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这张融合了历史事件的美元长期走势图里，隐藏着美国金融大战略的一个秘密，那就是，当前正处于美元大战略第三个战略周期的收官阶段。
在此之前，美国已经两次重演了金融战的成功历史。它们分别是：1970年至1985年的第一个金融战周期；1986年至2002年的第二个金融战周期。巧合的是，前两个周期，都是为时15年左右，分别以10年左右的美元大贬值，与5年左右的美元大升值为特征。
也许正是因此，国内外不少学者，都预测2012年左右美元要反转。不过，这一次，历史不会那么简单地重演。图中的虚拟部分，美国能够实现吗？它不仅取决于美国自身，也取决于欧元区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的三个资本大创造、大输出与大收缩周期
现代金融战争，始于纸币本位时代
有关金融战争、货币战争的错误认识
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银元偿补原价。……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银元，大皇帝准为偿补。
1842年8月29日，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停泊在南京江面，炮口对准南京城。道光皇帝派出的钦差大臣耆英来到该舰上，全部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议和条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英国侵略者借此向中国勒索2 100万银元。
不过，这个银元并不是当时大清朝的货币，而是“洋银元”，属于“外币”。英国在条约中用“洋银元”作为赔款货币种类，是有原因的。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外贸一直是顺差，所以当时外国的“洋银元”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包括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英国。
所以，英国在取得战争胜利后，立即要通过战争赔款将流失的“洋银元”回收。这个细节，其实反映了金属本位制货币时代，与今天的纸币时代完全不同的两种金融思维。
那就是在贵金属本位制时代，强国都以贸易顺差为好事，而以贸易逆差为坏事，最强大的国家，则追求最大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输出产品，赚回货币。
而纸币时代的今天，则正好相反，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不管其多么赞美贸易顺差，但在实际行动中，都不追求贸易顺差。美国几十年来，积累的贸易逆差达到了近10万亿美元之巨。美国总体上一直是在输出货币，进口产品。
而正是输出纸币，让金融代替战争来掠夺财富成为可能，一个简单的手法就是输出的货币贬值，这可比战争省事多了，阻力也很小，因为不用死人。金融战争便由此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自“货币战争”这个概念在中国流行之后，一些学者将货币战争的历史无限地往前推移。有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乃至中国的内战，都解读为货币战争或者金融战争；有人将货币战争推到了几百年前，把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也都看成是货币战争或者金融战争；更有甚者，将货币战争的历史追溯到几千年前，认为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发生过货币战争。
将货币战争或者金融战争的帽子，往各种历史上戴，正说明了对金融战争的认识，存在着不少误区。上述这些历史可以说是金融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不是金融战争的历史。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各国之间发生的货币竞相贬值行为，也不能称之为金融战争，而只能称之为贸易战争。
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战争，是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才产生的新事物。因为金融战争，需要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有在纸币时代才可能具备。那就是，通过本国纸币的大规模地主动输出，进入他国的经济循环链条，从而为金融掠夺创造条件。
而在金本位时代，本币大规模的输出是不受欢迎的。也是因此，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自己被大清朝赚走的那部分“洋银元”。
没有纸币输出，就没有金融战争
金本位时代，资本是绝对稀缺的，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愿意进行过多的资本输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拥有英镑霸权的英国，1970年代之前拥有金汇兑本位制美元霸权的美国，都曾经出台各种措施，限制本国货币的流出。
因此，金本位时代或者说贵金属本位制时代的金融控制，实际上是政治与军事控制的产物。如果一定要说其存在的话，其机制也完全与今天相反。那就是以货币输入为特征，比如战胜国要求战败国的战争赔款，而不是以货币输出为特征。
贵金属本位制时代的霸权国家，要求他国进行货币输出，其手段就是战争。而弱国都面临着被要求货币输出的危险，那就是付出战争赔款。
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禁止本国的货币输出是很容易的，发个文件就可以轻松做到。但是，在纸币时代的今天，一个国家要求他国接受本国的货币，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从这一点，我们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各种战争最终胜负之后，都以战败国的赔款而告终，因为赔款的输入，意味着战胜国拥有的贵金属增加，从而使得战胜国能够发行更多的货币，创造更多的资本，这会带来经济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霸主英国，其一直以来所采取的对外经济战略之一，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贸易盈余，为了扭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乃至发动鸦片战争。
而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美国，则一直奉行贸易逆差战略，以最大限度地将纸币美元输出。货币输出代替了以前的政治控制，成为一种独立的攫取财富的手段。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金本位制度被纸币本位所替代之后，货币的输出，从本质上而言，已经成为对其他国家财富的占有，这种占有从理论上看包含两部分。
一是绝对占有的部分，这是来自纸币贬值的部分，比如说当前的美元与2001年的美元相比，贬值了30%，那么美国10年前购买中国的货物，付给了中国100美元，中国现在拿着这100美元去买美国的东西的话，则只能兑现当年70美元的购买力；另外一部分是暂时的占有，因为本国输出的纸币，将来还可以被持有国拿来购买本国的产品。
而这暂时的占有，也可能会变成永久占有。比如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故事，说的就是无偿占有是如何通过汇率来实现的。
2008年，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旅游，用20万美元换134万人民币，100万买一单身公寓，34万吃喝玩乐。2012年，要回去时房子涨了，卖了200万，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6.3∶１，200万人民币换回31万美元。美国人白玩中国4年还倒挣11万美元，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汇率变动之外，还有很多办法，让他国不断地强化对美元的需求，从而将持有美元长期化，乃至其经济彻底美元化，这样，美国暂时占有的他国财富，就变成了永久占有。
比如今天的津巴布韦，美元已经成为其流通货币，居民日常买卖都直接用美元。这部分美元是津巴布韦拿产品换来的，将会在津巴布韦长期流通下去，它或许将永远存在于津巴布韦，这意味着，美国用纸币无偿地从津巴布韦占有了财富。
实际上，如何将美元的输出，最终变成对他国财富的彻底无偿占有，是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所有对外金融战略的最根本目的。
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百年历史中，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赔款要求，所产生的财富转移效果，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现在的对外金融战略就相当于过去的战争，虽然在形式上文明了很多，但其所导致的财富的转移，比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完全可以称之为金融战争。
不过，美国的金融战争战略，也并非设计出来的，而是美国发展到金融帝国阶段的产物，其具体战略的形成，则经历了一个相当动荡的过程。
一些流行的货币战争言论，将货币战争写成美国精英的阴谋，或者说是密室政治的产物，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尼克松打开了金融战争的魔瓶
尼克松改变了世界金融的历史
在中国人眼里，尼克松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1972年秘密访问中国。在美国人眼里，尼克松最拿得出手的功劳，是决定以承认失败的方式从越南撤军。
人们这样想，是因为历史书都是历史学家写的。如果是金融学者来写历史的话，那么尼克松最得意的杰作，应是塑造了美元霸权的转型：美元从金汇兑本位制霸权，转变为一个完全脱离金本位制的纸币霸权。大约40年之后，我们再回忆美元纸币霸权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改变，不由得惊叹，尼克松确实创造了历史。
既然是与历史有关，那就先从历史开始吧。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成为美国、欧洲以及苏联最关心的问题。这时候的美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提出，美国愿意承担恢复西方世界运转平衡的责任，并且愿意在经济上帮助西欧复苏，以防止苏联的共产主义在西欧扩张。
而要做到这一点，各国之间的货币稳定是必须的，绝不能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导致的贸易瘫痪的情形，美国以自己近8 000吨的黄金储备作担保，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以保证各国之间的汇率稳定。
这就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的内容：规定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美国承担将各国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的义务。同时，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组织的主要职能，是帮助那些外贸支付能力发生危机的国家解决支付问题，从经济上防止这些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重要的事情，是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金的称呼便由此而来。
西欧各国之所以同意这一安排，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欧洲各国经济基本已经被战争摧毁，黄金储备耗尽，已经没有实力与美国争雄，任何欧洲国家的货币已经无力担负这一地位；其次，美国的提议，看起来很公平。
美国承担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义务，意味着美元世界货币地位，是建立在巨大的黄金储备上的，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视金本位制或者金汇兑本位制为天然要求的西欧国家来说，这一点不存在什么不公平的地方。
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将来积攒够了足够的黄金储备，英镑也好，法郎也好，西德马克也好，都可以将美元从世界货币的地位上赶下来，或者与其共享这一地位。
60多年前的西欧各国这样想，一点也不奇怪，就是今天很多中国人都还是这样想的呢！
欧洲各国为这一天的到来，等待了20年。20世纪60年代，西欧各国的工业生产能力都恢复了，在与美国的贸易中，很快出现了贸易顺差。有着与美国长期斗争经验的西欧，毫不犹豫地用这些美元，从美国兑换回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越来越少。
1968年3月，黄金危机爆发了，短短一个月内，美国黄金储备损失了14亿美元，美国与西欧在1961年联合组成的黄金总库的黄金也遭到挤兑，随后黄金总库被迫解体。七国中央银行宣布实行“黄金双价制”，即官方黄金交易仍以每盎司35美元进行，私人黄金交易则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然而，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对美元信心也大幅降低，西欧各国中央银行继续以剩余美元兑换黄金，美国穷于应付。当时奉行“戴高乐”主义的法国扬言说，不用美元换黄金的话，美国人就不知道要约束自己的贸易赤字，言下之意是要让美国人知道，美元不能是白条，最终是要美国拿出自己的黄金来兑现的。没办法，美国人只好继续给换。
黄金危机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各国可以用美元从美国那里换黄金，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必须收缩。因为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求，美国发行纸币，必须有25％的黄金作为发行担保，而随着美国黄金的减少，则意味着美国发行货币的能力受到制约。
说白了，在金本位的制度下，美国自己的货币政策，其实是受到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约束的，这也是其作为世界货币必须付出的代价。可这个时候，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停滞，美国需要进一步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来推动经济。
所有这些，都在将美国指向一个唯一的出路：废除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摆脱金本位制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约束。
对于已经将美元与黄金挂钩了20多年的美国及货币与贵金属挂钩的美欧历史传统来说，美国要将黄金逐出货币，需要政治勇气与魄力。
历史总是在合适的时刻找到合适的人。那位曾经在“厨房辩论”中输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尼克松，可以称得上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千年老二”的人物，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创举。早在1952年，他就作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当选美国副总统。1956年，他再度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68年，尼克松终于当选美国总统。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
美元霸权的第一次危机，也是最致命的一次危机正式爆发了。这次危机，既是美元霸权应对西欧货币挑战的保卫战，同时也是美元霸权的转型之战，即从一个有黄金保证的金本位货币霸权，转变为纸币霸权。
纸币美元的霸权替代了金本位美元霸权
尼克松此举的时机，对美国是最有利的。因为在当时，还没有哪个其他国家的货币，能够单独与美元媲美，因此，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击垮西欧的挑战。更何况，当时的西方世界，还面临着苏联强大的军事威胁，在安全方面，对美国有着无法摆脱的单边依赖。
1972年到1973年之间，西欧各国持续抛售美元，但是，到了1973年10月，局面突然改变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在这个时候突然爆发了，简直就像为美国量身定做的一样。油价一年之内暴涨3倍，让西欧各国的外汇储备突然干涸。这意味着西欧将不得不增加美元储备，来购买自己必需的原油。
石油涨价，突然创造了巨大的海外美元需求，打垮了西欧各国对美元霸权的挑战，那些曾经抛售美元的西欧国家，不得不重新依靠出口挣美元，挣比以前多得多的美元，以应对高涨的石油价格。
回顾历史，石油价格暴涨在美元霸权的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美国与沙特达成的两个交易，其中一个是石油交易以美元来定价。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实际上是这次战争的幕后推手，美国早就计划好要用石油来挽救美国霸权的第一次危机。德国学者威廉?恩道尔在他的《石油战争》一书中，用了一段据说是有史料根据的阴谋论，来描述美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后的策划身影。
1973年5月，美元的急剧贬值仍在持续，84位世界顶尖的金融和政界人士悄悄聚集到了瑞典银行业名门瓦伦堡家族的海岛度假胜地索尔茨约巴登。在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组织的这次密会上，美国代表沃尔特?利维生动地描绘了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收益即将出现4倍增长的“愿景”——显然，这群人的会晤不是为了阻止可能产生的能源价格波动，而是为了操纵即将产生的石油美元洪流。
不妨让我们仔细看看参加这次会议的达官贵人们的名单：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的罗伯特?安德森，BP公司董事长格林希尔勋爵，欧洲债券创始人、瓦伦堡集团的埃里克?洛尔，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乔治?波尔，还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即将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意大利人吉安尼?阿涅利，德国人奥托?沃尔夫?阿梅罗根，等等。据说，基辛格本人也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常客。
自从1945年以来，由于美国的石油公司主导了能源市场，美元作为石油标价的标准货币已成为国际惯例。因此，世界油价的突然上涨，意味着购买这些石油的美元需求量同样会急剧上升。显而易见的是，聚集在索尔茨约巴登的巨头们希望发起一次对世界工业的重击，使权力的天平重新偏向英美金融利益集团一边。为了这次行动，他们决定使用最具威力的武器——对世界石油流通的控制，希望借助全球性的石油禁运来大幅度拉高能源价格。这是一个以伦敦和纽约为中心的利益集团，有史以来，从没有哪群人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如此强大……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点燃了“赎罪日战争”的烽火。与一般大众的印象相反，这场战争并非阿拉伯国家一时误算的结果。相反，围绕它的开打，华盛顿和伦敦秘密策划了一系列事件，并动用了由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建立的强大秘密外交渠道：通过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基辛格有效地控制住了以色列的政策反应；同时，他还开辟了与埃及和叙利亚的沟通渠道——做法十分简单，就是在关键问题上向对方误传消息，确保战争和接下来的石油禁运按计划展开。
据信，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包括截获的阿拉伯官员之间关于确认已经开始战争集结的通信，都被外号“情报沙皇” 的基辛格压了下来。那场战争及其后果，乃至基辛格后来的“穿梭外交”，实际上都是根据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纲领安排的。结果，阿拉伯产油国成了千夫所指的替罪羊，而应该负责的英美利益集团却藏身幕后平安无事。
不过，从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来看，即使没有第四次中东战争，美国也还是有办法来完成美元的转型的。不过，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久一些。
历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当时的整个西方世界，从政府到企业再到个人，都认为世界货币就应该是贵金属本位的。与黄金脱钩的美元要想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让各国改变这一观念，其手段就是黄金的非货币化。
随后，美国向西欧各国提出，让黄金退出各国的货币发行机制，作为回报，美国同意降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投票权重，从30%降低到22%，但同时也降低了否决权重的最低份额到15%，美国仍然保证了自己的一票否决权。
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多数票通过批准了修改后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该协定删除了以前有关黄金的所有规定并宣布：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定值标准，废除黄金官价，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黄金；取消对IMF必须用黄金支付的规定；出售IMF所有的黄金储备的1/6；等等。
也许并非巧合的是，石油价格一直上涨到1979年底。美国终于在石油价格回落之前，完成了黄金的非货币化，美元彻底完成了霸权的转型。
一个纸币时代的美元霸权开始了，现代金融战争的魔瓶，也由此打开了瓶盖！
让西欧失去5年的第一次金融战争
美国不愿意被关进笼子里的权力
1971年8月，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拥有了一项所有美国人都不愿意将之关进笼子里的权力，那就是世界货币美元的无限创造特权。这里的无限创造是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创造货币不是以本国的财富容纳能力为边界，而是以世界财富的容纳能力为边界。只要其他国家相信美国手里的美元，那么美元就可以一直创造下去，到各国大规模抛弃美元为止。
从拥有这一无人制约的权力的第一天开始，美国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这一权力的滥用。一个美国人狂印钱的10年开始了。1971年8月，黄金与美国脱钩之后，美国银行的信贷，就开始了爆发性的增长。
当时的美联储就是这一权力滥用的最大的源头。
这里要说到一个人，那就是1970年尼克松任命的新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伯恩斯的风格，与前任迈克切斯内?马丁的风格完全不一样。马丁以谨慎著称，他有一句名言：美联储的工作就是“在宴会刚开始时撤掉大酒杯”。就是说，美联储注重于控制货币的发行。与他的谨慎风格一致的是，美联储在那段岁月里，作用远不如美国财政部。虽然马丁连任了 5 届联储会主席，在任时间长达 19 年，从杜鲁门一直干到尼克松就职，不过，他的知名度远远不如后来的几位继任者。
而伯恩斯则完全不同，他是虔诚的凯恩斯主义信徒，也就是喜欢用印钱来解决问题。
伯恩斯把凯恩斯主义带到了美联储，为当时的美国经济问题开出的药方，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推动消费和投资，以达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目的。
伯恩斯在美联储一直干到了1978年。在他主政美联储的8年时间里，美国见证了历史上最疯狂的印钱岁月。
美国的广义货币，也就是M2，从1973年的不足8 000亿美元，短短的7年之中，增加到1980年的1.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1%以上，最高年份增长速度高达15%。
美国的M2历史数据
数据来源：图为Tradingeconomics.com网站根据美联储统计数据制作
对比另外一组数据，就可以知道美国这一时期的货币创造是多么疯狂。美国在这7年时期，M2增加了一倍。而上一个翻倍则经过了14年的时间，即从1958年的3 000亿美元，增加到1972年的6 000亿美元左右。如果美国一直按照这一速度增加M2的话，今天美国的M2将超过30万亿美元，是今天实际M2的3倍以上！
1979年，威廉·勒替代了伯恩斯，这位被称作是“最无能的”美联储会主席，只干了一年半，实际上也继承了伯恩斯的货币政策。
美元的第一次全球大扩张
美国疯狂创造美元货币，除了维持经济增长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买世界各国的东西。要买别人的东西，就得鼓励输出货币与资本。
首先是政策上的改变。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前，美国人对待货币或者资本输出的态度，与今天是相反的。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对资本输出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对资本输出的限制也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解除。
1958年之后，由于西欧国家活期存款利率比美国国内高，美元资本外流加速。为限制美元资本外流，1963年7月，美国宣布对购买外国有价证券的本国居民征收“利息平衡税”，税率为证券收益的15%。
1965年3月，美国又颁布了《自愿限制对外贷款指导方针》，规定美国商业银行对外国居民的贷款，不得超过1964年末对外贷款余额的105%，否则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将予以惩罚。1968年，又颁布对外投资直接法规，使上述自愿限制变成法定规则，并且要求海外投资按规定的比例强制地将利润流回国内 。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上述这些对资本外流的限制，统统都被取消了，相反，美国开始鼓励本国居民与金融机构向外输出资本，海外投资利润强制按比例汇回的规定，也被废除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最重要意义的理解，最早来自华尔街。整个70年代，是美国银行第一个全球大规模扩张的时期。在美元大创造的冲动下，这些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贷出美元，或者进行其他投资业务。
高盛公司的合伙人罗伊?史密斯在他的著作《纸金》中对美元与黄金脱钩事件如此描述：
“‘尼克松冲击’让华尔街大吃一惊，但也没让华尔街多么不高兴。待在高盛公司规模极小的国际业务部，我们知道‘尼克松冲击’会改变我们的业务，因为我们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欧洲债券的发行。首先，对资本流出的强制性约束肯定会消解，这意味着高盛现有的美国客户不再被迫到欧洲市场去融资……所以，我们的业务计划不得不作出变更，强调向欧洲和日本发行人做营销，并培养更好的国际发售能力”。
花旗、曼哈顿大通、美国银行和其他美国银行都在这一轮扩张中，成长为巨无霸。到1979年，世界10大银行中，美国占7家。国际业务成了美国银行利润来源的新领地。美国的银行家们享受着在喝咖啡的同时，发放大笔国际贷款的美妙感觉。
欧洲美元（实际就是海外美元）市场的规模也迅速扩大。
虽然欧洲美元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就出现了，当时美国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美元存款，让苏联担心自己放在美国银行的美元存款会被冻结，因此将其存入到伦敦的英国银行，这些存款被称为欧洲美元。
但是，欧洲美元真正成型，则是在美国开放资本外流的限制之后。这是很自然的，没有金本位制保证的货币，向外输出越多，就意味着更多地对他国财富的暂时占有。而原油价格的暴涨，为美国资本输出助了一臂之力。
1973年到1980年，美国的海外资产，出现了一次大的跃升。而此前10年，美国海外资产几乎是一条平线，增长速度接近于零。
这些输出的美元资本，大部分流往了西欧国家。
从1970年到1980年的10年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1个成员国中，源自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 300亿美元，占到所有OECD成员国同一时期对外投资45%的份额，美国直接投资净流出超过780亿美元。其他20个国家共流出1 700亿美元，平均只有75亿美元。
除了西欧之外，美国的后院——拉美也成为美国对外资本输出的重要目的地，此外还有一些非洲国家也成为美元资本输出目的地。
1977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飞速增长，其外债规模从197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跃升到1977年的30%以上。到1981年，达到了34%。
1981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累计达7 400亿美元以上。
外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对美元的极大依附，虽然它们是政治独立国家，但是，在金融货币政策上，已经没有多少独立性可言，美国货币政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几乎与它们本国的货币政策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本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要为本国国民利益服务，但美国并不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福利负责。
10年滞涨危机与金融战争之路
以下是1972年一张号召国民一起抗击通货膨胀的海报。现在的人们也许难以相信，这张海报是号称“最市场化的”美国当时号召人们支持冻结工资与物价而发出的。
美国将美元无限创造特权的这面“风月宝鉴”，照了又照，欲罢不能，一直照了将近10年之久，终于照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一次大灾难，并险些让苏联就此战胜了美国！这个大灾难，就是长达10年的西方滞胀。
为了抗击通货膨胀，从尼克松到卡特，都尝试了各种今天看起来十分可笑的方法。
1971年4月15日，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尼克松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冻结工资和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90天。90天的时间里，政府强制不许价格变动。
90天后，政府公布了统计数字，表明通货膨胀受到了抑制。牙膏价格的年增长率仅为1％，电视机为0.3%，男性理发费为0.4%。效果似乎不错，于是此后又陆续进行了三个阶段的价格管制。最后，价格管制对象包罗万象，从职业橄榄球运动员的工资到大米、布丁的价格。为了规避政府的管制，出现了很多怪事，比如，肉类加工商把牛肉运到加拿大，重新包装后再“进口”到美国，这样就可以达到间接涨价的目的了。再比如，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养鸡场淹死了4.3万只雏鸡，因为饲料的价格不受冻结，而鸡的价格仍然被冻结。
到了1974年政府放开价格管制后，被压制的通货膨胀一下子爆发出来。
1972年后到197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通货膨胀都处在6%以上，有的年份甚至高达14%以上。
1974年8月，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福特继任。后者比前者高明不了多少。
美国70年代的通货膨胀持续如此之久，根子在于货币超发。美国的通货膨胀与其货币的超发，有着非常一致的对应关系，即在一个时期的M2高速增长之后，会迎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高点。其与原油价格的波动，则没有对应关系，比如在1975年，原油价格继续上涨，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则从12%的高点，回落到了6%左右。
既然如此，政策制定者们为什么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对动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迟疑不决呢？并非是美国不明白货币控制这条线，而是不愿意用。
除了美国公开声称的那样，希望利用廉价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可以用它来廉价地占有他国的物质财富。
美元资本大规模的外流，成为美国向外输出通货膨胀的通道，美元资本到了西欧后，一大部分是来购买西欧国家的资产，成为推动这些国家资产泡沫的外部推手，与此同时，美元资本还从各国货币被迫升值中，获取暴利。
20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美国与西欧盟国之间的最重要的经济话题就是汇率！汇率！汇率！美国不断地以贸易赤字为理由，要求西欧伙伴们的货币升值。但当时的不少西欧民众，还沉浸在金本位制时代的货币思维里，认为货币升值是好事。
当时流传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西德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大幅度升值西德马克，之后，德国财政部长，也是后来的德国总理施密特，还收到了不少民众的祝贺，认为这是西德经济外交的成功。对此情形，施密特在其《伟人与大国》一书中感叹，这些善意的门外汉们！
为了达到美元贬值的目标，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可以自行决定对哪个国家实施进口配额，以及实施变相的罚款。西德、法国等西欧国家，都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就上调本币汇率。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资本对西欧各国货币进行了大量的投机性买入。因为这些资本知道，西欧各国会顶不住美国的压力，而被迫升值的，因此，这些主要来自美国的热钱，不仅非常轻松地从货币投机中赚取了超额利润，而且还导致了西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重困境。
西欧各国因此而陷入了比美国严重得多的经济滞涨之中，也造成了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全部失效。
为了阻止外部热钱的投机性流入，西欧各国曾经对热钱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限制政策，比如，对外汇存款实施零利率，限制银行对外汇存款的杠杆性利用，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一度达到100%。
当时的西欧各国，也曾经想到要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的美元贬值政策。比如，西欧各国制定了“蛇形浮动汇率机制”，这个汇率机制试图将西欧一些国家的汇率相对固定下来，以保证西欧各国之间的贸易环境不被破坏，同时也能对美元贬值形成一个统一战线。
但是，这样的尝试都被美国瓦解了。美国首先是威胁西欧，任何试图在汇率问题上与美国的对抗，都可能意味着西方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崩溃。
在苏联的军事威胁近在咫尺的情况下，极度依赖美国战略保护的西欧，自然只有选择妥协。从1969年到1979年，西欧几乎所有货币，对美元都升值了一倍以上，处于美军占领下的西德马克升值幅度最大。
被逼迫出来的强势美元
1979年12月27日晚，一阵阵巨大的飞机轰鸣与密集枪炮声，打破了阿富汗的宁静。
苏联8个师的兵力，在特种部队和空降部队的配合下，发动了对阿富汗的军事入侵。仅用三个半小时，苏军就击毙了阿总统阿明和其一班部长，于次日迅速建立了新的傀儡政权。从28日起，以6个师的兵力，组成东、西两个突击集群，沿两条战略公路迅速越过苏阿边境向纵深高速开进，一周之内即控制了阿富汗全国主要城市及交通干线，切断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伊朗边境上的主要通道，兵锋直指盛产石油的波斯湾地区。
这是苏联在70年代，对西方进行战略反攻的一个顶峰。此前，苏联在许多地方展开了战略推进，这些行动包括：1971年支持印度肢解了巴基斯坦；1978年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非洲，插手安哥拉内战，挑起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地区的军事冲突；等等。
而苏联之所以在70年代获得了对美国的战略主动权，一是因为原油涨价让苏联改革获得了丰富的资本支撑；二是西方将近10年的经济滞涨，让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70年代末，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67%。
虽然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这是苏联最后的短暂辉煌。但在当时，苏联的战略进攻姿态，让美国非常担忧。而将近10年的美元货币的大创造，虽然让美国得以维持本国的资产泡沫，并输出通货膨胀。但是，这种赤裸裸地写在美联储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大创造，是很容易让其他国家担心的。
石油美元的需求高峰过去之后，各国开始抛弃美元，1979年，美元占国际储备货币的比例，已经从70年代中期的80%左右，下跌到了53%左右。美国货币的超发，最终威胁到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
不论是对抗苏联，还是拯救美元霸权、压制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国都需要提升利率，搞强势美元。
一个长达5年的强势美元政策开始了。5年之后，当西方世界蓦然回首，人们才惊奇地发现，这5年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5年，同时却又是西欧经济失去的5年，它还使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失去了10年。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多少人能够看清楚这一点。
此时，另外一位青史留名的美联储主席已经继任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保罗?沃尔克。身高超过两米的沃尔克，后来被看作货币史上的一位英雄。后来人们都认为，沃尔克是强势美元的代表性人物，这样的解读，是不全面的。要知道，这位强人当年正是“尼克松冲击”的最重要谋划人之一。
沃尔克上任第8天就宣布，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50个基点到11%，两天后，又宣布把贴现率提高5个基点到10.5%。沃尔克还想出了一个狠招，宣布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目标，这等于是给泛滥的美元创造上了阀门。1981年夏秋之际，美国利率攀上了连沃尔克本人也没有想到过的顶峰：联邦基金利率19.1%，商业银行优惠利率21.5%！
从1981年开始，美元开始了强势上涨的5年周期。美元指数从1980年的82点左右，上升到1985年的160点以上，几乎翻倍，超越了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时的点位。狂奔的通胀野马终于被勒住了：美国通胀率在1981年降为6.5%，再过2年又降到4%以下。
意外的金融战争，西欧意外地失去了5年
里根强势美元政策的国际后果非常严重，从其给西欧以及拉美等国家造成的实际灾难性后果来看，它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一切都源于强势美元所引起的世界资本的流动方向的大逆转。
从里根上台的1981年开始到1985年，美元资本外流基本停止，西欧等国资本，则涌向美元资产。1981年，在OECD 21个成员国中，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下降到19%，1982年则创了历史记录的低点4%。在1982年的历史低点，美国的对外投资额和意大利差不多，远远地落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后面。
与此同时，外国资本的流入规模则大幅度增加，从1981年到1985年，美国海外资本的流入平均占到OECD国家海外流入资本总量的50%以上，1984年这一比例达到70%以上。
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向的逆转，带来的是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美国人的喜剧：由于大规模的海外资本流入，冲销了美元高利率的副作用，从1980到1985年，美国的信贷规模不但没有缩减，反而出现了罕见的上升。从1981到1984年，美国信贷规模迅速扩张，与GDP的比率一度接近30%。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的奇观出现了：历史性的高利率，历史性的强势美元，却不碍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84年，美国的月度经济增长率一度达到8%以上。
另外一个后果则是美国之外的世界（苏联与东欧以及中国除外）的悲剧。美元的高利率政策，彻底打破了西欧各国的维持资产价格的政策幻想。在高利率美元的吸引下，西欧资本大规模地流向美元。西欧各国的国有化政策纷纷失败，左翼力量在各国失势，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保守主义政党。
他们上台之后，在美国强势美元政策的压力之下，进行了经济政策的大修正：抛弃凯恩斯主义，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提升利率，实行货币紧缩政策。
与美国不同的是，西欧国家没有世界货币这个独特的条件，因此，当它们在美国的影响下抛弃凯恩斯主义时，可以说它们是真的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经历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去杠杆化”的过程：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私有化浪潮。
私有化浪潮首先在英国展开，这并不奇怪，因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让其比其他西欧国家都更容易获得融资。
而有美国驻军的西德则是私有化浪潮进行得最彻底的国家，西德采取了“全盘私有化的方案”，国家完全退出工业企业。今天中国人熟悉的大众汽车公司就是当时完成私有化的。在德国500个销售额最大的企业中，1982年联邦政府参股的企业共有45个，到1989年只剩下9个。
这些国有企业股权基本是以非常低的价格出售的，私有化的收入与联邦政府的开支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从德国的情况可知，西欧私有化的目的不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其主要作用是最大限度地代替私人资本，来承担国民经济“去杠杆化”的代价。
唯有法国反对私有化运动，在英国、德国私有化的时候，法国反其道而行之，当时刚当选的总统密特朗一度要对法国的银行和工业集团实施大规模国有化。法国的不屈服，差点让法郎在当时就完蛋。
1981年4月，密特朗称法国不会进行私有化，美国舆论随即把矛头对准了密特朗，认为密特朗的经济纲领，将把共产主义引入西欧。《华尔街日报》这样写道：“新总统的经济纲领未指明今后的道路，而让人想起过去的老路（指国有化）。”《华盛顿邮报》则更为激进，它批评密特朗的经济纲领：“激进的改革，国有化，对外国投资包括美国投资的某种敌对情绪，这一切将使对外货币的贸易关系解体。”
“5月11日，交易所一片恐慌。因无购单而中断开价48小时。几天之中，行情下跌了20%。法郎价位在欧洲货币体系中跌至谷底。从5月10日至我就职的5月21日，我们损失了几十亿外汇。几天后我们又损失了50亿美元。”“舆论界一片议论纷纷,有的甚至认为，法国法郎将成为历史。”
在美国舆论以及美元升值战略的共同作用下，法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一些法国人则散布恐慌消息，许多有产者准备把自己的资产移到国外，甚至准备举家移民。最后，密特朗总统不得不妥协，将法郎的基准利率提升到20%，开始了紧缩政策的进程。到1982年，密特朗彻底向私有化投降。
亲历这段金融博弈历史的美国经济管理大师德鲁克对这段历史如此写道：“在180天内，以资本从法国外逃形式出现的现实迫使他改变了航向。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西方世界最赞成资本主义的政府。”
从1980年到1985年的5年，是美国GDP持续增长的5年，美国GDP从1980年的2.7万亿美元左右，增加到1985年的3.9万亿美元左右，增长幅度为44%。
而对西欧来说，这5年是失去的5年，西欧各国经过了长达5年的经济负增长，法国GDP从1980年的6 900亿美元，下降到1985年的5 200亿美元；德国GDP从9 190亿美元，下降到7 010亿美元；英国从5 370亿美元下降到4 320亿美元。
除了西欧各国，发展中国家也一样遭殃。1981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累计达7 40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元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偿还外债的利息负担就要增加74亿美元。里根的强势美元政策，最高利率提升幅度达到7%，即从10%提升到17%。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仅为利息支付这一项，一年要多付出490亿美元以上。
1982年8月20日，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其到期的外债本息，要求推迟90天，由此引发了全球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到1985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上升到10 410亿美元。
美国对西欧金融战争战略的形成，存在着很多的偶然性。一方面是纸币美元霸权，让美国有着创造货币与输出资本的天然冲动。另外一方面，美国又必须维持世界货币美元的信用。
正是在世界货币天然创造冲动，与当时的世界对美元信用要求的相互作用下，美元才有了从1971年到1985年的弱强周期变化。然而，当美国发现，美元强弱周期变化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财富转移后果，而美国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后，就大踏步迈开了金融帝国的脚步。
从此之后，美国人的金融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主动设计的阶段！接下来的20多年里，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导演此类或大或小规模的金融战。
第二轮金融战后，历史逼近第三次重演
轻车熟路的第二轮金融战布局
1986年之后，今天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幕再一次上演了，那就是一个新的美元资本（这里不再是美元货币，是因为美国金融战略的内部变化，后面章节会有叙述）大创造与输出周期下，各国经济繁荣与资产价格的疯狂上涨。
与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货币与资本大创造，主要依赖银行信贷扩张不同，这一次，美国的资本市场扮演了几乎与银行并重的角色。而美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大玩家不是银行，而是投行。由于投行从事的很多业务，其实与银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也被称为影子银行业务。
1980年以来，美国影子银行部门为美国资本市场提供的融资额不断膨胀，1980年规模不足5 000亿美元，到1995年，就达到了3万亿美元左右。在2000年左右，实现了对传统银行业融资总规模的超越，2007年高峰期，达到了14万亿美元左右。
由于这些融资基本不计入M2，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M2增长从70年代的基础上极大地回落了，1987年回落到5%左右，最低的年份回落到2%左右。
M2增速的回落，并不意味着美国企业融资环境的收紧，相反，影子银行的融资功能，对传统银行进行了替代，为美国公司提供了更为廉价的资本通道，因为影子银行的资本金要求更低。
伴随这一美元资本大创造周期的，则是美元资本新一轮的大输出。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海外资产的快速增长直观反映出来。
1986年，美国的海外资产大约是1.7万亿美元，到1996年则达到了5.2万亿美元以上，10年翻了3倍，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是同期美国的GDP增长率4%的2倍以上。那些美元资本大量流入的国家的资产价格出现了暴涨。
首先是日本，日本资产泡沫破灭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随后，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大部分国家也步日本后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亚洲“四小龙”与亚洲“四小虎”。“四小龙”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四小虎”是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四国。在美元大贬值的10年之中，它们一样累积了很高的资产泡沫。
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则大量借贷外国资本，投入本国经济建设。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元便宜的基础之上的。其情形则类似于70年代的拉美国家。
对日本与东南亚的金融收割
从1985年到1995年，长达10年的美元资本大创造与大输出，导致了美元的大贬值，这让世界各国再次掀起了一股美元替代论：到1995年，市场一度认为美元会继续贬值下去，舆论甚至传言美元对日元会贬值到50日元兑1美元的地步。
这种预测在当时看来是有理由的，除了美元自身的弱势政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一个人们预想中的与美元能够势均力敌的欧洲货币即将诞生。
根据欧盟1991年12月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最迟在1999年1月1日，经欧洲理事会确认，如达到“趋同标准”的成员国超过7个，即可开始实施单一货币。
在美元贬值与欧元准备横空出世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史再一次重演了：各国纷纷抛售美元以及美元资产。日元、德国马克趁机大肆蚀掠美元的储备货币地盘。到处在谈论国际货币多元化，美元和美元资产受到市场冷落，日元、德国马克成为抢手货。
1985年，美元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为65%，到1995年，则下降到54%。美国眼见要失去金融霸主地位。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象，美元的大逆转正在悄悄逼近。其实，从当时美国银行机构收缩海外业务上，已经可见一斑。当时的美国银行大幅度收缩海外业务，储备现金，但是，人们只是认为这是美国金融势力衰弱的一个表现。
现在看来，美国银行机构在美元强势周期之前的收缩，并非是实力不济，而是高位兑现，是战略性的撤退。1995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只有3%左右，因此，不存在需要克服通货膨胀而提升利率的情形。强势美元政策只有一个战略目的，那就是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同时完成新一轮的对他国财富的收割。
当时有两个条件，对克林顿政府的强势美元政策至关重要：第一是冷战结束的红利，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军费大幅度削减，克林顿成功实现美国财政盈余；第二，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是，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终于开花结果，其中信息产业技术成功地产业化，带来了美国互联网技术革命。
于是，10年前，里根强势美元政策所引导的全球资本逆向大流转，再次出现了。全球资本流向美元，追逐美元资产。到2001年，美元在各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的份额上升到70%以上，接近于1978年的水平，超过1985年里根时期65%左右的水平。
后面的故事，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金融危机在美国之外的国家与地区相继上演。各国重演了1980年到1985年，西欧各国经济的“去杠杆化”过程那一幕。不过，其严重程度要远超西欧当时的情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中，没有说话的份，只有听话的份。
1995年，日本GDP正式进入了负增长，直到2011年，日本的GDP才恢复到1996年的高点。所以，日本不是失去了10年，而是失去了15年。
墨西哥经历了失去的4年，其GDP到1999年，恢复到1995年的水平；
泰国经历了失去的9年，2006年其GDP才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
印度尼西亚经历了失去的8年，其GDP到2005年才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
马来西亚经历了失去的6年，其GDP规模到2003年才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
韩国经历了失去的6年，其GDP到2003年才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
俄罗斯经历了失去的6年，其GDP到2004年才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
阿根廷经历了失去的7年，直到2008年GDP才恢复到2001年的水平。
唯有台湾与香港地区，因为中国内地这个市场的保证，才得以免受经济大规模的“去杠杆化”所必然带来的经济收缩的痛苦。
在强势美元政策的影响下，西欧国家也一样面临着资本流出，它们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低速增长期。从1994年到2001年，表现最好的德国，其GDP年均增长率只有1%左右，英国大概0.9%左右，法国只有0.8%左右，而从1994年到2001年，美国则出现了平均4%以上的GDP年增长。其GDP从1994年的7万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9.7万亿美元，增长40%。这是一个惊人的对比。
与美国第一个金融战略大周期相比，1985到2001年的金融战线条就更加简明并从容很多，其战略设计的色彩也更加浓厚。
美国人终于找到了一条非大国战争方式克服经济危机的药方，罗斯福没有完成的事业，终于通过尼克松、福特、卡特与里根四任美国总统的探索，找到了一个答案，而其一旦清晰成型并用于世界，便是美国雷霆万钧般的出击，万亿财富已经因此而完成了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乾坤大挪移。
历史逼近第三次重演
从2002年开始，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美元资本大创造与大输出周期。这一次，美元找到了一个新的收割对象，那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
美国海外资产新一轮暴涨，反映了美国资本大输出的现实。经过1998年到2001年盘整的平台期后，美国海外资产开始了新一轮的跃升，其年增长率比20世纪90年代更高。
这种违反“基数越大，增长难度越大”常识的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国金融衍生品的革命，导致了美国资本创造的大爆炸。
伴随美元资本新一轮全球大扩张的，则是美元的不断贬值。
而此时的世界其他地区，又是什么情况呢？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IMF开出的药方，进入了经济“去杠杆化”的过程，资产价格变得很便宜，也由此进入资本最稀缺的时候。对美国的资本来说，这是捡黄金的好时机。
也就是在美元开始新一轮贬值的2002年底，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政治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浪高过一浪。从蓝领到白领，从企业家到政治家，从纽约到华盛顿，从国会到白宫，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目的加入到这一阵营中来。其实，不仅仅是人民币，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升值。
从2006年开始，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价格，随着这些地区货币的升值，开始了一轮史无前例的牛市。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都在短时期内出现了暴涨。印度、巴西、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股票指数走势如出一辙。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资产价格的暴涨，为先期进入这些国家的美元资本赚到了资产与汇率的双重暴利。这个故事与日本、东南亚国家的资产泡沫高涨的历史，非常相似。
所有的剧本早已经写好，所有的结局早已经启程。
按照历史的经验，从2002年开始的美元资本大创造周期，应该会延续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之后，也就是在2011年与2012年之间，美元资本的输出程度，会超过其他国家的财富对美元的吸纳能力，从而会导致美国本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或者资产价格泡沫，然后，美国将开始新一轮的强势美元政策，引导世界资本再次大规模地逆流而动。
然而，世事总有难料的时候，突然出现的次贷危机，打断了美国第三次大周期金融战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美国的金融战略，突然发生了断裂？要揭开其中的秘密，需要从美国金融战争的原理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