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实地向指挥部汇报了前方的情况。”巴拉克说，“但我绝对想不到一辆装甲车会导致指挥部决定取消行动。我们早已为有装甲车的情况做了准备，它并不构成额外的威胁。而你们的决定使我们轻易放弃了可能是最后一次营救战俘的机会。更糟的是，这个决定造成了一种后果，以后我们可能不会再向指挥部如实报告一切情况，因为担心你们又会像今天这样取消行动。”（事实上一年后，巴拉克在贝鲁特指挥“少年之春”行动时，便没有如实向指挥部汇报敌情的变化）埃拉扎尔将军和古尔将军默不作声，任由军官们说出他们的恼火，而没有命令小伙子们注意他们的军衔——这情景在各国部队中恐怕都不多见，在以色列正规部队中也不大可能出现，而只可能发生在极为强调灵活性，和尊重前敌指挥官临机处置权的以色列特种部队中。
古尔看着总参谋长，而后者皱着的眉头显示出他心中也很矛盾。既要救人，又不能让营救部队遭受损失。他低着头，用手不停地在地上划着。营里所有的军官一个一个地发言，全都站在巴拉克一边。最后，埃拉扎尔将军抬起头说：“可能是我错了。现在，我只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总参谋长说得没错，还不到一个星期，巴拉克召集全营的军官，通报了叙利亚车队即将于次日返回的消息。“这次我要做到万无一失。”
巴拉克对军官们说，“我会待在指挥部里和将军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又有什么问题，我就向他们解释，我们能行。”
于是，巴拉克把突袭分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约尼·内塔尼亚胡。此外，为了增加突袭的效果，这个分队还找来了两辆民用轿车，准备让它们开到伏击点的路边停下来，装作是抛了锚正在修理的样子，司机和乘客当然都是战士装扮的。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突击分队就埋伏在车后的路边。他们将事先在地上挖好了坑，并利用坑洼不平的地形把自己严密地掩蔽起来。
其他分队的配置也作了一些调整，北部军区“胡桃”侦察营的一个连加强了进来，替下了在约尼东边负责从后面包抄的分队。这个连的另一部被部署在西侧，负责为穆基指挥的机动堵截分队提供支援。为了坚定将军们的信心，穆基的机动部队里还增加了一辆坦克。
各分队照例在前一天夜里进入了伏击位置，第三次打开了“板条箱”。第二天（6月21日）上午11时左右，东侧的“胡桃”部队观察哨报告发现目标车队：两辆武装轿车、两辆轻便卡车，由一辆装甲车开路。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叙利亚车队继续向前开，离埋伏着的部队越来越近……突然，车队在伏击圈前面不远处停下来不动了。约尼的分队立即高度警觉了起来，在他后面，穆基也命令装甲车发动引擎。
11时25分，巴拉克把那两辆伪装的民用轿车派了出去。它们开到离叙利亚车队只有几十码的地方停了下来，好像是抛了锚的样子。
为了更自然一些，车上的司机还下来掀开了轿车的前盖，做出修理状。
这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德国大众货车从叙利亚车队的后面赶了上来，超过了车队。然后，这辆货车在伏击圈前突然调了个头，加速从来路跑了回去。约尼的观察哨立即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胡桃”部队的观察哨也把大众货车的奇怪举动报告了巴拉克。任务再次失败的不祥预感笼罩了所有的参战人员。这时，叙利亚车队也已开始打轮调头。
侦察营灵活机变的作风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巴拉克抢在两位将军做出反应前，向约尼下达了出击命令，约尼立即命令突袭分队出动。两辆伪装轿车的司机飞快地跳进汽车发动起来。与此同时，所有埋伏的部队全部从路边和山坡上的隐蔽位置跳了出来，用最快的速度向叙利亚车队冲去。在他们后面，穆基指挥的装甲车和坦克闪电般地飞奔过去，掠过了目瞪口呆的联合国观察哨和黎巴嫩警察哨所。
叙利亚车队还没开动起来，他们在等着最前面的装甲车调头，而装甲车在这么狭窄的公路上调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不等车队调转完毕，以色列人已经冲到了他们面前。侦察营的一名军官举着扬声器跳到一块大石头上面，用阿拉伯语向晕头转向的黎巴嫩护卫部队大喊：
“不许动！快投降！”这时，约尼分队的几名战士已经把几名叙利亚军官从两辆轿车里抓了出来。另一些战士举起枪，瞄准了每一辆车。一辆车里的黎巴嫩士兵开枪抵抗，立即被击毙。但那名喊话军官的膝盖还是被打伤了，他成了此次行动中唯一的伤员。
穆基的车队赶到时，约尼分队的战士正在给最后一名叙利亚军官戴上眼罩，并把他塞进侦察营开来的轿车里。其他人则将五名投降的黎巴嫩士兵押上了穆基的装甲车。这时，穆基突然发现一名趁乱逃脱的叙利亚军官，和一名黎巴嫩士兵正向“板条箱”没有盖上盖的那一面跑去，他命令部队去追，但两人成功地滑下了一个陡坡，甩开了追兵。
这时，巴拉克命令部队撤离。
俘虏的五名叙利亚军官中，有叙利亚空军情报部的一名将军和两名上校。当夜，以色列再次向叙利亚提出了人质交换。几个小时后，叙利亚同意了交易。三名以色列飞行员最终获释。
以色列空军为获释的飞行员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负伤的皮尼坐在轮椅上被推上了主席台，向听众讲述他当战俘的经历。最后，他说：“那时我们常常在想——总参侦察营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
1973年4月，总参侦察营在其他部队配合下突袭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打死3名巴解领导人，并彻底摧毁了巴解的分支“黑九月”恐怖组织。
（3）第一次失误的人质营救
1974年5月I4日，三名巴解“民阵”的恐怖分子从黎巴嫩潜入以色列，一路开枪杀人，并于次日占领以色列北部村庄马阿洛特的一座学校，扣押了100多名学生作为人质。总参侦察营赶到现场后，开始进行人质营救行动。当时总参侦察营是全军最有反恐作战经验的部队，但没有进行过人质营救的训练。由于缺乏有关训练和作战预案，营救行动出现了一连串失误。首先是未受过人质营救训练的狙击手没有瞄准恐怖分子的头部，而是瞄准胸部，只击伤了一名恐怖分子；接着，准备从窗口攀登的小组被恐怖分子投出的手榴弹阻挡住；从主要入口突击的攻坚小组又耽误了时间。恐怖分子向拥挤在教室里的学生开枪和投掷手榴弹，造成20余名人质死亡、50余人受伤的惨剧。这一惨案震动了以色列全国，随后以色列特种部队开始进行营救人质的训练。
（4）速战萨沃伊饭店
1975年3月5日，特拉维夫海滨的萨沃伊饭店被恐怖分子占据，总参侦察营奉命进行营救。突击小队仅用2分钟时间即击毙了全部8名恐怖分子，但1名恐怖分子在被击毙前引爆了炸药，炸死了8名人质，曾经担任过侦察营第4任营长的乌兹.雅埃尔上校也在营救行动中殉职。
（5）约拿单行动
1976年6月27日，一架法航139航班从希腊雅典起飞，预定降落在法国巴黎。飞机起飞大约10分钟后，被一伙恐怖分子劫持。此时飞机共有258人，包括4名劫机行和12名机组人员。他们命令机组将飞机飞往利比的班加西。飞机降落到班加西补给燃料时，又突然脱开输油管，强行起飞。次日凌晨03：15，飞机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Entebbe）。
此时，又有6名恐怖分子加入，使劫机者增加到10人。其中8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PLO），2人是德国恐怖组组织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成员（RAF，即红军派）。这些劫机者的首领是德国人威尔弗雷德·博泽。他们的这次行动得到了当时的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的支持。劫机者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40名巴勒斯坦人和其他13名分别被肯尼亚、法国、瑞士和德国拘留的从事恐怖活动的嫌犯。
人质被扣留在了恩德培机场的旧航站楼，期间阿明还曾亲自看望他们，并宣称会“保障所有人质的安全”。之后，劫机者释放了部分人质，只留下以色列人、犹太人和12名机组人员，合计共106人。劫机者威胁说，如果以色列当局不按照他们的要求释放40名巴勒斯坦囚犯的话，他们将杀死这些人质。
其实，在139次航班与地面联系中断后仅几分钟，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就作出了该机可能已被劫持的判断，并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以色列高层。当日下午3点30分，以拉宾总理为首，由国防部长佩雷斯、运输部长雅各比、外交部长阿隆、司法部长查德克及总参谋长格尔等人迅速组成了“应急指挥部”。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应急指挥部决定采取武力手段来营救剩余的人质。执行这次任务以色列国防军的突击队员，其中以总参侦察营为主力，据猜测一些摩萨德特工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他们的这次行动还得到了肯尼亚政府的全力支持。
这次行动经过了周密的计划。当时人质所在的恩德培机场旧航站楼是由一家以色列建筑商承包建造的。劫机事件发生后，这家以色列公司马上将自己保存的这座建筑的设计图提供给了以色列政府。此外，被释放出来的人质也提供了很多关于建筑内部结构、劫机者人数和周围乌干达士兵的分布细节等重要信息。这十分有利于突袭行动的作战部署。在行动的计划期间，以色列国防军为了保证奇袭万无一失，特意在自己的训练基地部分复制了恩德培机场的建筑，让突击队员反复演练。整个行动也始终处于保密状态，丝毫没有被外人知晓。
按照计划，280名突击队员由3架C-130飞机负责运输，其中1号机人员将袭击恩德培机场旧航站楼，消灭劫机分子，营救人质；2号机人员负责打击乌干达守军，抢运人质和伤员；3号机人员负责摧毁停机坪上的乌干达军用飞机，破坏机场设施此外，应急指挥部还将出动两架波音707客机，一架作为指挥座机，一架作为野战医院，配备33名医务人员和两件设备齐全的手术室。另有两架C-130运输机，一架运载预备队和燃料，一架停留在肯尼亚内罗毕机场，作为袭击部队与作战指挥中心的联络中转机。8架F-4E战斗机负责空中掩护，护送整个机群通过阿拉伯国家的对空警戒区，进入公海。
7月3日下午3点10分，整装待发的突击队员乘坐C-130运输机从以色列秘密起，以超低空飞行避开乌干达军方雷达。约过了8小时，飞机编队乘着夜色秘密降落在了恩德培国际机场。两架波音707客机降落在肯尼亚的乔莫·肯尼亚塔国际机场。
22点45分，机群抵达恩德培国际机场，突击队员们在降落前就打开了飞机的货舱门，货舱内存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和护卫的几辆吉普。飞机还在滑行时，突击队员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驾着这些车辆驶出运输机，径直驶往旧航站楼。突击队员冲进航站楼后用希伯来语大喊：“卧倒！”只有以色列人质能够听懂命令，他们迅速趴下，暴露在突击队员枪口下的劫机者和乌干达守军被纷纷击毙。战斗仅用了45秒就结束了，除了两名来不及卧倒的人质，其余人员全部获救。
与此同时，其他两个组也相继得手。突击队员占领了塔台，机场上的乌干达战斗机也被悉数破坏（这些飞机基本是乌干达空军的主力）。
乌干达守军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之后，开始进行反击，以色列部队的地面指挥官约拿单·内塔尼亚胡上校在交战中不幸殉职，他成为这次行动中以色列军队唯一一名阵亡者（约拿单。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着名政治家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哥哥，后者曾在1996-1999年期间担任以色列总理）。
这次袭击，以总参侦察营为首的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往返奔袭9000公里，突袭恩德培机场，解救了被恐怖分子扣押的102名人质（106名人质中有2人中弹死亡，1人当时因病住在乌干达医院，后被阿明处决，后来又有1名受伤的人质在返回途中死亡），炸毁了乌干达的11架米格飞机，击毙了7名恐怖分子、45名乌干达士兵。以色列军方称这次行动为“霹雳行动”。后来，为了纪念在行动中牺牲的总参侦察营第8任营长约拿单·内塔尼亚胡，这次行动被重新命名为“约拿单行动”。
“约拿单行动”是总参侦察营和以色列国防军战史上最为大胆和成功的特种作战行动，并为世界反恐作战和特种作战的历史创造了一个着名的经典战例。事后，乌干达总统阿明虽然谴责以军打死乌干达士兵和炸毁飞机的暴行，也不由得赞扬说：“我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认为袭击非常成功，以色列特种部队真是好样的。”
（6）横扫巴比伦
1979年4月4日，三名年轻的男子，乘晚班客机从巴黎飞抵法国南部小城土伦。他们三人虽是老熟人，却在当晚分道扬镳，分别住进三家二流旅馆。这几位先生除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外，别无他物。他们亮出法国护照，全部预付了一夜的房费。深夜11时许，三人几乎“不谋而合”，同时离开旅馆，先是漫无目的地在城区散步，以便判定身后确实无人盯梢。接着，他们在火车站附近一条黑暗的小巷内会面。
停在那里的一辆“雷诺12”型轿车，载着他们驶向土伦北郊一座孤零零的别墅。途中，没有人说一句话。轿车拐进一道院门。别墅内，有四名男子在等候他们。
“你们搞到卡车了吗？”一位新来的客人劈头就问。被称作“吉尔贝恃”的那个人点了点头：“三天前就搞到了。”
“第一方案还是第二方案？”
吉尔贝恃说：“我们想去偷。只要稍有不测；就改用第二方案——炸掉它。”
“什么时候动手？”
“明天。”吉尔贝特答道，“天气预报说，明天阴天。夜里没有月亮。”
众人围着桌子，仔细研读那张盖满了整张桌面的大地图，这是“地中海海军造船厂”的平面图。半夜1时许，他们七个人又悄悄地再度分手。这七个形迹可疑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以色列特战部队成员。
不错，以色列军方正在策划对伊拉克实施一次打击。
战场——土伦南部7公里处，傍海的塞恩。塞恩实在称不上是法国地中海沿岸的一颗明珠。那里既没有沙滩，也不见古城，连令人神怡的小酒家也难见到。偶尔会有一位旅游者“误入歧途”，来此观光。
拥有四万八千居民的塞恩，不过是个工作城而已。
拥有5300名职工的“地中海海军造船厂”老板，是该城的第一大亨。
这个厂制造军舰和机器，百分之六十供出口。这里没有特别严格的安全规章，港口附近的厂区，也没有特别严格的警戒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