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董荼那抓了孟获献给诸葛亮，这说明孟获在蛮人心中形象已经一落千丈。此时杀他，叛乱也会平息。可惜诸葛亮再次放人，不仅使董荼那惨遭杀害，还使蛮人百姓继续饱受战火之苦。假如说董荼那这次行动还不能看出什么的话，那么，后来还有一个少数民族首领杨锋率领两个儿子再次抓获孟获，献给诸葛亮。到此时应该看出，孟获是不得人心的，干净利落地杀了他，这场战争到此结束。可是诸葛亮还是放了他。有了一放孟获、二放孟获接着是三、四、五、直到第七次释放。拉长了战争时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每放一次孟获，战争就难打一次，越到最后战争越残酷，死亡就越惨重。到最后一次火烧藤甲兵时，乌戈国三万藤甲兵无一生还，连诸葛亮自己都不看不下去了：“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诸葛亮一心想用“心战”收服孟获，结果孟获确实是被收服了。但是，这不是用“心战”取胜，而是实打实得力战。诸葛亮最后把孟获打得无兵可调、无将可派的地步，他的兵死的死，伤的伤，他的将领亡的亡、降的降。孟获就是最后服输也没什么价值了。
南夷地处偏远，不服管教已经很久了，诸葛亮这次“心战”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三国志》中记载：“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民名而已。”可见诸葛亮的七擒孟获的“心战”工程落空，只不是通过这次战争为他在功劳簿上多加一笔政绩而已。而这个政绩又是那么的形式化，犹如做了一个大大的泡沫。
劳民伤财
民间有句俗语：“打人别打脸，骂人别骂短”，“人有脸树有皮”。其中的“脸”指的就是面子。为了一个虚无的面子人们往往可以“打肿脸充胖子”。台湾军事史家李震所说：“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诸葛亮曾经为了恢复汉室天下，不顾自己实力虚弱，毅然决然地发动北伐，那么结果如何呢？他最终在北伐中想得到什么？北伐最后又给他和蜀汉带来了什么？
中国人有一大特点：面子问题。有“宁伤生命不伤面子”之说，有“千金买一个面子”之论。朋友来了不去高档的酒店觉得在朋友面前没面子，餐桌上不花个千八百的感觉丢了面子；外面工作几年不买车感觉没面子，买车还得买名车大排量的，不然还是丢面子。个人有个人的面子，集体要有集体的面子。总之好像人人从一出生都跟面子较劲。
曾经一汽为了进“世界500强”，一汽主要领导不从市场实际出发，强行搞产销100万辆的面子工程，不实的销售，导致财务费用大幅度增加，直接酿成一汽历史上最严重的亏损。有业内人士评论说，“死要面子活受罪，形象工程害了一汽”。
所谓“面子”，有这样的定义：面子是指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它包括有关尊敬、荣誉、地位、联系、忠诚和其他类似的有价值的感受。也就是说，面子是一种文化感受，拥有了它，这个人就可以在自己的所处的社会文化范围内获得良好的自我感受。不同的人会获得不同的面子，即不同的成功感受。对一个人来讲，面子可能就是指他是一位好父亲；对另外一个人来说，面子意味着对商场商品的购买力。当然因在某一专业的成功而可能获得的许多东西也是面子的一种表现形式。
面子在一个利益集团圈内部具有很大作用。古人讲“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维护面子而制订行动准则的一种体现。对庶人不用讲“礼”的权力，使大夫阶层在庶人面前“很有面子”，庶人承认大夫阶级的权威，在交流过程中会学习去使用礼仪，而尽量去避免刑罚；同理，刑罚也起到了相同的效用。这种“面子”成为一种身份，是向人炫耀的资本。而往往为了维护这种特权，损失的东西会比得到的要多很多倍。
孙悟空为博个“齐天大圣”的美名，大闹天宫，结果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指山，吃了五百年“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苦；琏二嫂子王熙凤的虚荣心更是到了极点，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寺，把面子上的光彩赚得是前庭饱满，大腹便便，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枉送了卿卿性命。
面子只是一个表象，之所以经久不衰，是人的虚荣心根深蒂固。时下，这种群策群力上的虚荣心理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说上海要造一幢世界第一高楼，明天说广州要造一幢世界第一高楼，反正闭着眼睛吹，又没人来收他的税！真要造起来了，不是端午拖到中秋，就是中秋拖到重阳，工期拉得比大楼还长。等到真正建成了也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至于建成的东西具体有什么用，谁也不去管，反正是建成了，有功绩了，有地位了，也有面子了。
诸葛亮也是一个尽要面子的人，可他为博得一虚名也是熬到油尽灯枯。
诸葛亮晚年主要都在做一件事———不停地北伐，前前后后一共有六次。诸葛亮发动北伐，固然有他战略上的需要，但是面对蜀汉政权更替，朝中大臣争权夺势，他并没有在北伐中给自己赢得砝码，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加深了他假公济私的嫌疑，消耗了蜀汉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提起郑和下西洋，多少人都为他的壮举兴叹，郑和七次下西洋，足迹遍布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红海一直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增进了亚非广大地区之间的友谊，发展了友好经贸合作关系。然而，这壮举的背后对明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让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获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心理满足感。在郑和下西洋整个过程中，朱棣强征暴敛，抓民扶、增赋税。郑和七下西洋后，长江三角洲的官营手工业户逃亡3/4，使得许多精妙的造船技术就此失传。永乐年间，用于打仗、下西洋、建宫殿等花销是明朝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到三倍。明王朝的国力从此一蹶不振。
诸葛亮制造了六伐中原，这种疯狂的军事行动虽然强烈表明诸葛亮统一天下的决心，也符合他先发制人的战略，但却给蜀汉带来无以估量的损失。
诸葛亮前后六次北伐都没有达到目的，在这六次北伐中，导致失败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粮食供给不上。
自古蜀地就是一个物产丰富之地，有“天府之国”美称。但是，当时它也有一个最大的弊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道路不好走，用现在人们的话说就是“要想富修宽路”，有好东西运不出去，相当年大汉开国皇帝刘邦走汉中之时，因为没有路才修栈道，不过后来也是这个栈道帮助了他重出江湖。军事家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诸葛亮再用兵如神，他的军队也得吃饭不是，从内往外运物资那可是一个劳民的事。单是从汉中到天水就有四百里的羊肠小道。
诸葛亮是在后方没有能力提供充足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贸然北伐的。这样，即使他战场上能够获胜，由于所处的战场乃是相对较为荒凉的陇西、陇右地带，无法从敌人或占领区中及时得到补给，这便从根本上妨碍他继续前进。结果，正用得上他自己当年形容曹操的一句话：“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
再则，蜀汉的综合国力本来就无法与魏国相提并论，诸葛亮竟然“无岁不征”，客观上有点穷兵黩武的意味，反使蜀汉的国力进一步削弱。
曹操在北方实行“屯田”制，有效地恢复了北方的农业生产，也为其争霸天下的图谋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统一北方前，经过几十年的战乱，昔日富庶的中原已经是一片狼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北方情况的形象写照。曹操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特别是大规模地屯田，招收大量流亡的农民，使北方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形成了“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局面，而且从国土面积上来讲，魏国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蜀国和魏国的战争等于是以区区一隅抵抗全国的战争，北伐对蜀国来说是倾尽了全力，但对魏国来说只是局部战争而已，虽然一度极其被动，经济上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没有沦落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吴国所处江南地区由于在东汉末年未受到中原战火的波及，加上东吴长期对魏国采取以守为主的方针，孙权利用北方的劳动力和技术，使江南地区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吴亡时，仓库尚存米谷280万石，吴国的经济明显地超过了蜀国。
偏居西南一隅的蜀国版图最小，主要地区仅巴蜀汉中等地，直到蜀亡时，只有户28万，人口94万，军队约10万，可见国力之弱。
诸葛亮自然也会想发展经济，他在蜀国也实行了“休士劝农”，“分兵屯田”的政策。但其规模与曹操屯田远不能相比，史载诸葛亮曾招募五千人到汉中进行屯田，又派吕“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
诸葛亮也承认，他是在“益州疲弊”的情况下率师北伐的。而当时魏国，有人口440万，军队约60万，力量对比差距明显。蜀国地方，易守难攻，若能真正联合吴国，协调一致地对付强魏，则蜀国偏安西南还是有可能的。而四川地区优越的经济环境也可以为蜀国稳固防守提供条件。如果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的资源能够真正被开发，蜀国的经济实力必将大增，逐鹿中原的机会自然大了不少。
诸葛亮的北伐政策，当时身处社会下层的许多百姓是相当反感的，“从根本上百姓们总是厌战和期望和平的”。连年北伐，耗尽了蜀汉的国力。诸葛亮亲自点定的继任者蒋琬和费祎两人，对北伐就压根不感兴趣，并且还都一致地长期压制要求北伐的姜维，尤其是他的第一任继任者蒋琬，十数年内一次也没真正发动过北伐。
孙子兵法中的“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善于用兵的将军，动员一次军队去战斗，向前线部队运送粮食供应军队不超过三次，就结束战争了。以免国内劳民伤财，动摇国力。
淮海战役中，后方农民用小推车源源不断向前线送米、送面、送军用物资，没用如此的后勤保障，哪有解放军在前线奋勇杀敌，反过来再看看国民党军队，后勤保障不了，供给短缺，又被我军包围，吃饭都是有上顿没下顿，以至于国民党军队里战士们为了粮食相互开枪抢吃的，这样的军队哪还有精力去打仗啊！这样的战役没开战就已成定局了。淮海战役胜利跟后方供给是分不开的。陈毅老帅就曾经说过：淮海战役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到。无怪乎人们常说，打仗其实就是打经济仗。
蜀国和魏国的国力相差多少呢？当时，魏国占据着整个北方，约有十一个州。蜀国只有一个州。魏国的华北平原、黄淮平原和关中平原幅员广大，物产十分丰富。相比之下，蜀国只有成都平原这一个较大的农耕区。其物产远远不能和魏国相比。魏国有四百五十万人口，约三四十万军队。蜀国刚刚一百万人口，最多也只有十四万军队。在政治方面，诸葛亮虽然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但魏文帝曹丕也非等闲之辈，他手下还有一批能干的政治家，如司马懿等。也有一批久经战火考验的著名战将，如张颌等人。而蜀国在兵败夷陵之后，猛将尽失。
经过北伐让蜀国耗尽了财力，影响了蜀国的经济发展，使其相对弱小的军事、经济实力更加弱小。由于蜀汉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连年战争，浩大的军事开支，同时蜀汉国民对长期的战争也极为厌恶，千方百计逃避兵役。
有资料表明，由于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借口为由而拒不发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诸葛亮死后，军队中大量的士兵和职业兵户更是纷纷逃亡，作为地方长官的吕，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名逃避兵役者。
“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及曹操之广”(苏东坡语)，战役打响起，连后勤补给都跟不上，在这种条件下，直接发动战争无异于飞蛾扑火。他作为一国之丞相，非但不着力于再次恢复国力，反而年年不断地北伐，搞得连粮草供应都难。蜀汉毕竟没什么资本，。所以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尽管“常使英雄泪满襟”，老实说，实在称不上什么壮举，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操之过急的将领穷兵黩武干的蠢事罢了。
北伐虽然是诸葛亮主动发起的，但街亭之败却犹如启动了一辆连他自己也无法使其停止的战车，使得他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跟着、而不是驾驭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将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连年出兵北伐，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正如台湾军事史家李震所说：“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
尽管蜀汉在北伐中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双方力量的悬殊也注定了北伐最后失败的命运。在一次次的北伐用兵中，蜀汉逐渐耗尽了财力和物力，从而加速了它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