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制度下，官员和富贵人家能用金银赎罪，而由于穷人无钱，仍要受到惩罚，显然，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法律现象。对此，雍正帝本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但这却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好途径，而且当时国库空虚，西北用军急需银两，因此，雍正帝并没有取消这种制度，但雍正帝要求在实行赎罪的过程中，从严掌握这类处罚条款。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刑部议准王惠等人照营田赎罪例赎罪，雍正帝复审，只允许杨廷璋等三人赎罪，以王惠殴死人命，林必映、林鼎身为举人、监生而开设赌场，大干法纪，不准其捐赎抵罪。可见，雍正时期的赎刑制度，相对前朝来说，公平了一些，如果犯人罪大恶极，是不准捐赎抵罪的。
在此期间，雍正帝还向"八议"制度提出了挑战性的看法。"八议"制度是对封建特权人物犯罪实行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亲"指皇室一定范围的亲属；"故"指皇帝的某些故旧；"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指"有大才业"，能整军旅、莅政事，为帝王之辅佐、人伦之师范者；"功"指"有大功勋"者；"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指"有大勤劳"者；"宾"指"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八议"写入法律，是在曹魏时期，这使贵族官僚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八种人犯了死罪，官府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报到朝廷，由负责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
"八议"制度是封建等级制在法律上的反映，此举历代相沿，被统治者视为不易之法，雍正帝却对"八议"制度持否定的态度。雍正帝说：刑法应是至公至平的，不能随意忽轻忽重，有了"八议"，对亲、故、功、贤等类人的犯罪，有意为他们屈法优容，这就使法律可以任意低昂了，这是不公平的，更何况这些王宫贵族的亲属、已故臣宦的后代，以及有功之人和贤哲之人，平时已得到国家的优崇，更应当带头守法，为士民起表率作用。雍正帝虽然不认同这种法律，但这毕竟已成法，不可轻易取消，但雍正帝要求在执行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按它去执行。据记载，雍正帝曾对宗室、贵族、功臣中多人用刑，从中可以看出，雍正帝的确有置"八议"于不顾之举。雍正帝之所以会这样做，表面上是提倡公平执法，实则另有深意。
六年（1728年）三月，雍正帝在给内阁的谕旨中说："八议之条……我朝律例虽仍载其文，而实未尝照此行者，盖有深意焉。"所谓深意，实际就是要求显贵率先奉法，一切听命于皇帝。历史表明，在封建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皇权伸张总是通过剪除或削弱权势炽盛的达官显宦来达到的。封建末期的明、清王朝，要竭力巩固君主专制权力，因此不重视以维护达官显宦为目的的八议制度，是很自然的。
执法与秩序是共生的。臣民的执法体制是秩序的基础，决定秩序的存在，其质量决定社会秩序的质量。执法不公、司法不公以及各种腐败现象，不仅会严重挫伤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极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与动荡，势必破坏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反过来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为解决社会各种矛盾奠定物质基础。雍正帝提出的公平原则虽然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不公正的执法现象、不懂法的平民百姓都有所减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地方行政，增设府县
清代沿袭明制，地方行政机构一般分为省、府（直隶州、厅）、县三级。省一级的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督、巡抚。总督和巡抚在明朝都是属于都察院的差遣职官，在清朝则成为正式的地方高级官员了。总督一般管辖两省至三省，但四川总督就只管四川一省。总督掌握行政、军事、监察大权，又可称为"制军"、"制台"。
巡抚为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这样便有权统管全省的行政、军事、监察等大权了。巡抚又可称为"抚军"、"抚台"。巡抚相当于今日省委书记兼省长兼地方军分区司令。与总督、巡抚平行的有驻防将军和提督学政，不过驻防将军只管八旗驻军；提督学政只管学校与科举考试，其权力不能与督、抚相比。
布政、按察两使为总督、巡抚的属官。布政使掌管一省的财赋、民政。布政使又可称"藩台"、"藩司"。按察使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按察使又可称"臬台"、"臬司"。
省下设府，以知府为行政长官，掌管一府的政务及所属州、县的赋役、诉讼等事。此外，顺天府和奉天府，分别是京城和陪都，地位较一般府要高，设府尹为其长官。还有与府同级的直隶州，直属于省，以知州为其长官，有属县。又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有直隶厅，直属于省，以同知、通判为长官。
府下设县和散州。县是地方行政的基层组织，长官为知县。散州多是因地而特设的，长官为知州。
了解了清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后，再来看一下雍正帝是怎样变革地方行政机构的。雍正帝登基后，一方面大量增设府、直隶州和县等地方行政机构，一方面对地方官的任用制度也进行了变革。
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诺岷奏请撤销卫所，改归州县管辖。当时，卫所是指政府在各地的驻军单位，一个防区为一个卫，卫下设所。雍正帝觉得诺岷的建议值得考虑，于是命兵部等衙门商议，兵部不赞成，理由是卫所的军户与州县的民户的户役不同，不便归并，而且武科科举出身的人员其出路是做卫所的守备和千总，裁撤卫所，等于去了他们的为仕之路。雍正帝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责备他们所见甚小，目光短浅。雍正帝最后采纳了诺岷的建议，指示除边远地区的卫所外，内地所有卫所，悉令归并州县。为了能把这件事情做好，雍正帝还要求各省督抚详细规划合并事项，并令吏、兵二部研究武科甲的出路问题。为实现改革，雍正帝下了很大的决心，从而拉开了地方行政区划改革的序幕。
接着，雍正帝又进行了增设复置府州的变革。与卫所改制相比较，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大。但各地督抚见雍正帝支持诺岷，纷纷仿效，提出申请，雍正帝一一采纳，在短期间内许多省的行政区划都进行了改动。
山西省原有宁武卫，改升为宁武府，另设宁武县为附郭县（所谓附郭县即县治在府城，如宛平、大兴即为顺天府的附郭县），将右卫等三卫改为县，设置朔平府加以统领，并将平定、忻、代、保、解、绛、吉、隰等八个散州升级为直隶州，下各领有属县。在直隶州方面，添设热河厅、张家口厅，改冀、定、晋、赵、深五个散州为直隶州，升天津卫为直隶州，寻升为府。除此之外，江苏、安徽、山东、陕西、广西、甘肃、台湾等许多地方都进行了行政改革。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在雍正年间，增设和复置的府有三十三个，直隶州、直隶厅五十八个，散州、散厅二十八个，县八十五个，共计二百零四个。清代大约有一千七百个府厅州县，雍正年间的变动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可见，雍正帝的确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在州县没有增置以前，福建人兰鼎元曾撰写《论江南应分州县书》一文，认为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太仓州等府州的属县太大，应当分小。因为这里赋税多，县官忙不过来，只有化小了才便于征收。后来两江总督查弼纳也提出分县的理由，与兰鼎元的想法大致相同。查弼纳说："该地征收赋税，款项繁多，狱讼刑名，案牍纷积，为牧令者，即有肆应之才，亦难治理。"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奏请将蒲州、泽州升格为直隶州，理由是本州的税粮比其他地方多出几倍。署理两江总督范时绎奏请在江西安福、永新两县划出一片地方另设新县，原因是那些地方离县城很远，"每当收征之时，差役不能制服，是以历来两县钱粮旧欠未清，新征不足。"雍正帝命他再行调查后上奏，后来添设了莲花厅。
清朝初期，四川人烟稀少，归并裁撤二十个县，康熙五十年（1711年），川抚年羹尧请复铜梁、岳池二县，至六十年铜梁、岳池获准复置。雍正七年（1729年），川抚宪德疏言四川已"生聚日繁"，改变了"地广人稀，政事简少"的境况，建议恢复双流、崇宁等十四县，雍正帝全部批准了他的奏请。
由此可见，雍正帝进行地方行政机构变革，一是因为赋多事繁，二是因为人口增殖，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都是为了保证清朝政府的赋税征收。与此相适应，雍正帝还对地方官的任用制度进行了相应的变革。
在增设府州的时候，雍正帝必然会任用一大批地方官员，此时"员缺"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康熙年间，道员、知府的任用，由吏部按照官员的俸资，挨次选授，知州和知县的选用方式也大体相同。道、府、州、县的员缺，又分"繁"与"简"两项，但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雍正帝即位后，沿用了前朝的做法，并没有解决遗留问题。在雍正六年（1728年），广西布政使金鉷提出新的员缺补授办法，即将府厅州县的事务分出"冲"、"繁"、"疲"、"难"四种情况，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根据这几顶内容，确定各府厅州县的官职属于何种缺分，以备选择相应的官员补任。雍正帝赞同这种做法，把金鉷的意见发交给九卿加以讨论，最后决定：在冲、疲、繁、难四项中，该府厅州县具备四项、三项者，则成为"最要缺"、"要缺"，占两项、一项的，则为"中缺"和"简缺"。属于最要缺、要缺的知府，由吏部开列可以补任的官员名单，经皇帝选择，予以补授，这即为"请旨补授"。州县官的补授，凡属最要缺、要缺的，由督抚从现任州厅县官下属的能员中提出名单加以任用，称"题授"。如果是中、简缺分，则由吏部授官，叫作"选授"，该官缺则为"选缺"。
增设府县，提升直隶州，更定府厅州县官员的补授方法，其结果便是加强了皇帝和督抚对基层的控制。直隶州属于省里，题授由督抚进行，他们对州县官的考核和任用权实际上加大了。田文镜曾说："我皇眷念中土，特增加直隶，事得专达。"所以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同雍正帝改革中央官制和文书制度相一致。雍正帝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地调整了官制，这是进一步强化皇权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