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内陆，北有黄土高原，西有青藏高原，南有云贵高原，东为山野丘陵之地。在这千山万壑之中，突然降下这么一片坦平的绿地，在地图上看来，就好像是镶嵌在黄杨木雕上的一块晶莹夺目的翡翠。
四川在大西南的确是一块天赐宝地，但古来就困于交通，失于闭塞。秦岭、大巴山、岷山、大雪山、大凉山、大娄山……把四川盆地团团围住。古人入蜀，翻山越岭，车行马跑，大概尚需数月时间。
唐代大诗人李白五岁入蜀，二十年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对于蜀道，他以亲身的经历感慨叹道：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巉途岩不可攀。”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这是古人的太息之词。
近代有一个外地人，到了四川之后的感想则是，四川人天天在无路中找路走。在三峡行船，动不动就前看无路，后看也无路。在他的眼中，四川的水无一不是怒水，四川的山无一不是峻岭。俗话说，“四川已治天下乱，四川已乱天下治”，这种情形既有利于四川于政治经济上的独立，也造成了四川的闭塞。外地人到了四川，有时真会有到了“壶中天地”的感觉。
四川通外，既无平川，山路又险，幸有一条长江，曲曲弯弯，由西向东奔腾而去，成为古今出入巴蜀的命脉。
入蜀难，出蜀也难。就是凭借长江之水顺流而下，也不知要穿过多少高山陡岭，经过多少激流险滩。古往今来，更不知有多少人丧生波涛，食果鱼腹。
但是，四川人毕竟向往着新的生活境界和新的生活内容。只要顺着长江，顺着这条水路，走了出去，外面就是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因此，当蜀人乘舟而下，一路顺风之时，心情一定会是别样的激荡，而两岸阴霾险峻的山色，也一定会使人倍觉别样的风流。一千多年前，李白在这条水道上顺流泛舟之时，心境甚佳，以至于禁不住咏唱起来以舒情怀：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八十三名学生，乘着法商吉利洋行的“吉庆”轮船东下，一路顺利。重庆地方政府没有派员护送，同学们就自动“组织起来，互相照顾”。八十三人共分为四个小组，每组约二十人。每组设有组长，第一组为袁文庆同学，第二组为王兴智同学，第三组为吴宥三同学，第四组为周玉书同学。
经过八天航行，途经宜昌、汉口、九江，最后平安抵达上海。这是一个为时很短的航行，但却是这批学生的首次航行。八天之中，他们一定是兴奋不已，一路饱览。过了山川，即是平川，这眼前瞬间而过的景色，与家乡四川是那么的相同，又是那么的不同。
上海，是当时中国东部的商贸中心，又是中国与外部通商通航的重要口岸。当时所有由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首先汇集到上海，再由上海的上述组织安排赴法。上海的华法教育会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247号。因为由上海到法国的邮轮每月一次，因此上海华法教育会特别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招待所和俱乐部，以接待过路的留法学生。他们还负责安排住处、订购船票和协助办理出国手续。
重庆的八十三名学生到沪后，即由华法教育会安排他们住在“名利大旅社”，并在上海办理购买船票和从法国领事馆领取护照等项事宜。
一周之后，也就是1920年9月11日，八十三名四川学生于上午十一时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AndreLebom）号。上船那天，大雨如注。可这些年轻的学生，只盼早日得见世外新的天地，这倾盆大雨，怎敌他们万里求学之雄心！
学生们上船之后，正在检点行李，只听汽笛长鸣，“鸯特莱蓬”号已经启锚开航，驶离上海黄浦码头，不久，便驶过吴淞口，进入浩瀚无垠的苍茫大海之中。
这艘轮船是来往于欧亚美三洲的法国邮船，长约五十丈，宽约六丈，高约十丈，约有几万吨。船的舱位分为三等，每舱可容数百乘客。最高的一层是游戏场，专供乘客运动之用。货舱在首尾两头，容量甚大。船上还设有起重机两架，以为装卸货物之用。
乘这艘邮轮踏上留法勤工俭学征途的，共有九十名中国学生，其中八十四名为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还有几名浙江籍的学生一路同行。在重庆的八十四名学生中，贷费生四十六人，有江泽民和邓绍圣等人。自费生三十八人，有邓希贤（邓小平）和胡伦等人。
据江泽民回忆，那艘邮船上一等舱的票价是八百元，二等舱是五百元，三等舱是三百元。中国学生花一百元买的是四等（即无等舱）的船票。这船本来没有什么四等舱，只是为了照顾贫穷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而临时设的。所谓四等舱，就是货舱。半明半暗的船底里，到处堆放着各种货物。没有什么设备，学生们就住在双层床铺上。舱内空气非常恶劣，天气闷热，臭虫又多，蚊子肆虐，许多人就买个躺椅到甲板上去消磨时间和睡觉。有时风平浪静，可以饱览海上风光。有时狂风大作，巨浪劈头打来，就使人头晕目眩。
学生们上船时那种兴奋的心情，到了此时大概已经平静了不少。因为从船上望去，只见水天一色，孤舟往还，不见山，不见树，也不见陆地，使人顿感荒凉寂寞，一些同学便拿出行囊中的书籍，用读书来聊以慰藉。
在这一行学生中，有一个四川巴县的同学，叫冯学宗，他在给亲友的来信中，详细记述了他们这次海上航行的细节。现将其信摘录如下，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记述，来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学生们的一些感受。
“14日，船抵香港泊一日。此地背山面海，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此地贸易的人，虽是中国人，但那种种的管辖权，是完全属于英国的了。英人自得此地之后，订立许多束缚华人的条例，近已成为一个沿海最繁华最紧要的商埠了。
“18号船抵西贡，此地概是平原，自法人夺去之后，沿岸建筑码头，岸上房舍街市，都秩然有序。只是有一件悲惨的事，就是那亡国的安南人。他们的国家，既为外人的殖民地，他们的人民，遂不得不受外人的管辖。他们知识较高一点的，就受法人的呼唤，养成一种不痛不痒的性质。那知识低下的，就受外人使用，耕田挽车，不敢稍辞劳苦，偶一懈怠，即加鞭楚，彼等狼狈啼泣，已极可怜，而法人还要设种种恶例，使彼等永无恢复的一天。例如读书要读法文，着鞋要纳税，既灭人家的文字，又要灭人家的种族，正义在哪里？人道又在哪里？安南人蓬首赤足，四季如一，难道就不成问题么？
“西贡为欧亚交通的冲要，五洋杂处，人口甚繁。中国人侨寓此地数有六七万人，但是入境以后，凡是成年者，每年须纳身税数十元，这也是法人限制外人旅居最严厉的一个方法。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向来以‘病夫’见称，各国防甚严，此次船泊西贡，曾见同船的人，上岸时必经种种检查，然后列队到警察署注册，否则不准登岸，从此看来，中国人也像在候补亡国奴了。
“船泊三日，21日复起碇向新加坡驶去。
“行三日，达新加坡。此地街市屋宇之整齐，与西贡相仿佛，但面积较西贡大，市面亦较清洁。此地有华人数千万，华人商务颇好，所以殷实之家亦多，但有一大部分，仍是劳力的生活。
“25日由新加坡启程，行一日，那惊天骇地的浪涛，推来推去，时上时下。我们同行的人，好似大病加身，不敢直立，不思饮食，整整闹了三天，我们望岸之心，真是‘如大旱之望云霓’一般。日复一日，望眼欲穿，好容易才盼到停泊休息的哥伦布。
“30日抵英属之哥伦布，此地风浪很大，不易停泊，幸赖有一港口，可免风浪的危险。我们赴法只有法国护照。哥伦布是英国的属地，没有英国护照，就不得上岸，也就不得窥其全貌。
“10月7日船行阿拉伯海中，距红海口甚近。此口在欧洲大战时候，设有水底危险物多件，战后还未取出，所以往来经过的船只，都要预防不测，我们今天也得把水袋来练习，但是心中总是忐忑不安，如有所失一般。
“8日到奇布特，地属非洲，当红海之口，为法兰西属地。遍地沙漠，草木不生，人迹很少，热度达于极点。然而法国不弃之者，正以此地为航海必经之处，往来休息之所。因此之故，法国不但不舍弃他，还在那儿苦心经营咧。此地土人，都是黑种，身黑面黑，连牙齿也是如漆一般。土人多不著上衣，下部围布一方，如中国的裙子。货物除果子、驼毛及一切装饰品之外，并没有什么奇异的东西。
“10日入红海，空气是很干燥的，太阳是很厉害的，在这几天只见日光与海水相映，那海水的绿波，竟变而为红波，红海之名，或者因是而得。是日为中华民国成立九年纪念，我们中国人，各带国旗一面，并于午后齐集大礼堂，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奏国歌，讲故事，演新剧，以志庆祝，大家都欣然有喜色。就是外人参观，也鼓掌欢呼，声如雷动！这次也是此次航行中一件极饶趣味的事啊！
“13日抵苏伊士运河口，停数小时，即启碇前进。傍晚进口，两岸林木，排列有序，灯光灼灼耀人，水声潺潺触目，流连启兴，几乎忘却睡乡。翌日，辰刻，凭栏眺望，此河之宽约十余丈，可容两船并行。正在观察之时，不觉已到北口的波赛，我们不曾上岸，没有见着什么事物。午后五时入地中海。当我们出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岸上铜像直立，威威可畏，赫赫可敬，原来就是开凿运河的雷赛咧。
“17日过意大利半岛，虽大半均是山地，然意人已建筑许多铁道，交通尚便利。许多巍峨雄丽的城市，连绵不绝，最终观大岛孤立海中，烟雾浓密，闻舟中人说，这是终岁如斯的活火山。
“19日早饭后，远望看许多樯帆和灯台，与我们愈见相近，于不知不觉间，就到了法兰西南部的马赛（Marseille）。”
冯学宗同学的记述，使我们至今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他们这次海上远涉的经历。这份材料能保留下来，真是一大幸事。
当时船上的另一名同学江泽民在回忆中对这次远航也有描述，现也摘录如下，以作参考。
“我们在印度洋碰到了一次大风暴。当时，风暴卷着海水，掀起山峰似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一会儿被掀上浪尖，一会儿又落到浪谷当中，白天也刮得天昏地暗，宏大的邮船犹如一叶扁舟，在茫茫的海水中漂泊，真是吓人得很。我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黄胆都要吐出来了。这样，我们饱受了三天三夜的风暴袭击，算是幸运的过来了。另一方面，则是大开了眼界。邮船到了各地大海港，都要停上两三天，装卸货物。有钱人上岸去进餐厅、买东西，我们穷学生就上岸去观光游览，饱阅市容，看博物馆，参观名胜古迹。许多城市尽管是高楼大厦，也有许多人是西服革履，但也有不少人是破衣褴衫，沿街乞讨。在有的港口，我曾看到一些穷苦的儿童游泳在船舶周围，向乘客们哀告乞怜。有的客人就将硬币抛入海水中，那些穷孩子们就潜入海水里去把硬币摸上来，客人们以此取乐，孩子们则以此谋生。当时看了，真使人心酸。这使我深深感到，世界上的人们同住在一个天空之下，却过着两种大相悬殊的生活，到处都是这样的不平。当然，我当时并不了解这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制度造成的。
“途中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的，是我们在地中海上遥远地看到了火山爆发的余焰，特别是在夜晚，喷射的火焰，犹如五颜六色的礼花，射入深蓝的天空，而在水中则出现着倒影。天上水中互相辉映，那种夜景是很奇妙的。船上虽然有时下令要我们带上救生圈以防碰上大战后尚未消除干净的水雷，但却始终没有碰上。我们在经过了近四十天的航海生活之后，在10月中旬，终于从马赛上岸，踏上了法国的土地。”
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远航，异国他乡的风情，海阔天高的景色，一定给每一位同学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和深深的感触。
1974年，当“文化大革命”发展得更加如火如荼之时，由江青等人一手制造了一个“风庆”轮事件。“四人帮”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大肆吹嘘，并借题大批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实则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父亲自1966年“文革”开始时被打倒后，当时刚刚恢复工作，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他万分蔑视江青等人之所为，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父亲后来曾多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可见这首次出国远洋，同样给父亲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名叫李璜的老先生回忆，他曾到马赛去接一次船，遇着邓小平，而且似乎邓是他们那一批学生中的负责人。我曾问过父亲。父亲笑道：“我是那一批八十几个人里面最小的，连发言权都没有。”可见李璜先生当年遇到的并非邓小平，而是另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