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生中，在物质上是淡泊的。他能够忍受饥寒，能够放弃官职，甚至能够看淡生死。但他在精神追求上却是博大的，锲而不舍，永无止境，这种超脱与执著体现在他一生的奋斗与追求中。
杜甫对物质的轻视，从他的很多诗中都有所流露。如同李白写下“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等豪迈诗篇一样，杜甫对物质有时是不在意，甚至是鄙视的。他在困顿长安时，虽然生活很落魄，却曾经写下了“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这与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如出一辙，说明了杜甫对物质追求并不那么认真，显示出一种很潇洒的姿态。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有：“君看随阳雁，各有稻梁谋！”这里是讽刺那些自私自利、趋炎附势的小人对物质的追求，同时也表明杜甫对物质是很淡漠的。
前面说过，尽管杜甫并不富有，但他还是常常救济他人。如杜甫困居长安时，还常常救济老朋友郑虔；居夔州时，准许邻人老妇到园子里采摘果子，尽情享用；最后离开夔州时，他还将整个果园送给了一个亲戚吴郎。
杜甫对物质的轻视，表明了他对人生真谛的深刻领悟，即财富享受不过如此而已。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对财富的追求似乎是他们永恒的主题。追求物质的享受，或许是人的本性。问题是在温饱等问题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再追求奢靡享受，就显得很卑微而渺小。杜甫对贵族们的种种奢靡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如《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都表明了他对待物质享受的批判态度。
杜甫经过多年的漂泊，后来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淡漠，只要能求得容身之所就可以了。到了成都草堂，甚至喊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诗句，表明了他甚至可以完全牺牲自己，完全放弃自己物质追求的豁达。
杜甫在物质上知足常乐的放达态度，使他在精神上获得了巨大的收获。这就是有所失必有所得的道理。
杜甫对物质没有什么追求，对权力便无特别的爱好。无可否认，杜甫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曾经在长安的苦寒中度过十年，为的就是追求他梦想中的权力，达到济天下苍生，实现自己个人价值的目的。但是他后来终于明白，这种追求终究不过是一场梦幻，他最后从中走出来了。在经历过救房琯惨遭贬谪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之后，杜甫对做官也失去了信心，从而转向民间，对人民的生活与疾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使他从精神上彻底远离了权力。
对权力的追求往往是古代知识分子最直接的追求，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向往。那种“达则兼济天下”，怀满腹经纶，识国计民生，寻民主以治天下的愿望与理想，都需要依赖权力去实现。因此，对于那些有用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来说，寻求权力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问题是有些人在权力的泥潭里不能自拔，既无法实现他们济天下的愿望，甚至是徒劳地空费时日，将自己的一生都虚脱在这种无止境的追逐之中，结果是竹篮打水，到头来一场空，这就白白地浪费了一生。历史上很多文人如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因为醒悟得比较早，超脱于权力追求之外，所以才能有所成就，找到人生的真谛。杜甫走出官场，远离皇帝，虽然没有彻底地去做田园诗人，但他对权力的淡漠也是可以想见的。他追求权力原本不过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理想不能实现，他对权力也就没有了兴趣。
杜甫也能超越生死，表现出对待生死的豁达态度。杜甫对生命是具有强烈的忧生意识的，他活着时积极希望有所作为。正因为希望有作为，所以他常常感叹生命的局促，人生的短暂，对明镜悲白发之时，老大无成的悲哀便笼罩着他的心灵。尽管杜甫忧生，这并不是说他怕死，而是不愿意在没有为这个时代与社会承担责任前就这样毫无价值地死去。当杜甫发现死亡所具有的价值时，愿意选择死亡，这一点上与屈原相类似。如杜甫在为拯救宰相房琯而遭到肃宗的贬谪之后，仍然不改其志。他在这件事过去很久之后的诗歌中仍然说，“牵裾恨不死，漏网荷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可见他宁愿以死来劝谏君主，以一死来实现自己的为国承担责任的价值。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基本规律，无论伟人还是凡人，都逃不脱这个基本的规律。坦然有助于生，惧死更接近于死。圣人、君子明白事理，大都会坦然地看待生死，不会为生命所累，追求那些空有的虚名和财富以缓解死亡的迫近。其实要缓解这种死亡迫近的痛苦，关键是要以一颗坦然之心来面对，即做到“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杜甫就是如此，他的心和社会之忧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存大道于心中，由此而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目标。这样，他超越了对生命的恐惧，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牺牲生命来使社会进入一种更高更美好的境界。
要寻找到生命的真谛必须超越生死名利的羁绊。就杜甫一生的文学成就而言，他在长安城里追逐名利的时候，他的文学成就并不怎么突出，他之所以能超越同时代的诗人，最主要的是他在长安困顿之后，彻底醒悟，退出名利圈，在安史之乱前后写下了一系列反映劳动人民在战争中的苦难和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诗歌。他贫病交迫，地位卑贱，但仍然集百忧于一身，悲歌动地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一身正气，超越了个人对财富、权力与生死的追求，对社会政治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对人民、对国家拥有一片真诚。他虽仕途多舛，一生不达，却“物性莫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现实政治的关心，时时刻刻关注着朝廷的决策，考察着朝政和得失利弊，了解着风俗民情，忧心忡忡，至死未悔。这种对生命真谛的探寻精神是相当可贵的。
历史上有着辉煌业绩的文人，几乎都是能够抛弃名利、豁达生死的人。屈原、李白、陶渊明、韩愈、柳宗元、苏轼、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鲁迅等，其人生几乎都是在清贫中度过的。因为清心寡欲，才能对现实世界看得更清楚，才能寻找到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