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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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阴晴史》导读上卷(14)

在清末民初,“格致“既可以是物理与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统称,也可以单独使用。后者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物理。

“此《续定天津水师学堂章程》。而福建省立学堂己(当为“已“字。笔者)久,今之成才现用者,多福建人。东国学徒,皆愿入语学,故议诸吴观察。吴以年大为难,而第送愿学之人,欲试其可教与否。

二点钟,率学徒七人,访水师局。廨宇宏敞,门户重重。左右有中西学堂。主人出中门外,揖入就坐。主人请二人来见。一六品顶戴姓许名兆基,号树春;一七品顶戴姓曹名廉,号琛生。皆福建人,学堂出身。方以洋文教习,来教学生者也。主人请召学徒,以次入见。先召赵汉根、许树春。先发洋音,使之随音答应,以验舌本之清否。次授《左传》,使以汉文读之。次问能作论否。合于此则取之,不合则舍之。赵汉根、高永喆、金光练入选,其余见退。

约于今(此处当有一“月“字。笔者)十七日七点钟入堂。持铺盖移住局中。一日两餐,亦自局内馈之。余曰:学徒皆自敝邦日给粮银,不须费神。固辞三四,主人终不肯从。书示曰:贵邦之学生,即天朝之赤子。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原应一视同仁。何多让焉?余曰:盛意忠笃恳至,令人感服,真有口不忍献五城之意。谨当归寓,与诸生传谕盛意矣。“(〔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40~41页)

原书上有注曰:“许兆基·曹廉““留学生食费给予“。

“真有口不忍献五城之意“是用《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第十七》之信陵君典。“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赵王埽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 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公子竟留赵。赵王以高为公子汤沐邑,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赵。“

看一看金允植的记载,就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天津水师学堂的教师待遇是不同的。教授洋文的两个人,皆是官员。“一六品顶戴姓许名兆基,号树春;一七品顶戴姓曹名廉,号琛生。皆福建人,学堂出身。方以洋文教习,来教学生者也“。按照金允植的介绍,这二人皆是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并没有出国。只是因为他们教授的是外语,就可以成为官员。而下文里介绍的汉文教习董元度,则“尚在布韦“。李鸿章如此处理,实属用心良苦。在那个年代,八股是正宗的学问,西方的科技与文化则不受重视。天津水师学堂招生不仅不要学费,还给每个学生每月发放一些银两。这些银子足够一个普通人家的饭费。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招收比较满意的学生。

“曹廉“在下文里写作“曹廉正“。(〔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69~70页)后者是正确的写法。曹廉正与严复、许兆基都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洋文教习。曹廉正,又作曹廉箴,福建人。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三期毕业。被李鸿章派到天津水师学堂担任英文教习。1886年被选送去欧洲留学,次年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深造。是我国第三批从军队里选拔的留学生。

“因行观中西学堂。汉文教习董先生者(名元度,号仲容,行年二十九,世籍福建福州府闵县,赁居福城西门街孙老营。文笔极工,尚在布韦。尚求扇面书,为赋古诗十一韵赠之。原注),年可二十,美如冠玉。学徒等皆年少俊俏,英气发越。又洋文正教习严游戎,名宗光,号幼陵(年三十一。原注),亦福建人。十五六进学堂,二十四五学成,到英国学习三年,前年始回华,学问极好云。

辞别归路,历拜文总兵。文总兵管水雷局,亦以西语学入路。昨日,文翁见学徒中崔圭汉、朴永祚两人年最少,自请教授。朴永祚昨己(当为“已“字。笔者)见之。率崔圭汉知面,文翁大加赏爱。仍请勤教成就,(此处当少一“曰“字。笔者)放心勿虑。其学规大略与水师同,而但无枪炮练习之事也。约于十六日七点钟入堂。即可移在局中住宿。两餐,局中有官饭。六人一卓(通“桌“。笔者),四盘一火锅,不必费虑。余又以不安意,固辞再三。文翁以学规如此,惟贵国学徒所食无几,且有李中堂传谕,固执不听。亦无奈何。感愧之心愈切于中矣。约早八点钟入学堂,学洋文。午正散学吃饭。未正二刻入学堂,学汉文,五点钟放学。六点钟入学,八点钟放学,十点钟睡觉。此其水电(当为“雷“字。笔者)局学规也。

日暮,揖辞而出。“(〔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41页)

原书上有注曰:“董元度““严宗光“。

原书“到英国学习,三年前年始回华“断句有误。

“尚在布韦“的意思是还没有功名。

此时,金允植还不习惯新式时间。他在行文中往往把“六点钟“和“未时“混在一起使用。

金允植在津期间,见到了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董元度。他们还有诗歌往还。金允植所说“为赋古诗十一韵赠之“,即其《赠天津水师学堂汉文教习董元度》:

战国微言绝,世多功利士。

汉兴除狭书,犹昧学问旨。

真儒起广川,廓如扫群秕。

总统归有极,贯彻天人理。

斯文赖不坠,绵绵到千祀。

董子得其学,怀宝不自市。

开堂授英俊,经经以纬史。

方今教多术,范围溢文轨。

蒙士立基浅,询人易忘己。

提携端其趋,蔚然成才美。

兹事谅非易,恭为得师喜。

(〔韩〕金允植《云养集》卷三)

金允植所见到的洋文正教习严宗光,就是严复(1853~1921)。严复又名严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严复十四岁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学习驾驶科目。1873年毕业,先后在“建威““扬武“舰上实习,共实习了四年。其间到过台湾、菲律宾、日本等地。1877年被派到英国留学,先后在普利茅茨与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在母校福建船政学堂任教。1880年被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教授英文,后任总教习。严复在该学堂共工作了20年。

金允植的记录,为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的情况增加了一条新的证据。“洋文正教习严游戎,名宗光,号幼陵(年三十一),亦福建人“。这说明,严复最初的职务是洋文正教习。而不是总教习。金允植后面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

金允植所参观的北洋水师学堂,设立在天津城东八里、大直沽东北的机器局东局旁。该学堂是李鸿章于1880年奏请设立的,1881年8月正式落成。(参见郭长久主编《追寻大直沽》,第89~9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仅仅几个月之后,由高宗派遣的朝鲜留学生就来到这里求学。

“十一日,阴,寒。晚晴。卞吉云(元圭。原注)回程。殊方送别,又当岁暮,黯然伤神。伫立以望,赋五古一首而赠之。

许涑文来访。

午后两点钟,访文芝轩(瑞。原注)。芝轩为言语学生教率之事,复辛勤恳笃。且曰:吾所专管者,水雷、语学。然各厂事亦为提调。贵寓一夜须用,及建造房屋,无所不管。凡有难便,皆来告我。我旗人,性直而快。不事外面。不必拘于俗嫌。有事必须相告。

且曰:我先长白人,与贵国邻境。自入中州,犹不忘本。

且示水雷局学堂职员姓名,曰:此人等,相面为好。委员李少卿、印树棠、刑部员外郎司事王星甫,印文煌秀才、回南司事袁仲甫、印承绪从九品司事(照料各生饮食、起居、寒暖、疾病各事。原注),汉文教习二位,邵亦芳、印宗瑞(秀才。原注),梅芗生、印映桂(秀才。原注),洋教习二位,曾子安、印盘,五品衔回南郑杏村、印宇澄,五品衔学良左万。

又书示曰:本堂学规,年逾十八,一概不准拈收。今朴永柞之年虽己(当为“已“字。笔者)十八,面貌听秀,可望有成,亦可收留。各生起居、饮食,虽有司事照料,弟亦查看。虽功课甚严,看待各生,如同子侄。即贵国学生,到敝学堂读书,弟亦不敢存畛域之见也。

方欲与主人编(通“遍“字。笔者)观学堂,见通词张洛用来到。张洛用者,义州通词也。间有左捕将韩圭稷专人送内封书,值吾等自保定离发在途。专人(义州负商二人。原注)直向天津东局。见吾等不在,张洛用奉书追往保定,于路相违,不免虚还。今始伏承下封书(十月二十四日出。原注)。即发送朴永柞雇车急行,遗书卞吉云(元圭。原注),还来相议。“(〔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41~42页)

原书上有注曰:“卞元圭归国““文瑞往访““水雷局学堂““张洛用“。

原书“贵寓一夜、须用及建造房屋、无所不管“断句有误。

原书“印承绪·从九品(司事照料各生饮食、起居、寒暖、疾病各事)“断句有误。

原书“汉文教习二位邵亦芳·印宗瑞(秀才)梅芗生·印映桂·秀才洋教习二位曾子安·印盘五品衔回南郑杏村·印宇澄·五品衔学良左万“断句混乱。

左捕将韩圭稷(?~1884),字舜座,号基玉,祖籍清州。历任总戎使、亲军前营使,曾参与惠商局的创办工作。是朝鲜高宗信任的一名官员,后来,在“开化党“邮政局纵火的“甲申政变“中被杀。

金允植与文瑞的笔谈,不仅涉及了水师学堂的规则。文瑞还逐一介绍了水师学堂里的工作人员。文瑞的态度,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对待朝鲜学生的态度,“虽功课甚严,看待各生,如同子侄。即贵国学生,到敝学堂读书,弟亦不敢存畛域之见也。“联系到游智开在其为知府的时候设立救济院,而把朝鲜人也包括在内的做法,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官员,是把朝鲜人当成一家人的。

金允植对待满族人的态度,与前代燕行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所接触的满族军官和官吏,都是正直、豪爽而且很精干的人。文瑞给了金允植很深的印象。

“十二日,晴。卞吉云昨宿于七十里地,闻报即还。余及起,闻吉云至,披衣而坐。饭后与石汀、吉云共访天津海关道周馥议事。历访刘芗林、顾廷一。转至南局,访王筱云,议学徒分厂事。遍视诸病人。卧者共七人,形证(通“症“字。笔者)皆同,盖缘惫虚中感。起头杳然,甚闷。

带月还寓南局,距东局二十里而远。“(〔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42页)

原书上有注曰:“学徒分厂的论议“(韩文)。

刘芗林就是刘含芳,顾廷一就是顾元爵,王筱云就是王德均。

卞元圭已经走了七十里了,见到金允植派去的人,又赶快往回赶。至于朝鲜国王给金允植等什么新的指令,日记里没有说。

“十三日,晴。分隶学徒,苦未允当。

夜,往议于许陈(涑。原注)文、文芝轩,未定而还。“(〔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42页)

许涑文就是许其光,文芝轩就是文瑞。

看来,金允植等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他所带来的人员不符合学堂的规定,二是许多人不愿意学习军事类的制造技术。

与中国一样,近代的朝鲜教育面临观念的滞后问题。尽管朝鲜实学在这个时候已经很发达了。其科举制度依然如旧。朝廷所规定的学制,以及在半岛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施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教育理念。来中国的朝鲜留学生之所以愿意学习语言而不愿意学习技术,是因为前者属于人文,与科举的知识比较接近。而后者,很容易让这些人想起国内的匠人。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掌握技术的工匠的社会地位,是无法与掌握人文的人们相比的。因为没有独立的价值观作后盾,技术的掌握者的成就不仅不被认可,而且,即使他们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也会被各级官员用各种名义窃取。

“十四日,晴,寒。修到津状启及上答封书,付通词张洛用先去。今日卞吉云亦发,故付家书。

午时量,余发保定之行。朴甥及顺得、学甫、通词郑麟兴从焉。

二十里到天津。自津城北度(通“渡“字。笔者)南运河,浮桥三里,子牙河红桥二里,西沽浮桥至浦口宿所。自天津卫三十五里。今日行五十五里。“(〔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42~43页)

原书上有注曰:“保定向发“。

看来,十三日夜里,金允植等是住在了东局,否则,从住处到天津城不会有二十里。金允植等来的时候是从津南进入天津的。他们看到的第一个镇子是唐官屯。现在,他们是从北面出天津。

“十五日,午前阴,寒。晓发,调和顺五十五里打点。

历麻子庄,道傍(通“旁“字。笔者)有观音寺。下车入观。诸佛、罗汉、神将目光如视。

历永清县,至固安县留宿。即前日所寓店也。

今日行一百三十里。使郑麟兴入送名帖于游藏园,约明日相见。“(〔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43页)

原书上有注曰:“观音寺““固安县留宿“。

金允植一行为了与李鸿章商议,再次奔向保定。他们并非路过固安县,而是绕弯路来拜见游智开。

来中国的朝鲜使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尽量寻找熟悉的地方与人物。“即前日所寓店也“,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他们自我保护的措施之一。

十六日,晴,寒。辰刻,藏园使人来请,入见叙少阻。主人曰:今日立春,聊酌春酒为寿。客曰:羁旅逢节无聊,来依脚春化中。因饮酒,进蒸鸭及饭。谈次详问专往保省之由。酬酢良久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