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叶飞率一纵、王建安率八纵趁夜色，利用复杂地形隐蔽楔入，成功地割裂了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左右翼的联系，王必成率六纵也按时插到垛庄西南，完全断绝了敌之退路，正面陶勇率四纵、许世友率九纵从唐家峪子和当阳一线发起攻击。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围困之后，完全置于华东野战军猛烈的火力之下。退路和交通全被切断，水源也被控制起来。敌官兵饥渴交加，疲惫不堪，叫苦连天。张灵甫急电南京求援，蒋介石对整编第七十四师颇为自信，认为该师装备优良，战斗力强，且与左右邻相近，若能坚持，定可与华野形成决战之势。于是蒋命令整编第七十四师坚守阵地，吸引解放军主力，同时命令在外围的六十五师、二十五师、八十三师和第七军等部，迅速向整编第七十四师靠拢，并令第五军从莱芜南下，调二十师及六十四师等从大汶口向蒙阴东进，夹击我军，实现与我军决战。
陈毅面对此军情变化，指挥若定。在激昂的冲锋号中，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发起了总攻击。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企图夺路突围，先向南，后向西，再向东，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乱冲乱撞。敌人的外援部队，一再企图为陷入困境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解围，但在英勇的华东野战军面前，无济于事，寸步难行。
1947年5月16日黎明，解放军对张灵活甫占据的最后一个山峰发起了进攻。又是一天的激战，太阳还没有落山，六纵副司令员皮定均在望远镜中清晰地看到与峭壁齐高的人梯：一个战士上去了！又一个战士上去了！他身边的电台响起一个哀号的声音：“南京，蒋先生！我是张灵甫，黄百韬不援助我，七军不援助我，我已到了尽忠报国的时候！”
不一会儿，山顶上飘起了鲜艳的红旗，胜利的号音在孟良崮的高峰上吹起，伴着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在峰顶回旋：“张灵甫被打死了！我们胜利了！”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名震五洲，蒋介石垂头丧气地在南京哀叹：“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这时的陈毅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诗兴勃发，挥毫写道：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
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和平解放北平
1949年，200万北平人民在焦急地盼望解放的同时，又担心经受一场巨大战火的洗礼。然而，春节刚过，人们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北平和平解放了！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和平接受改编，这就是毛泽东所充分肯定的“北平方式”。
“北平方式”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个创举。这种方式所以发生于北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截断了傅作义西逃绥远的退路之后，又迅速进击，扫清了盘踞在北平外固沙河、昌平、南口、密云、怀柔。通县、廊坊、门头沟、石景山、宛平、大兴、丰台和南苑的国民党军队，将困守北平的傅作义20万军队团团包围。但是只有这个条件还不够，敌人会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一定兵力作困兽斗，甚至会用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作赌注。这就需要在政治上团结和争取敌占城市各阶层的人民，彻底瓦解敌军斗志，实现和平解放。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由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党来完成。正是由于北平城内有一个组织严密、紧密联系群众、力量强大的地下党，“北平方式”才能在关键时刻“瓜熟蒂落”。
为和平解放北平，地下党通过慎重选择，采用各种方式接触、宣传和争取到一大批能影响傅作义的人士，包括傅的老师、亲属、结义兄弟和部属等，反复向傅作义讲明形势，分析利害，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转达我党政策，劝他走和谈之路。
1948年11月初，刘仁根据聂荣臻的指示，要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佘涤清，立即把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派到傅作义身边。傅冬菊住进了中南海，除以父女之情对其父晓以大义外，还要将她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包括她父亲每天的情绪变化，隔一天向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汇报一次，再由崔通过地下电台发往前线司令部。
傅作义对女儿的突然出现，有些惊奇。
“你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傅作义开门见山地问。
“共产党。”傅冬菊毫不含糊地回答。
“你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作义知道指挥北平地下党的是聂荣臻创建并领导的晋察冀城工部，女儿既然是北平地下党员，最多是受聂荣臻的委派；而长期养成的旧军人作风使他认为，只有同对方最高领导人打交道才能算数，也不失自己的身份。傅冬菊深知其父的心理，脱口而出：“毛泽东派我来的。”
“派你来干什么？”“劝您停止抵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还比我小4岁，你叫我向他们投降吗？”……像这样单刀直入的谈话，只能发生在他们父女之间。特别是隔一天一次的情况汇报，使我军对傅作义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情况了如指掌，对和谈成功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地下党依靠3000多党员，5000多民青、民联盟员，联系数万革命群众，广泛开展了要求和平解放北平的群众运动，新华门前的游行队伍几乎天天不断。大学教授及知名人士，如前任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女士等，也都行动起来，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呼号，直接对傅作义施加压力，对国民党军队施加影响。
12月22日，新保安的三十五军被我军一举歼灭，傅作义闻讯痛不欲生，精神有些失常。有一次从院中回到屋里，竟撞到门框上，摔倒在地，经侍从副官扶起后，不禁失声痛哭。华北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杜任之获悉立即去找傅的老师刘厚同先生，商定以他们二人的名义敦促傅作义立即恢复和谈，刘老先生急奔中南海。
傅作义正在焦急万状，坐立不安，踱来踱去，一见到刘老先生就唉声叹气：“我的政治生命完了！”
“你旧的政治生命完了，新的政治生命开始了！”刘老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时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了，还是顺乎人心，当机立断，恢复和谈为是。现在咱们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已远不如过去了，但议和一成，北平免遭战火，还是深得人心的。共方信守协议，咱们是有光明前途的。再说，这也是唯一的出路了，时不我待，不能一误再误了。”
傅作义沉默不语，仍然倒背着手，在室内踱来踱去……刘老先生深知傅的性情刚直，既自尊，又自信，此次其精锐部队在新保安被歼，面带愧色，思想极度紧张，唯恐发生什么问题，因而宽慰道：“和平谈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可自我毁灭。”
刘老先生还是不放心，又叮咛傅的办公室主任兼政工处处长王克俊要防止傅出现意外。王克俊立即采取措施，把卫士们的短枪全部撤掉了。但傅作义还有自卫手枪，地下党又指示傅冬菊以父女之情，使傅在复杂而剧烈的自我矛盾中获得安慰，排忧解难。
随着形势的发展，1948年12月以后，在北平地下党和平津战役前线负责人的安排下，傅作义3次派代表出城谈判。1949年1月15日清晨，经过29小时激战，天津解放，守敌12万人被全歼；人民解放军对北平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傅作义派全权代表邓宝珊将军赴通县与我方代表平津前线总部签订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协议（《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并带回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给傅作义的公函。1月20日，傅作义接受我方条件，26日起（原定22日）所属军队陆续出城接受改编。至此，北平以和平方式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北平的和平解放为解放战争后期湘、川、云、新等许多地区和城市的解放树立了典范，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北平方式”同伟大的平津战役一起，载入史册。
渡江第一船
“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
1949年3月初至4月初，解放军先后抵达长江岸边，做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部队中的很多战士都是北方人，不识水性，由于信息闭塞，加上国民党对长江天险“妖魔化”宣传，北方人眼中的长江是“无风不起浪，有风浪三丈”。为打消战友们的顾虑，使他们尽快掌握游泳技能，一些战士就带领他们在内河学游泳，没有救生圈，就抱着木盆、竹板天天练划水。
另一个难题是船。当时大部分船只都被国民党带到江南去了，带不走的也全炸毁。为了找船，战士们开始四处奔走。曾被国民党军队打断一条腿的“船老大”拍板，和解放军合作！在他和船工的纷纷响应下，到3月底，3连成功征集到151只渔船，选调水手2467名。渡江时，这位“船老大”用断腿仅存的腿弯夹橹，双手奋力划桨帮助解放军渡江。
要以迅雷之势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就要加快船速，缩短船队在江面上行驶的时间，但征集来的民船都是渔用小木舟，船底较平，只有一对桨，航速十分有限。如何加快航速呢？战士们经研究，决定在后船身加一对桨，条件好的船底再安置一个船橹。下水一试验，航速果真大大提高，这个办法立刻就被推广开了。
船有了，“引船入江”又是一个难题：搜集的民船集中隐蔽在内湖，离起渡点还很远，内湖有的与长江相通，但相通的入江口有国民党严密把守，内湖与长江不相连的地方，中间隔着十余里旱路，船只要渡过长江，还要翻越几丈高的堤坝。部队最后决定采用在渡江点“开坝挖河”的方案，将渡江点的江堤挖出一个“豁口”，宽度可以让渡江船只通过，保留一定高度防止江水决堤，再从存放船只的内河内湖挖引河通到渡江口。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夜幕降临后，挖河工程才开始进行，经过连续二十多天的午夜作业，就挖出了一条引河。
4月20日，国共和平谈判破裂，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签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晚19时，战士们和船工集结在无为县长江北岸一线，用粗糙的黑泥碗喝了“齐心酒”。就在这时，又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专门等着渡江战役的喜讯。“大家的情绪更加高亢了，都憋足了一股劲。”
行动开始了。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悄悄揭去堤坝上的竹板，用水冲软挖掉一半的堤洞上的土，将隐藏在江堤内侧的木船用绳拖出，越过稀软湿滑的江堤，滑入长江。风平浪静的江面上，只见一只只整装待发的小木船，在距离渡江点上游150米处一字排开。渡江突击队的13名战士一起登上了排在首个冲击位置的排头船。
按计划，20时30分发起冲击，船队有规定，不能传达命令、不能吹号、不能用信号，后面的船要跟着前面的船往前冲。20时15分，全连的船都上了江面，排放到位。排头船这时调过头来，准备听命令启航。一看“排头船”调头，其他船误以为攻击开始了，也跟着动了起来。看此情形，排头船顿时冲了出去。“船冲出去一百米后，就听到岸上的营长董万华喊：回来、回来。听到喊声，战士们一看情况不对，但退回去已不可能。
改装后的船走得很快，船队很快驶离江岸100多米远，这时，国民党守军开始用轻、重机关枪疯狂射击。战士们一边用脸盆、铁锹划水加快船速，一边躲避子弹。排头船率先抵达南岸后，年轻的船工迅速跳下，喊着口号用身子死死抵住船身，帮助解放军顺利上岸。强大的解放军很快突破了长江天险。
成功渡江后，解放军大军如决堤之水，汹涌向前。21日拂晓时分，一营行至繁昌县东山时，与敌88军不期而遇，双方打了一场“遭遇战”，当时的88军还剩200多人，最终被一营轻松击破。
渡江突击队的13位战士是坐‘第一船’第一批登上南岸的，没有一个伤亡，没想到一路打到上海，竟有12位战士牺牲在上海四川路桥。为保全上海建筑的完整性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全军严禁使用重武器、炸药包等，上海的四川路桥是解放军进攻的必经之路，国民党军早在桥边的楼顶布置了严密的机枪防线，敌军在暗处用机枪横扫，解放军的突击组在明处冲锋，12位渡江勇士就是这样倒下的。
攻占总统府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精锐主力部队几乎丧失殆尽。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一边与共产党假和谈，一边部署江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南进。淮海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就开始准备渡江作战。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在准备渡江的日子里，战士们经常听到的就是这些口号，当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观念已深入人心。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在“引退”溪口的蒋介石的操纵下，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军百万雄师遂于当日午夜起，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500多公里的江面上，发起了渡江作战，摧毁了敌人吹嘘的长江“立体防线”，把其沿江部署打得七零八落。
4月22日黄昏，312团奉命攻打驻浦口的国民党残兵1个团，3营为突击营。7连、8连、9连、机炮连和营部共800多人，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守敌不堪一击，纷纷逃窜，我军迅速占领浦口。浦口是国民党防御的重点之一，埋有许多地雷，江面上还有几艘小炮艇，正顺流而逃。这时，北岸的船只全部被敌人劫走并被烧毁，营党委当即召开全营动员大会，指战员都把寻找渡江器具作为首要任务，直到深夜才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借到些小木船、木盆、稻桶等，于4月23日拂晓作为解放南京的第一梯队先遣突击营，陆续渡江。由于守卫南京的敌军已经弃城逃跑，解放军一枪未发便渡过了蒋介石依赖的“长江天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