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印度已经独立，但是英国对其统治的影响并没又随之结束。一个非常明显的印度殖民统治的现象就是英国一直对印度实行语言侵略，即对英语语言的普及。众所周知，殖民主义国家通常会控制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和市场。殖民主义国家亦会强加自身的社会文化，宗教和语言于被征服的民族身上。语言也是殖民统治非常有效的工具。控制了语言就控制了殖民地下一代的教育，由语言到教育是殖民统治经常采用的殖民模式，这样逐渐地把英国的文化、道德、政治等价值理念在印度推广普及，并吸纳这一阶级的精英进入殖民统治体系。而英语成了印度的官方语言，也是印度民众爬向上层阶级进入精英阶层的一个有效的语言媒介而充满了吸引力，当然，英语也成为殖民地任命了解英国的一种手段，斯皮瓦克也不例外。斯皮瓦克对英语十分的感兴趣，并非因为她想通过英语谋求某种利益，而是她的潜意识里告诉她这是一种了解英国的较佳工具。也正是这个时候起，斯皮瓦克意识到了语言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意识为其之后的文学与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进入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的统辖学院学习时主修英语。统辖学院与斯皮瓦克小学所在的教会学校相似，教师背景复杂，学生的出生也五花八门，有的学生来自中产阶级，有的学生来自工人阶级，也有来自农村小资产阶级，也有的学生来自于比较富裕的阶层，但是，这样的学生比较少，因此统辖学院的学术氛围较之其他大学的学术氛围相当自由，年轻人的思想十分活跃，没有等级界限和概念。西方各种激进的文学理论或政治思潮总是在第一时间在这里得到迅速的传播。统辖学院内多元化的教育模式为斯皮瓦克后来的文学批评研究可以轻车熟路地把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等融会贯通、集成体系奠定了早期的学术思想基础。1959年，斯皮瓦克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获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并获英国文学和孟加拉文学金奖。之后，在印度继续接受了两年的研究生教育之后，1961年，正值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19岁的斯皮瓦克从一位慈善家那里借得一笔资金，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继续深造，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并于196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对于当初选择康乃尔大学，斯皮瓦克自认为是因为自觉哈佛、耶鲁等大学自己高攀不起。由于经济原因，斯皮瓦克没有继续攻读英国文学博士，转而进入经济要求相对便宜的比较文学系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文学批评家，耶鲁“四人帮”之保尔·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研究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W.B.Yeats，1965—1939）。1963年获康乃尔大学奖学金，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美学生，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戈登学院研修一年。1967年以一篇题为《巨轮：叶芝诗歌中抒情之声的几个发展阶段》（The Great Wheel：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Yeats’s Lyrics Speaker）的博士论文获康乃尔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2000年，斯皮瓦克获多伦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斯皮瓦克在印度出生并度过了青年时代，成年后留学来到美国，其特殊的经历和特定的教学和工作环境，使她能成为一个有着全球视野的比较文学学者。作为二战后的一代知识分子移民，斯皮瓦克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成为美国少数族群中的一员。但斯皮瓦克作为享受过殖民地和美国双重的高等教育，毕业后又在美国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的移民，与其他少数族群的成员相比，她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第三世界国家的出身，使斯皮瓦克对自己可能会被第一世界国家的“同质化”保持着相当的警觉，但她在美国生活多年，又“十分熟悉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化生活与制度”。斯皮瓦克的双重经历使她能了解两个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这铸造了她的比较文学的优势，这是一般学者、第三世界学者和第一世界学者所不能具有的优势。如果说印度生育了斯皮瓦克，那么美国则成就了斯皮瓦克。斯皮瓦克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服务于美国高等教育事业，活跃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她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阿瓦隆基金会人文学科教授。斯皮瓦克最早的教书生涯开始于1965年。当时她一边在美国的爱荷华大学担任助教，一边攻读博士学位。
斯皮瓦克在教育工作中善于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把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巧妙地融汇在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教学工作中，再加上她思想激进，聪慧机智，言词犀利，往往为她的教学课堂获得满堂喝彩。1970年28岁的她晋升为副教授，1975年她担任爱荷华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及系主任（1975—1978）。1976年因成功翻译《论文字学》而一举成名，身价水涨船高，从此邀请她讲学、演讲的学校和团体络绎不绝。她曾任教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艾莫利大学、匹兹堡大学，1991年之后转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至今。在当今的学术界斯皮瓦克地位很高，她不仅是一位知名的教授，更是一位杰出的学术宣传家，热衷于参与各式各样的学术科研活动。她是众多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如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卫斯理人文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家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普林斯顿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贝拉吉奥洛克菲勒基金会、肯特基金会研究员和古根翰基金会、印度巴洛达萨亚基王公大学泰戈尔基金会、庶民研究小组等等研究机构。在社会职务方面，斯皮瓦克担任众多学术刊物的编委成员或学术顾问，社会职务一方面肯定了斯皮瓦克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大大拓展了斯皮瓦克与外界学术研究的接触空间，更为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的推介提供了一定的机会。斯皮瓦克还积极参与了针对印度土著和孟加拉而实施的“动手做”教育改革和师资培训书，为之努力了将近10年。
她还到处讲学，所到之处有布朗大学、沙地阿拉伯的利雅德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西北大学、伊利诺大学、蒙梭利埃第三大学、印度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南非开普敦大学、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日本大阪大学、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韩国光州大学、英国的兰开斯特大学、德国卡赛尔大学、苏黎世大学、挪威特罗姆索大学、奥地利格拉茨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2006年春）等等。斯皮瓦克应邀全球范围内进行讲学，担任多所学校的荣誉教授，足迹遍及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等五大洲；斯皮瓦克参加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极大的丰富了她的阅历和背景，深化了斯皮瓦克的学术领悟，同时也抬升了她的国际知名度。她讲学内容丰富涉猎很广，有的关于女性主义，有的关于后殖民主义，有的关于文学，有的关于翻译学，庞大而混杂，涉及面很广，融合了诸如弗洛伊德、拉康、马克思、德里达、福柯、赛义德等人的学术思想，所以很多学者都不禁感叹如果把斯皮瓦克的思想进行分类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她总是把各个学术流派的思想能够自如流利的融合在一起，然后极富创新的表达出来。这也是她的思想最难懂的原因。
可以说，斯皮瓦克复杂的生活背景和阅历让她的思想晦涩难懂，但是这也为其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首先，斯皮瓦克所受的综合教育使她能够顺利进入美国学术领域，她出生于加尔各答，1959年从加尔各答大学英语系毕业之后，被授予英语文学和孟加拉文学金质奖章，1959年，她离开印度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一年之后，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收到了正规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但是，在她身处异国他乡时，又身怀对对祖国的同情及故土情感和身居美国高校的优越感使她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游离在两种文化之外。正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孕育出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体系的多元性：一方面因为出身第三世界国家，使她对自己的祖国印度的反殖民化运动和现代性发展热切关注并深表同情。她一直保持着印度的国籍，并积极参与印度学者组织的庶民研究，努力为印度妇女争取发言权。同时，作为一个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女性知识分子，斯皮瓦克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中虽然声名斐然，但之中属于少数族群，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在美国高校从事教育事业，与其他的少数族群相比而言，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面对其他后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时潜意识里又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作为身居西方世界的又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地知识分子，这显然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两难。正是这样一种身份和地位使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往往能以独特的视角审视问题，在批评上一针见血，但同时又招致种种批评。
其次，斯皮瓦克的因为拥有多国的教育经历以及工作实践，她能够灵活自如的运用孟加拉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尤其对英语语言的精通、对英语文学的熟悉以及本身所从事的文学教学工作为其顺利进入西方学术界提供了便利。如果说美国耶鲁“四人帮”对解构主义理论的贡献在于实践和研究的深入并为美国学术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的话，那么斯皮瓦克的贡献则是成功地把德里达法语版的《论文字学》译介到英语世界，为解构主义理论的广泛推广提供了便利。《论文字学》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核心之作，是深入理解和研究解构主义理论的必经之途。斯皮瓦克曾写道：如果没有读过《论文字学》，那么美国学者对法国前沿批评理论的把握就不可能是精确的。1976年，英文版的《论文字学》一书终于由霍普金斯大学出版发行。《论文字学》的翻译成功在西方哲学及文化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斯皮瓦克也一举成名。原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主席希利斯·米勒（J.Hiilis Miller）曾对其翻译成就做过这样的评价：佳亚特丽·斯皮瓦克《论文字学》的权威译本对于英语国家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当代批评和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本主要著作终于以英文的形式问世了。由于翻译《论文字学》的缘故，斯皮瓦克在米勒的介绍下结识了德里达本人。为了准确把握原文意义，斯皮瓦克多次向德里达请教并与之讨论，力求使其翻译忠实于原文，表达德里达独特的解构思想。德里达《论文字学》中深远的哲学渊源以及德里达本人精深的哲学背景，再加上其中深奥的哲学术语以及德里达的生造词汇，使《论文字学》艰深难懂，让文学批评家困惑不已。斯皮瓦克长达近80页的译者前言，深入探讨了解构主义理论思想的源头，比较和阐释了德里达解构思想与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和胡赛尔等等先哲思想的理论差异与联系以及同时代的拉康和福柯与德里达之间的理论联系，深入浅出地全面阐释了解构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合法性，肯定了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独特解构批评。斯皮瓦克的前言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艰深解构思想，被视为是《论文字学》的简易入门必读，促成了《论文字学》在美国批评界的成功普及和推广。斯皮瓦克翻译的《论文字学》一书及其长篇前言成为美国学术乃至于整个英语学术界介绍解构主义理论思想的权威论著。斯皮瓦克对德里达的理论思想把握被视为是最为透彻、准确，斯皮瓦克也由此被视为是德里达在美国学术界的权威阐释者、代言人。
斯皮瓦克翻译思想与其生平和研究背景密不可分，研究斯皮瓦克的翻译背景也将更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她复杂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