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能成大事的生意人，必然能静下心来认真做几件实事，例如安定军心，即是生意人的必要之务。让我们来看一下唐太宗李世民是怎样静己养民的。
隋炀帝不问民事，终致君臣失道，民叛国亡。亲眼目睹了隋朝由盛而衰的整个过程，李世民深为农民起义的巨大声威所震撼，由是，他也深刻懂得了百姓对国家存亡的关系之重大。为此，他常对大臣们说：可爱非君，可畏难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在这种“诚可畏”的思想前提下，他深深感受到了君民之间相依相存的关系，“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欲使君业长存，必得先存百姓，方能一免覆舟之患。然而，前路漫漫，困难重重，即位之初，民生凋敝，李世民又如何安百姓，尽快稳定人心呢?
他颇有疑虑地问魏征：“一位圣明的国君往往用毕生精力治理国家，然后才停用武力，实现社会安定。现在承大乱之后，希望社会安定，岂能是很快就能实现的?”
魏征回答说：“此类事宜只适合于普通人，不能用在英明的国君身上。如果英明的君主施行教化，上下同心同德，百姓就会响应如回声，即使不想求快也会很快地取得成功。数月欲使天下大治，相信不太困难，故说三年取得成功还算是太晚了。既然人民渴望安居乐业，只要皇上能静以待民，少征摇役，与民休息，这样一来，百姓安定，国家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了。”
李世民听了，不由连连点头。可是，大臣封德彝等却颇不以为然，他引证历史，站起来反对说：“夏、商、周以后，人情越来越奸诈虚伪，所以秦朝使用严刑峻法，汉代又参用威势权术。他们哪里是不想教化呢?只不过是想教化而为形势所逼，不能教化罢了。”当着李世民的面，他厉声指责魏征道：“魏征想用放纵百姓的办法来实现国家的迅速治理，不过是不切时务的书生之见罢了，如果信其虚论，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衰败和混乱。”
面对封德彝等人的尖锐指责，魏征没有让步，他毫不客气地反驳道：“五帝三王治国时，并没有更换国家内的人民而实现了天下大治。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这在于当时国君的治理、教化罢了。考察古代典籍的记载，便可以知道。历史上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余次，那时可谓混乱至极，黄帝战胜凶恶的蚩尤后，便致力于太平。九黎族作乱，颛项就出兵征代他们，战胜之后，并没有忽略对天下的治理。夏桀淫乱暴虐，而商汤驱逐了他，在汤为政的时代，就实现了天下太平。商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到了武王之子周成王时，也达到了天下太平。倘若说人性愈来愈浅薄讹诈，不能达至纯朴，那么到现在应变为鬼怪妖精了，怎么能够再来加以教化呢?”封德彝等人一时语塞，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对魏征所论予以反驳，然而都还是认为短期内不可能达到天下大治。
这次辩论，实质也就是究竟是用王道还是霸道来统治人民的问题。封德彝主张霸道，如果采取这种主张，对内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对外干戈不戢，穷兵黩武，其结果必然重蹈炀帝的覆辙。李世民权衡利弊，察纳谏言，最终采纳了魏征的意见，推行王道政治，也就是“圣哲施化，施仁政于民”。
对此，李世民说：“我看自古以来用仁义治理天下的帝王，统治的时间就长久；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的，虽然也能整治一时的动乱，失败灭亡来得也快。这些既然是前代帝王的经验教训，就足以作为我们的借鉴。现在我要专以仁义诚信治理天下，希望革除近世以来人情虚伪奸诈之风。”
由此可见，“圣哲施化”，静以安民，无非就是为了大唐江山国运之长久。李世民在慎思慎微中，终于寻找到了静以养人的一条治世之道。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他的这一决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后来，回忆到这次王霸之争，他还不无得意地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思化易教，那么如何才能于百姓思化之际来安抚百姓呢?为此，李世民又一次组织群臣进行讨论，大臣们各抒己见，最后终于定下了抚民以静、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
李世民的做法告诉生意人，虽然每天生意忙碌，可是却不能乱掉自己的心。应该静下心来思考生意的发展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