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是法国南部的重要港口和工商业城市，地处罗讷河口和地中海之滨。
1920年10月19日，“鸯特莱蓬”号邮船驶入马赛港。船上的中国学生历经三十九天的时间，行程三万余里，终于到达欧罗巴的西部，踏上了他们向往已久的法兰西的土地。
华法教育会已派人专程从巴黎前往马赛迎接这批新到的学生。
《小马赛人报》10月20日报道：一百名中国青年人到达马赛，他们的年龄在十五到二十五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身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华法教育会学生处的处长刘先生给他们致了欢迎词。这些年青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欧洲，特别是来到法国，心情是非常高兴的，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据冯学宗同学的记述，
这批学生打点行李下船之后，当天即离开马赛，乘汽车直赴巴黎。
经过十六个小时的行程，他们到达巴黎。
据江泽民回忆：“第二天我们来到巴黎，受到了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欢迎，其中就有在一年前就到法国的聂荣臻同志。我们在异国相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亲切之感。”
聂荣臻，四川江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青年时代便接受进步思想影响，在中学时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暑期，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筹措了三百块银元，和十来位同学一道，先到重庆，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馆办了护照，于1919年12月9日乘“凤凰”号（司芬克司号）赴法勤工俭学。到法后曾在施奈德的克鲁梭钢铁厂做工，1922年复进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聂荣臻由于先到法国，自然是学长。从法国时期开始，父亲便和他结下了战斗友情。解放后，从1952年到1957年，我们家和聂家曾比邻而居，我们孩子们常常穿过院墙的小门到聂伯伯家玩。聂伯伯也常常请我们全家去他家吃四川风味——豆花。1992年聂伯伯去世前，父亲已很少出去串门，但有时还是去聂伯伯家走一走。每次见到聂伯伯，父亲总是亲切地叫他“老兄”。他们自从这次见面结下的友谊，历经七十二个春秋，历尽风风雨雨，深沉、深刻而又感人至深。
在巴黎呆了不久，父亲和他的同学们由华法教育会安排，分别到蒙达尼、枫丹白露、圣得田、佛勒尔等地中学去学习或补习法文。
邓希贤和邓绍圣被分到诺曼底的巴耶男子中学，他们的同乡胡伦被分到巩比耶公学学习。
这些新到法国的学生，在开始他们的勤工俭学生活之前，已初步领略了法兰西的风貌和巴黎的气派。冯学宗描述道：“巴黎之大，直径约三十余里，周围可百余里，街房之高，平均五六层，不见败陋的形状。街的上层，只见汽车电车，风驰电掣的争道而驰。街的下层，观隧道一层叠一层，真是层出不穷。天堂地狱，瞬息可到，真是便利极了！还有王宫的陈列品，件件完全，博物院的博览物，样样齐备。八道车站，四通八达，既可供游客的赏玩，又能给旅人的便宜，‘世界花都’真是不错。”这欧洲大陆的景色，西方大都市的繁华，乃至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在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眼中一定是充满了新鲜感和魅力，使他们惊叹不已。比起他们那贫穷落后、封建不开化的祖国，这里真正的好似另一番天地。几天的所见所闻，使他们对未来的勤工俭学生活，又增添了不少的信心和美好的向往。
1920年10月21日，父亲和他的族叔邓绍圣，还有二十名中国学生，开始了在巴耶（Bayeux）中学的学习生活。
巴耶中学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大区，离巴黎约有二百多公里。《巴耶日报》于10月22日发表了一条消息，题为《中国学生到巴耶》，消息说：“二十多名中国学生在二名法文讲得非常流利的同乡带领下，于昨天晚上到达巴耶市，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的政府派往法国的，并在巴耶中学学习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以便使他们了解法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他们是寄宿制学生。”
在这所中学里，中国学生专门单独开班，主要是提高法语水平，过的是正规的中学学生生活。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他还说，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
现在在法国的国家档案中，保留了一份巴耶中国学生的开支细帐。
这份帐目中说明，1921年3月，邓希贤（TenSiHien）在当月共用了二百四十四法郎六十五生丁的食宿费。其中二百法郎生活费，七法郎的洗衣费，七法郎的卧具租金，十二法郎的校方收费和十八法郎六十五生丁的杂支费。一个月二百多法郎的开支，对于自费学生来说实在不是一笔小的数目。父亲离家时，家境已十分困难，为了支持他赴法留学，家中还卖了些谷子田地，因此到了法国后，他知道需节俭过日。根据这份帐目，其他中国同学的杂支费在十五至五十法郎之间，平均二十五法郎左右，父亲则是十八法郎，可见其用度实属节省。
尽管父亲尽量节俭用度，但是未几，所带来的钱就用完了，于是，他不得不离开巴耶学校。巴耶中学在1921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说：“二十二名中国学生中的十九名于13日晚上离开学校。他们自称去克鲁梭市工作。我怀疑他们是去打工。”
父亲和他的同学们离开了巴耶学校，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学校后，他便再也没有迈进过法国学校的大门。从1920年10月底到1921年3月，不过五个月的时间，父亲就结束了他在法国的学习生涯。
俭学不成，只好走勤工的道路。
父亲曾回忆道：“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中国学生来到法国，不懂技术，又没有知识，许多同学要想勤工，只能作一般的散工，也就是杂工。散工这个词的法文音为“马篓五”，同学们就戏谑地称为“马老五”。散工无固定的工作，视各工段的需要而流动工作。苟有延误，还要受工头责骂。
到了1920年12月，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已达一千五百多人。当时正值法国经济不景气，工厂紧缩或关门，要想找到工作，实在并非易事。华法教育会终于在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联合工厂找到大量散工工作，于是介绍了一百几十人前去工作，其中四川学生几乎占了半数。
1921年4月2日，父亲、邓绍圣和另外几名四川学生，经介绍也来到了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做工。从此，他便开始了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外籍工人的长达四年多的“勤工”生活。
克鲁梭（Creusot），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是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施奈德钢铁总厂所在地。这个工厂当时是欧洲仅次于德国克虏伯工厂的第二大军火工厂。
施奈德工厂（Schneider&Cie）大约有三万余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工人应征入伍上前线打仗，施奈德工厂便大批招募外籍工人，1917年，就有好几千中国劳工作为合同工来厂工作。1920年8月以前，在这里劳动的中国学生有二十一人，1921年夏增加到一百多人。
这个工厂有铁道、机械、造炮、冶铁、建筑、翻砂、电气等部门，除了造炮、建筑和冶铁三个部门外，其余部门都有中国学生。
直到现在，施奈德工厂的档案中还保留了父亲等人的有关档案。在工厂人事处的招工登记卡上，清清楚楚地写明，邓希贤，十六岁，工人编号为07396，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由哥隆勃（Colombes）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邓希贤和邓绍圣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轧钢工。
轧钢车间的工作就是把高炉里熔融的钢水先铸成钢锭，再轧成钢板。这项工作不需要专业技术培训，但劳动强度极大，而且常有危险。钢材（钢条或钢板）的重量通常是几十上百公斤，在高达四十度以上的高温车间内，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蒸气中，工人们要用长把铁钳挟着火红、炽热的钢材拖着跑，如不小心摔在热轧的钢材上，全身定被烫伤。有时轧机发生事故，钢条从轧机向外射出，乱穿乱刺，也会发生伤亡事故。工人们每周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五十多个小时，有时还要加夜班。我们从小就听父亲讲过，他在法国干过杂工，拉过钢条。可以想象，一个十六岁的学徒工，尚未成年，身材矮小，要作如此繁重的苦工，一定不堪重负。
在这个工厂里，中国学生的工资十分微薄，固定工资每天只有十二至十四个法郎。父亲当时只有十六岁，按法国的规定，不满十八岁的只能当学徒工，而学徒工的工资则更为低廉，每天只有十个法郎。
勤工俭学的学生，住在离工厂二十里地的盖沙南宿舍，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屋。宿舍设有食堂，可吃早晚二餐，中餐则只带面包在工厂吃，渴时就饮点自来水，肉菜皆无。食堂的饭菜虽比外面便宜，但一客也要四十至七十生丁。学生们还要买工作服穿去上班，每套价目也要二十到三十法郎。像父亲这样每日只有十个法郎的学徒工，生活用度是十分拮据的。本来，中国学生到工厂做工，是想以勤工而达到俭学的目的。可是，繁重的苦工压榨得他们精疲力竭，低廉的工资更使他们连日常生活都不能支持。父亲曾说过，他在克鲁梭拉红铁，作了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
在克鲁梭的工厂里，学生们中间有一首极为流行的顺口溜，叫“散工曲”：
“做工苦，
“做工苦，
“最苦莫过‘马老五’。
“舍夫（法文chef，工头）光喊‘郎德舅’（法文nondedieu，非上帝的善类），
“加涅（法文gagner，赚得）不过‘德桑苏’（法文deuxcentssous，二百个小钱，即十个法郎）。”
1921年4月23日，父亲辞去了施奈德工厂的工作，离开了克鲁梭。一个月后，邓绍圣也离开了那里。
这近一个月的法国工厂的勤工实践，使父亲初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里，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但是，那时的他毕竟年轻，毕竟对人生充满着美好的追求，他后来在莫斯科时回忆道：“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
这时的他，虽然离开了克鲁梭，但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工作，积攒些钱，以完成重新进行学习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