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康熙帝后期为政过于宽纵，因而雍正帝执政主张务实与严猛，"矫枉须过正"，修改过的大清律令便体现了这一点。雍正帝还大力提倡公平执法，他认为公平执法应贯穿于执法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法律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具有相同的效力，不会因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这是雍正帝向当时的士大夫官僚集团扬起了大棒。雍正帝还想置维护官僚特权阶级的"八议"制度于不顾，这些无疑具有历史的超前性。为了让当时的下层农民都能知法守法进而不犯法，雍正帝还开展了广泛的法制教育，使得当时的殴人致死案件下降了很多，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求实避虚，以法代言
封建法律制度是皇帝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是一切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保障，因此，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是雍正帝执政后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进一步完善各项法律制度的实施，雍正帝在即位不久就考虑重新修订大清律令。
入关之初，由于战事紧张，清廷暂以《大明律》断案。顺治三年（1646年），修订了《大清律》，它基本上是《大明律》的复制品。康熙年间有所变化，执行《现行则例》，但对律文未作正式变动。雍正元年，御史汤之旭指出，《现行则例》有拟罪轻重不一、事同而法异的毛病，建议重新修定律文和则例。他说：律例至关重要，如今依《现行则例》拟罪，有的应该重判的，则需从轻发落，有的应该从轻的，又则需从重处罚；有些案例情节相差不多，而处罚的规定却大相径庭，前后矛盾，未能划一。现请求皇上重新修订律令，以免参差不整与相互抵牾。雍正帝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吏部尚书朱轼总理这件事。与此同时，雍正帝认为事关国体，须"一句一字，必亲加省览"，并与诸臣会议讨论，加以裁定。雍正三年（1725年），改定完毕，雍正五年（1727年），重新修订的新法律问世。律文共有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卷首有《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纳赎诸例图》等图。律文有正文和注释，其文字比旧律多有改易。它删除了一些旧律，如婚姻门中的"蒙古、色目人婚姻"条，因为清朝已不像明朝存在这个问题，它已成为一具空文；新律还将旧律中一些琐碎的条文加以合并，如将"边远充军"条归入"充军地方"条内；新律对旧律中某些条文作了若干变动，又增添了一些针对当朝实际的新条文。这次律文制成之后，清代一直沿用，虽然有一些变化，但只是增加了附例，并没有改动律文。直到宣统年间，在西洋学说的影响下而制定的《现行刑律》，才对雍正年间修订的律法做了较大的更改。
雍正帝对律例所作的变动，以有关盗贼方面的较多。康熙年间的清律规定，对盗窃、窝主、逃人，处以割脚筋刑法。雍正帝认为，这条刑律将受刑人变成了残疾人，是不合乎人道的，同时以此刑受刑人数甚多，不能区分轻重，又起不到警戒作用，于是下令将其永远废止。康熙年间，清律规定，奴仆盗窃主人财物的，照平民犯此罪的量刑程度减等处理，免刺字，最多只处以流放。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把这条律令改为：若奴仆自盗，依平民处理，不减等，仍刺字；若勾引他人伙同犯案，按所盗赃物递加一等论处；赃银在一百二十两以上的处以绞刑，三百两以上处以斩刑。一概不准援赦。
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刑部上奏请求制定盗贼家属处分例文，提议：凡盗贼同居的父兄伯叔，明知其为匪，或者还分受过财物，只要据实出首，均准免罪，连本犯亦照律减免；如不出首，不分赃而知情的，照知人谋害他人而不行首告律，处杖一百；若知情而又分赃，照本犯之罪减一等发落。雍正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有关宗族内成员之间的律例，雍正帝也有所改动。江西永新县朱宁三屡次偷盗，逼迫其兄朱伦三卖子鬻产代为赔偿，朱伦三心有不甘，与侄朱三杰将朱宁三淹死。案发后，刑部按照惯例将朱伦三拟为流徙，朱三杰徒刑。雍正帝不予批准，雍正帝认为，朱宁三赔累伯叔兄弟，虽不致死，朱伦三等为剪除凶恶，训诫子弟，以家法杀之，却是情非得已，于是将朱伦三、朱三杰免罪释放。并针对此类案例定律：合族公愤，以家法处死不肖子孙，如死者确有应死之罪，将为首者照罪人应死而擅杀律予杖；若罪不至死，将为首者照应得之罪减一等，免其抵偿。
雍正帝修改大清律令，在要求务实的同时，还主张严猛。严久必宽，宽久须严，一朝宽纵，一朝必然严厉，这是封建社会更替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形。由于康熙帝后期相对宽纵，雍正帝登基后便采取了严厉手段。当时由于山东、直隶盗案频频发生，雍正帝为此指出："从来法宽则愚民易犯，非刑期无刑事之意。"意思是说，法律太宽容了，老百姓就敢公然在律条中践踏法律，这样一来，法律就失去应有的约束力了。因此雍正帝决定加大打击力度，并命令将犯罪团伙不分首领或随从，一律正法，此举叫做"以辟止辟"，是阶段性的严打措施。
由于雍正帝的严刑峻法，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隶盗案有所减少，雍正帝于是取消了上述做法，并指出：再有盗案，应按"法无可贷，情有可原"精神，依照具体情况拟定法案。雍正帝是以务实治天下的，他认识到康熙帝后期为政过于宽纵，因而主张务实与严猛结合，修改过的大清律令便体现了这一点。雍正帝登基后，将法治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连一些贫民百姓的小案也要亲自督办，这更体现出雍正帝的务实与严猛精神。
法制教育，公平执法
韩非子主张法不阿贵，在法律面前，一切臣民都是平等的；认为法律高于一切，任何个人都不得枉法。他强调治国必须"奉法"，即树立法律权威。"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还认为，官吏的公正执法是法不阿贵的根本保证。他说："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失平也。""概"是古代平准量具的器械。官吏的职守是公平执法，就要像平准的量器那样公平，不可迎合权贵，不徇私情。同时，"法也者，官之所师也。"即官吏执法，只能因循，只能照办，不能任意释法，更不能以私害法。
雍正帝效法韩非子，提倡公平执法。他说："执法惟一"平"字，治天下惟一"公"字，若不肯协赞，非朕之臣也。"只有公平执法，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地，无愧于普天下之臣民。这也是雍正帝每每告诫臣下的肺腑之言。
雍正帝是世人公认的勤政皇帝，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他的亲自审案中。雍正帝作为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并不轻松，然而他却乐在其中。在处理各类案件的实践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执法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逐渐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此，雍正帝提出了一些有益于健全法制的主张。
在长期的审案过程中，雍正帝发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在多数人命案中，故杀、谋杀的现象并不多，误杀人命的却比比皆是，起因多半是为一些小事而发生口角，打起架来就不顾性命了，等到杀人后，这些人又往往追悔莫及。雍正帝认为这些人的本质不坏，根本原因是他们愚昧无知，不懂法律，以致酿成大错。这就是说，法律在当时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不能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对此，雍正帝决定大搞法制宣传，以达到整顿世风、标本兼治的效果。由于一般老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而法律条文甚多，让老百姓全部知晓这些法律条文也是不现实的，为此雍正帝命令刑部官员，把殴杀人命的律例逐条摘出，加以详细的讲解与说明，然后由地方政府刊刻，在大小村落张贴，使之家喻户晓，以期减少人命案件的发生。
当时，朝廷设置的监狱也存在很多弊病。凡各部院、八旗、步军统领及五城御史等衙门交送的人犯，不论案情轻重，刑部衙门一概收禁候审。结果是这些囚犯多无端地遭受狱吏的欺凌讹诈。等到定案时却发现，重案少而轻案多，甚至还有许多无辜者，无端遭受了囹圄之苦。
雍正十一年（1733年），大学士张廷玉提出了区别情况分别收禁的条陈，雍正帝随即命九卿议奏，不许将轻罪人犯混行送部收禁。张廷玉还发现刑部在定案时，所引用的法律条文往往不当，很容易出现官吏舞弊的现象，使重罪轻判或轻罪重罚，于是他再次向雍正帝提出建议，并要求都察院和大理寺真正起到检察作用，雍正帝同样采纳了他的意见，又命九卿议定了具体的纠弊作法，并加以实施。
在司法行政方面，雍正帝还强调了复审制度。雍正朝以前，秋审人犯的时候，在京审为情实者，还要经三复奏，以定"予勾"（立决）或是"未勾"（缓决）；而在地方，则是直接决定处理结果，没有三复奏的程序。对此，雍正帝表示要"慎重民命"。雍正二年四月，雍正帝下令，各地方秋审情实人犯也要经过三复奏的程序。每年秋天，雍正帝都要亲自决囚，雍正帝自言："每年秋审、朝审时，朕招册细细披览，及至勾到之日，复而与大学士、刑部堂官等经复讲论，至再至三，然后降旨。"地方决囚采取三复奏制度，这是把处决权收归中央，是雍正朝加强司法权的表现，是重视百姓生命的表现。
由于清律沿袭的是唐、明历代的旧章，所以其中也沿袭了唐、明朝的赎刑一说。所谓赎刑，就是指当人犯了罪后，可以靠花钱来减轻或免予惩罚。顺治十八年（1661年），定官员犯流徙籍没认工赎罪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定死罪现监人犯输米边口赎罪例，康熙三十年，又定军流人犯赎罪例，康熙六十年，又有河工捐赎罪例等等。这些捐赎事例，都是因事需要而制定，事毕即停止实行。
雍正初年，仍沿袭了赎刑律令，如定西安驼捐例、营田赎罪例。此后西北两路用兵，急需军费开支，雍正帝更用上述办法筹措到许多钱粮。如具体规定：不论汉人旗人，凡犯死罪而又情有可原的，三品以上官员捐运粮银一万二千两，四品五千两，五六品四千两，七品以下两千五百两，贡监生两千两，平民百姓一千二百两，捐运之后俱准减去死罪；若犯充军流放刑的，各类人等则各自交足死刑捐银数的百分之六十；若犯有期徒刑以下各罪，则各自交足死刑银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犯人就改行枷号杖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