介石一面让郑介民赶紧对俞、李加紧劝说，一面于9月亲自给李明瑞来电。电中大骂：汪精卫的改组派，“买空卖空，专以牺牲他人为惯技”，“早为总理之叛徒，为党之败类，陈炯明之余孽，共党之走狗”。电中劝说李明瑞亲赴南京，“以息谣诼”。蒋介石还威胁，如李明瑞不从，则“吾为党国计，不得不以公忘私，以尽吾革命之天职”。
在汪精卫的一再催促和蒋介石的威逼恐吓之下，俞作柏、李明瑞认为，联合张发奎的第四军夺取广州，对广西也是有利的，于是便义无反顾，选择了坚决反蒋的道路。
1929年10月1日，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举行了反蒋誓师大会，发出通电，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随后，俞、李立即对其所辖各部队作了战斗部署，李明瑞还亲赴前线，指挥军队向广东进攻。
俞、李通电反蒋后，南京《中央日报》惊呼：俞、李勾结共产党反蒋。蒋介石分析了广西的形势，决定以收买方式瓦解俞、李部队。
蒋介石的确不愧为一代枭雄。他之所以能纵横捭阖，最终实现独裁的目的，全凭了他善于分析形势，善于利用矛盾，善于使用各种手段以对付各种敌手。
李明瑞手中部队，只有十五师和五十七师为亲信，其余吕焕炎、梁朝玑、蒙志仁等部均为桂系旧部，本来就难于控制。蒋介石先下手为强，以约二百万元的重金和第七路军总指挥之职收买了吕焕炎。并以三十万块大洋和师长之职，收买了李明瑞最亲信的旅长黄权。
李明瑞刚刚到达前线桂平的黄权旅部，正准备亲自督战，不料突闻吕焕炎等桂系旧部，以及杨腾辉和黄权已为蒋介石收买，倒戈通电拥蒋。这一下子，三个主力师和一个旅均已倒戈，李明瑞手中的军事实力瞬间丧失殆尽。
这次反蒋，不到十天就告失败，眼见大势已去，李明瑞只得带着少数随从，仓促返回南宁。
在俞作柏、李明瑞决定参加通电反蒋时，我党即客观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李明瑞只有三个师的兵力，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且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因此此次反蒋定会失败。
俞、李不听我党劝告通电反蒋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防不测，父亲决定把我党已经控制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担任保护后方的任务。经父亲等人一再说服和坚持，俞、李终于同意了这一方案。
俞、李率大队出发后，父亲与张云逸等立即着手准备应变。他们派四、五大队各一个营去左、右江地区，先行准备工作。在南宁，利用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控制了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集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备好停在江边待用，作好一切应变准备。
幸亏有父亲等共产党人的远识和未雨绸缪，否则，俞作柏、李明瑞这次倒蒋将会遭到全军覆没，不但不会东山再起，就连一块容身之地，恐怕亦难找到了。
俞作柏、李明瑞仓皇逃回南宁后，立即准备再向左江逃去。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商议后，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并以百色、龙州作为重点，重新开创局面。
这一决定经秘密电台上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并得到了批准。
时间紧迫，刻不容缓。
10月中旬的一天，入夜时分，南宁市区内枪声四起。兵变部队突然行动，打开了军械库，搬取了所有的枪械和弹药。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宣布行动后迅速撤离南宁。
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一小部分，由张云逸率领沿右江逆流撤向西北方向的百色地区。第五大队，由李明瑞、俞作豫率领沿左江撤向西南方向的龙州地区。
而父亲，则率领着党委和地方做秘密工作的同志，指挥着装满军械的船队和警卫部队，沿水路溯右江，向百色地区进发。
参与当年兵变的许凤翔回忆：“十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晨雾迷茫，在南宁海关的码头上，同志们紧张而有秩序地把枪械弹药等军用物资搬上大小船只，然后上船出发。我乘坐的是一艘汽船，最后上船的一位同志，身材不高，体态结实，二十多岁年纪，精力充沛。他一边登船，一边微笑着和先上船的同志们问好。我不认识这位同志，忙向别人打听，正在这时，有人开玩笑地说：‘秘书来了，咱们把铺位让出来吧！’原来，他就是我们行动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当时在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的袁任远回忆：“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从水路向右江进发。很巧，我和佘惠是和小平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小平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未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他当时化名叫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
父亲率领着他们的船队，在滔滔江水中逆流而上。江水在船舷边翻起浪花，南方十月的风吹拂着每一位革命战士的脸庞，他们的心，犹如阳光般的明亮，他们的激情，犹如这江水翻滚激荡。
船队一路顺风，不久即到达右江地区。
对于中央代表邓小平，张云逸早已久闻其大名，只是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因而从未谋面。部队到了田东后，他才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
张云逸在回忆中写道：“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二十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哦！你就是邓小平！’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就这样，在作为中央代表的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人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广西的党组织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把部队转移到百色和龙州地区，为在不久的将来，打起红旗，成立红军和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