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秦州时，对这里的少数民族是持友好与亲近态度的。他在这里感受到了异族风情，以及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勤劳。时间一长，他对这里的风土人情非常热爱，产生了在此长期定居，终老于此的想法。他希望在这里建一个屋，送老白云边，像陶渊明那样过幸福的隐居与自然生活。从杜甫这些自然袒露的心扉中，可以看出杜甫对这片土地上少数民族人民的无比热爱之情。
但大唐的统治者们对少数民族所持的态度与杜甫却完全不同。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大唐王朝统治者歧视压迫少数民族造成的。从表面上看，它是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头目与唐玄宗、杨国忠等大汉族的最高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内因。安禄山等胡人首领能够一呼百应，在短时间内就拿下洛阳、长安等大唐统治中心，这与胡人集体的反抗是分不开的，并非只是胡人统治集团对大唐的反抗。正是因为胡人集体的反抗，才导致这场叛乱持续时间很久，双方力量消长此起彼伏，才导致了这场叛乱的复杂性。而胡人之所以集体反抗大唐的统治，无疑与唐最高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态度有关。
而大唐统治者之所以对胡人等少数民族采取歧视态度，其根源在于唐统治者狂傲自大的心理，以汉民族为文明之族，其他为野蛮民族，称为蛮夷之邦，认为是劣等民族。在大唐统治者看来，蛮夷之族缺乏信用，是不值得给予平等待遇的。另外，外族与汉族由于血脉不同，民族文化心理不同，汉民族与外族之间的相互戒备心理在民族性中扎下了根，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在唐统治者看来，如果给予他们与汉民族同等待遇，势必让他们发展壮大，这样大唐统治者将难以控制他们。因此，必须时时监视他们，不让他们得势。例如安禄山在宫廷里时，李林甫时常监视他，杨国忠处处与他做对，屡次向皇帝进言称安禄山要叛乱。这其实就表明了大唐统治者内部存在的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普遍的警惕性。这种不被信任感，导致了安禄山最终发动叛乱。在这种不信任的心理驱使下，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自然是镇压了。
杜甫过去身在长安，对于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与政策，并没有深刻的印象，现在到了边陲，亲自见到了少数民族的悲惨生活，对大唐对少数民族任意役使的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
杜甫所在的边陲有一个叫马邑州的小州，开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的山谷间，隶属于秦州都督府。由于处在边关，马邑州内多有少数民族居民。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统治者们对境内的少数民族更持排斥与镇压的态度。为了防止他们的叛乱，统治者们把他们中青壮年的骨干力量调到最前线，让他们在抗击安史叛军的战争中消耗掉。这无疑是当时中央政府一石二鸟的策略。在这种政策的驱使下，边将任意地将州内的夷民调去东征。无数青壮年的夷民由于将领无能而白白送死，无一而返，家人抱怨，毡帐萧条，哭声充塞了道路。杜甫站在秦州的寒山上，遥望马邑州的惨痛情景，心里对少数民族的遭遇无限同情，为他们的不平等待遇而呼吁，对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变相的镇压政策表示愤怒。于是写下了一首遣兴诗：
高秋登寒山，南望马邑州。
降虏东击胡，壮健尽不留。
穹庐莽牢落，上有行云愁。
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
邺中事反覆，死人积如丘。
诸将已茅土，载驱谁与谋？
这首诗对少数民族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刻同情，表明杜甫对国内的夷民抱持平等的态度，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这首诗同时表达了杜甫对中央政府夷民政策的批评，对边关将帅让夷民东征表示愤慨。能够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立场上，用民族一统的思想观念看问题，不搞民族主义，这种见识就比当时的统治者们要高明许多。
杜甫这一次走到了边关，亲眼看到了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的镇压与不平等政策，对唐朝统治者又有了新的了解，这是他以前身在朝廷和长安所不能见到的血淋淋的社会现实。所以，他与统治者的关系就更加疏远了，与人民包括少数民族人民的感情又增进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