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执掌王室和诸侯国大权的卿，都是君主的近亲或近臣，而且世代相传。到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的世卿不仅操有军政大权，而且还凌驾于君主之上，废立或谋杀君主，君主成了傀儡。凡是世卿掌权的诸侯国，内乱不休，国势日衰。春秋初年，楚国率先称王，不久实行令尹制。令尹由楚王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甚至处死。担任此职的，也不限于楚国贵族。此后，齐桓公任命非贵族出身的管仲为相；秦穆公起用奴仆出身的百里奚，委以重任。这些都是不同于世卿制的宰相制的萌芽。到战国时期，宰相制度已发展为各个大国的基本制度，有相、相国、丞相等不同称呼。宰相制度有明显优点，它打破了血统的限制，使真正有才干的人掌握权力；宰相由君主任命，保证了君权的集中和行使。在行宰相制以前，卿既是最高执政官，又是军事首领。宰相制确立后，文武分职，军政分治，这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3．郡县制是便于君主集权的又一种政治形式。郡和县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出现于春秋。那时，县设于边地，带有军事设防性质；郡则设在戎、狄杂居的地方。战国中期以后，从三晋开始，随后是楚和燕，都形成郡、县两级政权。郡、县两级地方政府均属中央的派出机构，其长官由君主任命，可随时撤换或调动，权力集中于君主的手中。郡县内的农民归国家直接控制和管理。
说明一点：作为新的国家制度中三项最基本要素的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的有些内容，相互交叉。像官僚制和郡县制，都有利于加强君主集权，也可以理解为君主集权制的两项内容。
从战国到秦汉，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因袭特点。以官僚制为例，秦王朝政府部门的设置就是以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僚制为蓝本的。当代著名史学家杨宽曾指出：“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的。秦汉时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在皇帝之下设有三公，三公是左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不仅丞相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就是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官制也还是从战国时代的官制中发展而来的。”（《战国史》）
以邻为壑：乱莫大于无天子
然而，战国时期形成的那些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不能为社会的安定、文明的进步提供有效保障。相反，这些经过变革而实力倍增的国家，反而把人民抛入了空前深重的苦难之中。大规模的残酷的兼并战争，使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卧尸遍野。当时有人说：经过一场大战，所有战死人员的丧葬费和伤员的医药费，以及车子武器的损失，即使用10年财政收入也不足以补偿（《战国策·齐策五》）。
各大国割据称雄、互相征伐，如何给人民带来灾难，可以用当时人为造成的水患为例，予以说明。
战国时期，各国奉行“各以为利”的原则治理水利。它们只图自身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像齐国和赵、魏2国以黄河为界，西面的赵、魏地势高，东面的齐国地势低，河水常向齐国漫溢。于是，齐国在沿黄河20里处筑了防堤。此后，遇到黄河水涨，河水就向赵、魏泛滥。随即，赵、魏也在沿黄河25里处筑起防堤。这样一来。河水泛滥时又为害齐国。
针对战国时“雍（通壅，意谓堵塞）防百川，各以为利”的做法，孟子曾痛加挞伐。《孟子·告子》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白圭说：‘我治理水患比大禹还强。”’
“孟子说：‘你错了。禹治理水患，是顺乎水的本性而行的，所以禹使水流注入四海。如今你却让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此句原文为：“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壑，意谓受水处）。水逆流而行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那是为有仁爱之心的人所厌恶的。你错了！’”（白话今译）
“以邻为壑”，属于对付洪水的办法。而当遇到天旱时，各国又互相争夺水资源，甚至不惜破坏别国的水利。《战国策·东周策》载有“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一事。那是说周天子的王畿分裂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后，互相之间矛盾重重。一次遇到干旱，东周想引水灌溉稻田，而地处上游的西周则阻塞水道。不让水流入东周。兄弟相“煎”，何其急也。
在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还常常发生用决河堤放出大水，来进攻或对付敌国的事情。比如，公元前358年，楚国伐魏，曾决黄河水灌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进攻魏国，包围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因久攻不下，最后引黄河水灌大梁，逼迫魏国不得不投降。赵国在对外作战中，也多次毁决黄河防堤，以致造成连年不断的大水灾。
诸侯林立，给人民的交往和商品流通也带来阻碍。为了勒索钱财，征收苛税，各国到处设立关卡。对此，孟子曾指出：“古代设立关卡是为了抵御强暴；今天设立关卡，却是为了实行强暴。”（《孟子·尽心下》）
面对分裂割据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公布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的《吕氏春秋》，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周室既灭，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这话道出了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心声。
这又意味着，在国家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战国中晚期出现的分散而各自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尚未成为历史选择的最终结果。
战争：痛苦的必由之路
历史进入了两难的境地：分裂，不利于国计民生；消除分裂，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只有通过战争，然而，这同样有害于国计民生。
分析当时的各种言论，可以发现，虽然到战国中期以后，走向统一的大势已趋向明朗，一些有识之士也已清楚地看到，统一终将到来，但是，对统一究竟如何得以实现，看法却并不一古代瓷器致。比如当时的大思想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就认为整个局势最后是会“定于一”的。但他同时又坚信，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说，走向最后的统一，靠的主要不是战争，而是仁义。孟子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出现一位人物，借助精神的感召力，赢得天下的统一。
稍晚于孟子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也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他说：“能让天下归心的，就为王；被天下背弃的，则是亡。商汤和周武王注重和推行道义，兴天下共同之利，除天下共同之害，所以让天下归心，成为王。”（《荀子·王霸》）
与孟子、荀子不同，《吕氏春秋》的作者意识到了必须用武力的方式消灭各诸侯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可是《吕氏春秋》又指出，只有用“义兵”，才能赢得胜利。
历史证明了《吕氏春秋》的作者，在展望走向统一的途径这一点上，远比孟子、荀子高明。但是，在长平之战中残杀40万降卒的秦军，能称“义军”吗？
对于战国时期的战争，和秦国如何用武力实现统一，我们已在本书《流血漂橹的战国之“战”》和《从九鼎迁秦到天下归一》两篇中，加以展开。不过，在这里，有必要先引述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从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重要的启示，从而有助于正确地理解这段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现象。
恩格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历史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秦国：胜利绝非偶然
战争将分裂导向了统一。历史在“两难”之中顽强地开辟出前行的道路，而不惜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历史又如何选择了秦国，让它扫平群雄，担当起统一的大任。
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听一听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当时一些人是怎样分析秦国的前景的。
纵横家苏秦（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前3世纪前期），曾向秦王游说，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均为古国名，秦取其地后设巴郡、蜀郡）、汉中（在今陕西西南、湖北西北，秦设有汉中郡）的丰饶，北有胡族的貉（音禾）和幽州（约指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一带）的马可供用武，南有巫山、黔中（今湖南洞庭湖以西一带，秦置有黔中郡）的险阻，东有崤山和函谷关的坚固。加上田野肥美，人民殷实，战车万乘（音圣，古代称4匹马拉的车，一辆为一乘），斗士百万，沃野千里，物产丰足，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坏，正可谓是‘天府’，和天下的雄国。以大王的贤德，士民的众多，车骑的良好，以及对兵法的熟悉，秦国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战国策·秦策一》）
公元前268年，魏国辩士范雎入秦。范雎向秦昭王进言，指出秦昭王可成“霸王之业”。他说：“大王之国，北有甘泉（山名，在今陕西淳化西北）、谷口（地名，在今陕西礼泉东北），南面围绕着泾水（或称泾河，源自宁夏，流经陕西彬县，再折向东南流至高陵南人渭河）、渭水（或称渭河。源自甘肃，向东南流至清水县，入陕西境，横贯渭河平原，东流至潼关，入黄河）。西有陇山（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山势险峻，为陕、甘要隘）、蜀地，东有函谷关，所以四面都可以固守。大王还有战车千乘，斗士百万。以秦国士卒之勇，车骑之多，去对付东方诸侯，就好比用韩庐（俊犬名）去追逐跛足的兔子。”
辩士的话常带有夸张。但证之于各种史实，以上苏秦、范雎的言论，“水分”并不多，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实情。两人对秦国可以称帝、成就霸业的见解也大抵相似，主要的依据可概括为：①秦国占据着利于攻又便于守的险要形势；②物产丰饶；③兵力强盛，将士勇猛，装备精良。两人的分析固然不全面，但讲到的几点都是对的。比如，其中的第一点，几乎为所有的分析秦国胜利原因的人所注意，并予以强调。汉代的司马迁甚至说过，自秦穆公至秦始皇，秦国常常称雄于诸侯，是“其势居然也”（是山川形势造成的）。司马迁指的“势”，就是秦国险要的地理形势（《史记·秦始皇本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