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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处世忍学(8)

姐姐卫子夫成了皇上的宠姬之后,卫青好不容易才脱离了苦海,应召入宫,当了一名下级官吏。但陈皇后嫉恨卫子夫,便想到在卫青身上泄恨,毫尢正当理由便把卫青逮捕,监禁在娘家的馆陶长公主家中。当时卫青的朋友孙敖率一队壮士前来救走了他。

大概是因祸得福,卫青的名字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把他提拔为王宫的警卫队长,后又升任为太中大夫。

武帝看出卫青是个锐气内敛的青年人,就像一层薄绢包着的利刃。卫青一定能够指挥野战机动大军团,从而实现自己的作战计划。公元前129年秋天,汉武帝出兵征伐匈奴。卫青出上谷,公叔敖出代郡,公孙贺出云中,骁将李广m雁门,各率1万骠骑兵开始出击匈奴。

为什么把这样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而不用那些有名望的将军呢?卫青独自思考,他想到武帝只用那些能领会自己意图的臣下,对其余的人不屑一顾。这就是他自己的结论。

后来,李广因损失了多数部将而被交付审判,后被贬为平民,隐居山中;公叔敖失去了7000骑;只有卫青一跃而为汉朝的新王牌,年年以征讨匈奴军统帅的身份指挥作战。

随卫青出兵的还有18岁少年霍去病,他是卫青的二姐与一名下级官吏霍仲孺所生之子,此时正处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骑射可与李广媲美,更可贵的是他也同卫青一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汉武帝特别欣赏他那粗犷的个性。

身居大将军的卫青,看出了汉军的中心完全转移到了后起之秀霍去病的身上,即使是大将军自己的旗下,也难挑选精强的战士。这一切使得卫青决定要毅然抽出身来,作一善马,忍住荣誉欲。

汉武帝决定与匈奴兵进行最后一次大决战,以绝后顾之忧,同时,也想令霍去病的威名固若磐石,永远成为汉武帝威震四方的象征。依惯例,霍的旗下一律是经过选拔的精悍强大的骑兵军团,另有后续数十万输送部队。不料,卫青军队与单于部队不期而遇,而霍去病军却与匈奴支队冲突,不得不展开追击战,一直追到贝加尔湖。尽管如此,卫青依然不语、不动,犹如一块沉在水中的巨石,任由霍去病去建功立业,不争荣誉。

在那波澜壮阔的时代里,卫青算得上是一名全身全名的善终者,时机一到,便静默地退出历史舞台,把名誉、荣辱都看得很轻,扬名至今。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争忍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人必须具有宽容的胸襟,不要因无关痛痒的小事而斤斤计较,要善于体谅别人,收服人心。俗话说:“君子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以忍让宽容的态度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将心比心,回报于你。

隋朝时,有个大臣叫牛弘,他好学博闻,性情十分宽宏大量。隋炀帝很器重他,曾允许他与皇后同席吃饭,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礼遇,但牛弘依然车服卑俭,对人宽厚谦让。他不但官场上关系处理得好,而且家庭也搞得十分和睦。他家庭中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为人。

他有个弟弟叫牛弼,经常酗酒闹事。一次,牛弼喝多了酒,酒后将牛弘驾车的牛射死了。牛弘从外面回到家后,他的妻子迎上前,对他说道:“叔叔喝醉了酒耍酒疯,将牛射死了。”

牛弘听了,什么也没有问,只是说将牛肉做成肉脯好了。他妻子做完了之后又提起小叔子杀牛一事,牛弘却说:“剩下的做汤。”过一会儿他妻子又唠叨杀牛的事,这时,牛弘才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脸色像平时一样温和,甚至连头也没抬,继续看他的书。

妻子见丈夫这样大度,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以后不敢再提牛弼杀牛的事了。

所以,牛家门内一片和气,再也听不到闲言碎语,弟弟也因此收敛了不少。

又据记载,在唐朝第三个皇帝高宗即位以后,一直受到皇后武则天的限制,所以抑郁而终。有一次,高宗在巡幸途中,遇到一个好几百人同堂的大家族,大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没有任何风波,十分和睦,这在当时实在少有。因此,唐高宗特地去拜访这个家族,向他们请教家族和睦的秘诀。

于是,族长取出纸和笔,连写了100多个“忍”字给高宗看,意思是讲,大家族和睦的秘诀除了“忍”以外,别无他法。高宗看后,也深有感触,赐给该家族很大的褒赏。

由此可见,人与人和平相处的秘诀在于一个“忍”字。俗话说百忍成金,遇事互相忍耐,可以相安无事。

孟尝君曾经担任齐国的宰相,在各国声望鄙很高。他家中养了许多食客。其中有一位食客与孟尝君的小妾私通,有人暗自将情况报告给了盂尝君,说:“身为人家的食客,暗中却和主人的妾私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理当将他处死。”孟尝君听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声:“喜爱美女是人之常情,不必再提了。”

时间义过了一年,孟尝君召来那位食客,对他说:“你在我门下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适当的职位给你,心里十分不安。现在,卫同国君和我私交非常好,不如让我替你准备车马银两,你自己到卫国去做官吧。”

于是,这位食客来到了卫国,受到卫君的赏识和重用j后来,齐国和卫国关系十分的紧张。卫国国君想联合各国攻打齐国。此人于是对卫君说:“之所以能到卫国来,全赖孟尝君不计较臣无能,将臣推荐给卫国。臣听说齐、卫两同的先王曾经相互约定,将来子孙之间绝不彼此攻伐,而陛下您却想联合其他国家去攻打齐国,这不仅违背了先王的盟约,同时也辜负了孟尝君的情谊。请陛下打消攻打齐国的念头吧。不然,宁愿死在大王面前。”卫君听后,佩服他的仁义,于是打消了攻打齐国的念头。齐国的人听后赞颂道:“孟尝君实在是善治政事,竟然使齐国转危为安。”

正是孟尝君以他宽容的胸襟,没有因无关痛痒的小事而斤斤计较,善于体谅别人,所以他收服了人心,而最后使齐国转危为安,避免了战乱,两国相安。

宋朝时,寇准与王旦同朝为官,寇准总是攻击王旦,说他的短处,而王旦却专门赞扬寇准。宋真宗对王旦说:“你尽说寇准的长处,可他却经常说你的坏话。你能对朕说说其中的原因吗?”

王旦说:“道理应该是这样的——我做宰相的时间长了,布政治事一定有不少的过错。寇准对陛下没有隐瞒什么,更能见他的忠直,这也正是我敬重他的原因。”

可是宋真宗却认为王旦是贤能之人。

当时,中书省有文件送往枢密院,不合诏书的格式。于是寇准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宋真宗,王旦受到了责备,中书省的官吏也跟着受到了处分。没出一个月,枢密院有文件送到中书省,也违反了诏书的格式,中书省的官吏见了,把诏书呈送王旦,心想这下可以乘机报复寇准了,大家心喜不已,可是王旦却让人把诏书送还枢密院。

寇准惭愧万分,拜见王旦说:“您的度量可真大啊!寇准我自愧不如。”

虽然王旦不是名相,但当寇准对他苛求时,他并不生气、报复,最终感动了寇准。正是他的忍让,才使两人之间的关系没僵化,而不至于两败俱伤。

凡事不能忍让的人,他只是一个糊涂的人,也是想要占便宜的人。如果不肯忍让,就会一辈子结怨,一辈子报仇,可是什么时候才能了却彼此的恩怨呢?如果能忍让一步。当时会省下多少烦恼啊!

清朝乾隆年间,郑板桥正在外地做官。忽然有一天,收到在老家务农的弟弟郑墨的一封来信。老弟兄俩经常通通信,然而这次却是非同寻常。原来是弟弟想让哥哥亲自出面,到当地县令那里去说说情。这一下子弄得郑板桥很不自在。这郑墨粗识文墨,原也不是个好惹是生非之徒,可只是这次是明显地受人欺侮,心里的怨恨实在咽不下去。事情是这样的:郑家与邻居的房屋共用一墙,郑家想重新翻修一下房屋,邻居家出来干预,说那堵墙是他们祖传下来的,郑家没有任何权利拆掉。其实,在契约上写得明明白白,那堵墙是郑家的,邻居借光盖了房子。

这官司打到县里,尚无结果,双方难免求人说情。郑墨自然是首先想到了做官的哥哥,想来有契约在,再加上哥哥出面来说情,官官相护嘛,这官司自是必赢无疑了。郑板桥再三考虑,给弟弟写了一封信,劝他息事宁人,同时还寄去一个条幅,上写“吃亏是福”四个大字。同时又给其弟附了一首打油诗:

“千里告状为一墙,让他二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郑墨接到信,羞愧难当,当即撤了诉状,向邻里表示不再相争。邻居家也被郑氏兄弟的一片至诚所感动,表示不愿继续闹下去。于是两家重归于好,仍旧共用一墙。这事在当地一直传为佳话。

大凡平民百姓,最难吃亏的是财,最难忍受的是气。往往被气所激,被财所迷,做出不可收拾的局面来。一打官司,往往自己倾家荡产,两相受伤。

郑板桥的意思是钱物乃身外之物,不值得相争。像长城那样的宏伟工程,秦始皇死后尚不得拥有,将国比家,其道理还不是一样?

“让他三尺又何妨”,表示自己宽宏大量,最终使两家共用一墙,相安无事。

生活中常常有些人,无理争三分,得理不让人,小肚鸡肠。相反,有些人不吭不响,有理也让人三分,显得绰约柔顺,君子风度。前者,往往生活在不安定的氛围中,后者则具有一种天然的向心力;前者活得叽叽喳喳、很不平静,后者活得快快乐乐、潇洒自然。

在日常生活中,也包括工作中,往往为了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小不丁点的鸡毛蒜皮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非得说个明白,谁也不甘拜下风。说着论着就较起真来,以至于非得决一雌雄方肯罢休,结果严重的大打出手,或者闹个不欢而散,鸡飞狗跳地影响了团结和工作。

宋时,中原以北的契丹族势力日益壮大,宋真宗年问,他们经常侵犯中原,战争纷起。

公元1004年,契丹族首领率万骑铁甲直逼澶州,离宋朝的国都开封不到300里。自前线发到京城的紧急求援军报一夜多达5次,宰相寇准对它置之不理,搁在一旁看也不看,只是同家人饮酒谈笑,对国家大事毫不关心。第二天,朝廷中有人密奏真宗,真宗大惊失色,立即宣寇准进见。问:“国家危在旦夕,爱卿作为一朝宰相,还有闲情逸趣饮酒作乐?”寇准早就料到皇上会有此一问,胸有成竹地说:“陛下想结束这场战争吗?照我来看,用不了5天。”真宗听了,喜出望外,忙问:“爱卿,你有什么计策快快道来。”寇准说:“只要皇上亲自去澶州城,御驾亲征即可。”

宋真宗没料到寇准是这个主意,当时有些贪生怕死的人见契丹入侵,推三倒四,都不敢上战场。真宗听说,一脸不高兴,站起来就要回内宫。

在寇准的劝说与鼓励下,宋真宗决定亲征,这一行动,使全国上下一片振奋,军队士气高昂,契丹军被士气高昂的宋军杀得连连败退,最后不得不派特使来宋,签订了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对于问题的关键,只有先忍一下,化解开来,才能使矛盾得以圆满地解决。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双方相安无事。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常言道:“两虎相斗,必有一伤。”知道了这个道理,为官者应处处回避争斗,委曲求全。与世无争,顺应客观,敢于正视矛盾,认识现实,但又对现实生存环境和理想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持乐观豁达的态度,看透、看深,不要急躁,顾全大局,勉强忍让,暂时迁就,以求保全。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霸激烈。

吴国与越国争战,越国被打败,越王勾践被捉到吴国。越王并没有就此干休,他虽然表面上顺服吴国,心里则想必定要重振越国。于是,每晚睡觉之前,都要睡在干柴上,尝一口苦胆之后才睡去。他忍受着许多的屈辱,只求有一天能翻身。

后来,吴王把越王勾践放回了越国,越王勾践没有忘掉所受的屈辱,在手下范蠡的帮助之下,击败了吴国。

正是越王勾践敢于忍耐,而且善于忍耐,才得以东山再起,尽管他受到了不少的屈辱。

南宋初年,宋高宗偏安江南,无心与金军作战,准备向金人割地称臣,签订屈辱的和约。

这天,宋高宗召集群臣,对他们说:“金人已经答应,如果我们不再袭击金国军队,便可以订立和约,并将皇太后和先帝的棺木送回。”当时,抗金形势很好,宋军连续获胜,众大臣正期待着收复中原的喜讯,听到要停战议和,割地称臣,群情激奋。张俊先后五次上书,反对议和,韩世忠、岳飞等将领也拒绝休兵,上奏说:“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还有的大臣上书说:“现在群议汹汹,都因为关心‘和’与‘战’,陛下应深戒前车之鉴,多听取懂得军事的大臣的意见,共谋长久保邦之汁。”

宋高宗见大臣们竟敢违抗旨意,自然是非常的生气,想下旨惩治他们。左相赵鼎虽也主战,但见高宗主意已定,不可以逆转,为了不使君臣闹僵,保存朝廷中主战派实力,他采取了疏通的办法。

赵鼎对宋高宗说:“我们知道皇上与金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现在是为了对亲人尽孝道,迫不得已才答应讲和,虽然大家说了些愤怒的话,但绝对不是对皇上的不尊敬,而是爱护皇上,希望皇上不要见怪。皇上可以下这样一道圣谕,讲明议和不是我的本意,只是因为亲人的缘故不得不这样做。等到先帝的棺木和皇太后自金国返回以后,如果金人撕毁和约的话,那么是否签约也就无所谓了;如果金人遵守和约,那么正是我们希望的,也就不必恐惧后悔了。”

由于宋高宗采纳了赵鼎的意见,不以议和而排斥所有主战大臣,又抬出先帝棺木和皇太后作幌子,深明“忠”、“孝”两字分量的众大臣,只好缄口不言了。君臣间的这场矛盾算是暂时缓和了下来。

赵鼎身为宰相,面对即将发生的君臣冲突,为了避免主和派把持朝政,只好暂时采取委曲求全的策略,力平众议,使皇上找不到借口去治罪大臣,也使大臣们提不出更充分的理由责怪皇上,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唐代的郭元振任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时,西突厥的酋长乌质勒愿意与唐王朝和平共处,与郭元振结成了好朋友。

曾经有一次,郭元振到乌质勒的牙帐议事,碰巧天降起了大雪,乌质勒年老体衰,哪还经得起这么大的风寒,当天就得病死去。他的儿子婆葛认为是郭元振用计谋杀了父亲,准备率军进攻唐军,杀掉郭元振为其父亲报仇。

手下的将士纷纷劝解郭元振,走为上策,乘着天黑逃到京城长安去。郭元振坚持不肯逃回长安,他说如果乘黑而逃,双方的误会势必更深,反而会引来杀身之祸,为以后解开误会留下难题。

第二天,郭元振身穿丧服,带着花圈到婆葛营中吊唁,深切哀悼乌质勒的去世,还赠送了贵重的礼品,以表自己的情谊。办完丧事之后,郭元振还特地逗留了一个月。婆葛终于解除了怀疑,受到了感动,他派使者向郭元振献了5000匹良马,200匹骆驼和10万多只牛羊,双方握手言和,重归旧好。

人与人交往摩擦难免,要尽量化解矛盾,不要使矛盾转化为对抗冲突。委曲求全,还能化解别人对自己的误会。

战国时期,越国的功臣范蠡在灭了吴国之后,不求封赏,反欲引退,向越王勾践告辞说:“君王您自勉吧!我不再回越国了。”

勾践不解其意,便问:“我不明白,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