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外国人占领了我国的地盘，却要求停战议和，这极其令人愤慨。古人曾说，卧榻之侧，岂能容忍他人自在酣睡?最近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令人非常忧虑担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被外国人敬畏臣服，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做样、虚张声势于事无补。而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这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其实却正是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人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幕草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凡是拿自己有而他人没有的东西，进行夸耀的，这是世之常情。忽视经常见到的，震惊极少见的东西，这也是世之常情。轮船速度的飞快，洋炮射程的遥远，在英、法两国是夸耀自己独特拥有，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却感到非常罕见而吃惊。如果能购买轮船大炮，据为己有，那么中国就会对它习以为常而不再感到惊讶，英、法两国也就渐渐失去所倚仗的优势。买回来之后，招募精思灵巧之士，智慧奇巧的工匠，开始演练熟习，然后尝试制造。不过一二年间，火轮船就必然成为中外官民通行的必备物，同时还可以剿除太平军，巩固国家长远战略设施。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撅，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学习洋人的才智技术，其目的在于明处是平定内乱，剿除奸徒，暗地里还可以充分准备，抵御列强欺侮。列强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敌。学习他们的才智，购买他们的轮船机器，重点不是为了剿办太平天国，而是着重在陆续购买，为我所有。广东一带，洋人猖撅，实在令人可恨可叹。洋人这样放肆实在有损国家威严。有了轮船机器，就可以利用来驯服他们。那么我们的老百性，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许多机器，从外表看，可以稳定国内人心力量;从深处讲，也可以折损列强侵略我们的预谋。各地都仿效推广，以此来作为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
沅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措意，而言及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此岂自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强自立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俱，确乎不拔。余往年在京，好与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戾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即享受，则当谦退。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
沅弟对于人刮平、天刮平的说法，不以为然，而说势利的天下，强凌弱的天下，这难道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吗？那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从古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人不是由自强自立做出来的。就是圣人、贤者，也各有自强自立的道路。所以能够独立而不惧怕，确立而坚忍不拔。我往年在京城，喜欢与有大名声、有大地位的人作对，也并不是没有挺然自立、不畏强暴的意思。
近来悟出天地间的道理，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就会烂垮，太刚就会折断。刚不是暴戾的意思，强行矫正罢了。柔不是卑下软弱的意思，谦虚退让罢了。
办事情、赴公差，要强矫。争名夺利，要谦退。开创家业，要强矫。守成安乐，要谦退。出外与别人应酬接触，要强骄。在家与妻享受，要谦退。
如果一方面想要建功立业，外享盛名；一方面又想要买田建屋，追求厚实舒服的生活。那么，两方面都有满盈的征兆，完全缺乏谦退的念头，那绝不能长久，我是深信不疑，而弟弟们默默地去体会吧！（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明道德、教新民、办好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以为上面这三项都与自身毫不相干，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使能写文章作诗篇，洋洋自得于自身的高雅渊博，其实也只算得认识几个字的放猪仔罢了，哪能称得上深明大理的有用之才呢?现今，国家依据科举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正是认为这些人既然能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如果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那么虽能写诗作文，但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道理茫然无知，国家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一个人想要做好一件事，就必须把全部精力都灌注在这件事上，自始至终，坚持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着此事却想着彼事，坐在此山望着彼山。人如果没有恒心，必将终身一事无成。我生平因为犯没有恒心的毛病，受到的危害不小。作翰林时，本应留心于诗词书法，我却喜欢涉猎其他的书籍，以致干扰了自己的志向。读性理书时，我掺杂着读诗集、文集，结果分散了注意力，使我走上歧途。在六部任职时，我又不很努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时，我又不能全力专治军事，而经常读书写字，结果扰乱了思想。所以直到垂老之年，我仍然百无一成。……你不能既想读书，又想作州县官，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否则的话，将来必定重蹈我的覆辙，百无一成，到那时后悔也晚了。
十八之败，杏南表弟阵亡，营官亡者亦多，计亲族邻里中或及于难，弟日内心绪之忧恼万难自解。然事已如此，只好硬心狠肠，付之不问而壹意料理军务。补救一分，即算一分。弟已立大功于前，即使屡挫，识者犹当恕之。比之吾在岳州、靖港败后栖身高峰寺，胡文忠在山败后舟居六溪口气象，犹当略胜。高峰寺、六溪口尚可再振，而弟今不求再振乎？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人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萎然自馁也。
十八日的失败，杏南表弟阵亡，营中军官死的也很多，核计亲族邻里中遇难的人，弟日内忧伤恼怒的心情很难自己排解。然而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只好硬着心肠，对它不闻不问，集中全力料理军务。补救一分算一分。弟前面已立了大功，即使屡屡遭受挫折,了解内情的人还是会原谅你的。这比我在岳州、靖港败后住到高峰寺，胡文忠在山败后住在六溪口船上的情景，应该说好多了。高峰寺、六溪口还可以东山再起，而弟今后就不求重振军威了吗?这个时候必须把弹劾官相的案子、君上的奖罚、舆论的弹劾等一概不管。袁了凡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怎么能知道经过这两次大的失败不是老天有意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呢?古谚语说，吃一堑长一智。我这一生的长进全在受挫折受屈辱的时候。必须咬紧牙关励精图治，养精蓄锐，千万不能垂头丧气，自己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