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起初是美好的，但这样的生活没有过多久，就出现了生计问题。靠人接济，只要一时没有赶上就揭不开锅。好在老友高适在离成都不远的彭州当刺史，于是他就常写诗催促故人送钱粮来。写给高适的求救诗极为愁苦：“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年老多病，孤苦无产业，生活的愁苦可想而知。这一段时期，杜甫又因断粮而常担心路死沟壑，就像当年在长安过那种贫穷的生活时的担忧一样。看来，贫穷的诗人走到哪里都摆脱不了饥饿的威胁。为了解除这种生活贫困的烦恼，杜甫只好寄情于山水，同时也流连于佛门。
在成都，杜甫与跟他有通家之好的蜀僧侣邱师兄交往密切，常到邱师兄的寺院里去和他谈佛论道，并且常常一去就是一整天，一直谈到深夜，谈兴还是丝毫不减。常常是听了邱师兄的话，感到尘世茫茫，争夺纷繁，一片黑暗，觉得只有佛法才能普度众生，犹如只有摩尼珠才能照清浊水一样。邱师兄佛学精深，对杜甫很有启迪。杜甫每次听后，似乎觉得惟有佛才能解除世间的灾难。杜甫有诗歌记叙与邱师兄谈佛论道的事情：
景晏步修廊，而无车马喧。
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
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
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这首诗情景交融，读来有很强的真实感，仿佛杜甫当年与僧人月下对话论佛的情景仍然在眼前。
杜甫在旅居陇右的时候，就有过与僧人赞公和尚情投意合的交往，从那里寻求到了一丝精神的安慰。这时来到成都，与亲人相隔更远，与战乱的中原故土相隔更远，因此他对故国与亲人的思念就更加强烈。他虽然在成都有了个草堂的安身之地，但置身和平与山水之中，精神上的痛苦却丝毫不减。北方胡人的铁蹄蹂躏中原的惨烈情景还时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一切使得身在成都的杜甫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佛门，以寻求精神的慰藉。这是可以理解的。
杜甫在成都草堂时，与王维的弟弟王缙写诗唱和。王维、王缙以及王缙的好友裴迪等，都是佞佛之人。他们不但自己佞佛，还劝说皇帝佞佛，影响很不好。王维和其弟王缙都是朝廷重臣，也是当时的著名文人。当时王缙在蜀州当刺史，杜甫来成都时，曾与王缙等人相会。王维、王缙等人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杜甫虽然是积极入世的人，但也与这些消极出世的田园山水诗人交往很是密切。特别是在困惑与痛苦的时候，也常常受到这些田园山水诗人的佛家思想的影响。
杜甫在成都时，和裴迪交往很密切，由于裴迪佞佛，所以二人交游时多往寺庙里跑。杜甫在山林古寺中听蝉声，看鸟影渡寒塘，听人谈佛论道，精神的痛苦就减轻了许多。由于在寺庙里游玩而舍不得归，所以他和裴迪常在僧房里随意地留宿。这样的情形杜甫也曾写诗记游。其《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中云：
何恨倚山木，吟诗秋叶黄。
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
风物悲游子，登临忆侍郎。
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
唐代是一个尊佛敬佛的朝代，佛教在上层社会里盛行，甚至连皇帝也信奉佛教。唐元和十四年，离长安不远的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内，发现藏有佛祖的一节指骨。唐宪宗令中使杜英奇率三十多名宫人，前去迎佛骨入京。迎来后，先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再往长安各寺院供奉。在君主的带动下，长安刮起了争迎佛骨供养的旋风，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竞相奔走施舍，甚至有的废业破产。韩愈在此情景下，冒天下之大不韪，上疏唐宪宗，请停止迎佛。受到唐宪宗的打击，被贬为潮州刺史。
像韩愈一样，杜甫对于异国流传过来的宗教本身是持排斥态度的。杜甫尊王攘夷，对异国传来的佛教不会真正地推崇，更不会当作济世良方。当时藩镇割据，胡人横行，异族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与破坏，佛教传入中国，渐有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的势头，佛教的思想观念对儒家正统地位形成冲击。作为一个以复兴儒学拯救社会和民族为己任的人来说，杜甫对佛教从理性上来说是拒绝的。杜甫的宗教情怀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他对社会的关切太投入，他的心中的悲愤与压抑太深沉，需要寻找一种解脱，否则无法生活下去。所以经历了一番感性与理性的冲突，杜甫还是暂时投入佛的怀抱，以寻求精神的安慰。
杜甫接近佛教，李白信奉道教，其实都是现实的苦难与不得志的生活的一种解脱。李白的信奉道教，是一种更深刻的超脱；杜甫的信奉佛教，也是一种解脱，但只是暂时的，远没有李白对道教侵淫得那么深。信奉道教使李白生性飘逸，浑身有股仙气，非凡夫俗子可比。接触佛教使杜甫从难以摆脱的乱世痛苦中，暂时得到了一丝精神的慰藉，使他暂时得以麻痹某种精神的痛苦。但这种痛苦还是时时笼罩在他的心上，成为他永远无法摆脱的精神折磨。
从杜甫信奉佛教可以看出，时代加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身上的精神创伤是巨大的，否则一向具有忍耐精神和坚毅品质的杜甫何以会去放弃理性而与佛为伍呢？时代对杜甫这样的一个游走于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创伤是如此之深，对下层百姓的创伤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佛教在中唐以后盛行于世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
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唐代人民的苦难日益深重，压迫重重，更需要精神的安慰，所以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佛经》《心经》《金刚经》从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极大，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佛教文化，人民从中寻找到了一些精神的慰藉，聊以解除人世间的一些苦恼。此外，由于佛教宣扬普度众生，宣扬仁爱等，这与杜甫的儒家的仁德理想相一致，信奉佛教，也使杜甫更加具有怜悯之心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使他的道德情操更加高尚。因此，杜甫以儒家思想为主，以佛家、墨家等来作为补充，这就使得他的思想观念大大超越了儒家的局限性，更加具有了“兼爱天下”的仁者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