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摆到江宁将军魁玉面前，无疑是个烫手的山芋。
为显示办案慎重，魁玉丝毫也不敢怠慢，召集了藩司梅启照、盐道凌焕、江宁知府冯柏年、上元县知县胡裕燕、江宁县知县莫祥芝、候补知府孙云锦、候补知县沈启鹏、陈云选等一干官员，对案犯张文样连夜进行审讯。
第二天，弁差送上张文祥的供词。摆在案头上的这一摞交代材料，细细研读，竟是一个曲折动人的传奇故事。
张文祥是安徽合肥人，从小家境贫寒，练有一身武功。曾投奔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下当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几年间便升任左营主将。
同治二年（1863），天京陷落，洪秀全自杀，张文祥和同伴曹二虎、石锦标一起乘乱逃回了安徽老家，投奔捻军沃王张成禹。听说张文祥带过兵，张成禹很高兴，交给他五百捻军，委派其驻守霍丘一带，张文祥每日率领捻军操练弓马，防备清军进剿。他知道捻军的处境不妙，不免对自己的结局感到隐隐的担忧。
张文祥是个精明人，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叛降清军。
正好这个机会也就从天而降。在一次和清军的交战中，张文祥率领的捻军活捉了马新贻，此时的马新贻还是合肥知县，亲自督练乡勇，驰骋战场，欲建奇功，却不料被捻军生擒。在押解回霍丘的途中，马新贻几次想自杀，未能如愿。谁知到了霍丘，捻军头目张文祥以礼相待，亲自为他松绑，将他尊为座上宾。马新贻大为感慨，自杀的念头顿时烟飞灰灭，在捻军军营里做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劝说张文祥反水。
张文祥心里本来存的就是这个念想。见机会到了，心里暗喜，脸上表情却无动于衷，一口气说了几起清廷杀降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李鸿章杀苏州太平军八大降王的事，闹得洋人戈登将军与之反目，声称要向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告状。张文祥道：“朝廷若似这般不重信用，谁还敢降？”马新贻连连摇头，微笑道：“不会的，不会的，你若不相信，我们可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说完马新贻还发了一个毒誓。
直到此时，张文祥才叫来曹二虎、石锦标，当场摆下香案，喝下血酒，四人结成了异姓兄弟。马新贻居长，称为大哥，张文祥老二，石锦标老三，曹二虎最小，是四弟。
之后，马新贻回到省城重新开始他的宦海生涯。遭此生死大劫，马新贻不仅没丢命，反而劝降了张部捻军，自然是立了大功。次年，马新贻即升任安徽布政使。
张文祥、石锦标、曹二虎这几兄弟被招降后，跟随马新贻来到藩司衙门当差，各自加了千总职务。没干多久，遇到清廷的裁兵浪潮，马新贻为剿灭太平军、捻军而操练的“山字营”“注释1”属于解散之列，于是张、石、曹三兄弟面临下岗失业的风险。
张文祥有点自暴自弃，成天待在酒馆里借酒浇愁。说起愁绪，张文祥满肚子不服气，空有一身武艺在身，却得不到重用，如今还有可能丢掉差事。而拜把兄弟马新贻只顾在官场上周旋，对他们几兄弟的事不闻不问，一念至此，心里不由得添了一丝怨恨。
相比之下，年龄最小的曹二虎则要单纯一些。
最近，曹二虎娶了个妻子，新婚燕尔，小两口感情如胶似漆。当时在兵营里当武官者，允许带随军家属，曹二虎将妻子郑香梅接到军营，意欲同享清福。郑香梅是个美人胚，上身穿一件纯白色大襟衫，下身套一条绿色袄裙，宛如出水芙蓉，楚楚动人。
据张文祥在供词中说，曹二虎将妻子郑香梅接到兵营之前，张文祥曾好心劝过他：“四弟，你好糊涂，马新贻早已不是先前的大哥了，这几年里，他的官当得越大，对我们几兄弟的感情就越淡薄，还指望马新贻能够照顾你？再说了，弟妹是远近出了名的美人，带进兵营来，说不定反倒是惹事的祸根呢。只怕被马新贻看见了，你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张文祥话里有话，但是曹二虎却没有在意，仍然将美妻郑香梅接到了兵营。果然，一场风波由此而生。
马新贻听说曹二虎将新婚妻子接到了兵营，前往祝贺新婚之喜，见了郑香梅，惊为天人，主动提出将曹二虎夫妇安排在藩司衙门的一间空房里。这里的环境比兵营要强了许多倍，曹二虎感激不尽。
几天后，马新贻派来一个、r鬟，要请弟媳郑香梅过去叙谈。上午走的人，直到傍晚才回，曹二虎问妻子为何去了这么久，郑香梅面孔红红的，像是涂了一层胭脂，支支吾吾应付了几句。曹二虎心中感觉有异，再想仔细盘问，郑香梅却紧闭樱桃小口，打死也不说。
第二天，曹二虎被马新贻叫过去喝茶谈心。
二人坐定后，马新贻寒暄了几句后，马新贻和颜悦色地说：“四弟也不是外人，有些话我不妨直说。我坐两江总督的位置，外人看来是肥差，实际上是坐在一座火山口上，没有自己的武装肯定是不行的。”说到这儿，马新贻压低了嗓门。欠了欠身子：“现在，新建的兵营急需要一批武器，我已派人订购好了，军火目前已经运到了寿州，这事派别人去我不放心，想请四弟辛苦一趟。”
曹二虎一听，神情肃然。两江总督马新贻大哥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自然是对自己的信任和重视。曹二虎细听马新贻交代完毕，接过公文，收拾行装，回到藩司衙门小屋和妻子郑香梅告别后，第二天便匆匆上路了。
谁知这竟是马新贻布置的一个圈套。曹二虎持了公文，日夜兼程来到安徽寿州，到寿州总兵徐心泉处投递。正在门房等候接见，忽见徐心泉带着一队兵丁呼啦啦将他团团围住。徐心泉挥挥手，说了声“拿下！”兵丁们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曹二虎密密实实捆绑起来。
曹二虎疑惑不解地问：“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我是马总督派来接军火的。”
徐心泉道：“你不是叫曹二虎吗？没错，抓的就是你曹二虎。你私通捻匪，接济军火，还想狡辩？”
曹二虎大声喊道：“冤枉，冤枉！”
徐心泉将桌上惊堂木重重一拍，厉声说道：“马大人派你来接运军火是不假，可是有人告状，告你私通捻匪，要将军火运去接济他们。马大人已有紧急公文下达，令到之日，即以军法处置，你也不必多说了。”
曹二虎还想申辩，早有几个手持大刀的兵丁疾步冲上前来，拖着曹二虎就往外边的刑场上走。
张文祥得知消息赶到安徽寿州时已经晚了，曹二虎早已身首异处。寿州东郊外，平添了一座新坟。张文祥在新坟前跪拜烧香，立志要为其报仇。
于是，便有了后来张文祥刺杀马新贻为四弟曹二虎报仇雪恨的事情。
看完张文祥的供词，负责主审此案的江宁将军魁玉连连摇头，不停地叹气。
这个案子本来就是个烫手的山芋，张文祥的供词使得这个“山芋”更加烫手。如果张文祥为曹二虎报仇雪恨的故事是真的，那么两江总督马新贻杀友夺妻，确实可恶可恨，必定会声名狼藉，而凶手张文祥则成为一个荆轲式的英雄。
可是凶手张文祥的陈述是真的吗？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魁玉陷入了沉思。
马新贻是晚清政界新贵，仕途顺畅，正值上升的黄金时期。但毋庸讳言，作为长期占据江南地盘的湘军，尤其是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荃，自然会将马新贻视作眼中钉。官场上要想扳倒政敌，最佳突破口之一是查生活作风，一旦沾上桃色绯闻，此人就会成为一尾臭名远扬的烂鱼，仕途生涯也随之完蛋。
魁玉一点也不敢马虎，派出手下最得力的人认真查探。结果，派出的人经过一番缜密地调查，发现张文祥的供词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张文祥与两江总督马新贻之间并无任何关系，他们压根儿就不认识，更不用说什么结拜兄弟了。
江宁将军魁玉手下负责审案的有两个小人物，在后来案件审理的推进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两个人一个叫孙衣言，一个叫袁保庆。
孙衣言（1814-1894），字邵西，浙江瑞安人，翰林出身，时为江苏候补道。袁保庆（1815-1873），河南项城人，此人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袁世凯的嗣父，时为山东候补道。
孙衣言和袁保庆都是马新贻一手提拔上来的政治新星，他们与马总督的私人感情相当深厚。自从得到张文祥的第一份口供后，这两个人的心情再也难以平静。马新贻遇刺已经够惨了，尸骨未寒，凶手又往他身上泼脏水，更使得孙、袁二人为马总督愤懑不平。凭直觉他们预感其中必定有大阴谋，经过调查，进一步证实了“杀友夺妻”纯属子虚乌有。幕后披露的事实一再揭示：张文祥压根儿不是什么荆轲式的英雄，而是一个被人收买了的江湖混混。
然而，偏偏有人硬要把这桩刺杀案往桃色绯闻上引。公堂上的公审尚未明了，梨园舞台却已作出了判决。上海有家名叫丹桂茶园的戏院，根据张文祥第一次的供词连夜赶排了一出京剧，编排出马新贻如何贪色杀友的虚无情节，加上许多渲染，绘声绘色描述一番，博得了剧场里的满堂喝彩声和掌声。
演戏的消息传到南京，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孙衣言、袁保庆二人更是义愤填膺。其中有个疑点不能不让人深思：张文祥初供时，谈到这离奇的“杀友夺妻”过程，主审官魁玉惊惶不已，在场的官员面面相觑，甚至不敢写笔录。遵照主审官魁玉的吩咐，只是将张文祥胡说八道的供词作为附件夹在卷宗里。而这个百分之百属于密件性质的公文何以能流传到社会上，且被编排成了梨园公演的戏剧？这么一想，孙衣言、袁保庆二人如同三九天淋了一场冷雨，感到一阵近乎绝望的透心凉。
“刺马戏”演出之后，马新贻和张文祥更是成了街谈巷议的人物。两江总督马新贻成了禽兽不如的丑类，张文祥则成了侠心剑胆的英雄。如此颠倒黑白，使得马新贻的家属以及旧部痛心疾首。再往深处想，丹桂茶园戏班子固然颇为走红，却也犯不上顶着冒犯原两江总督的风险上演这么一出荒唐戏。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明背后有大人物撑腰。
孙衣言、袁保庆还注意到，在乱哄哄上演的这出闹剧中，连曾经当过安徽巡抚、当年是马新贻顶头上司的乔松年也从幕后蹦到了幕前。乔松年（1815-1875），字鹤侪，山西徐沟人。马新贻遇刺后，他赋诗一首，其中写道：“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将一盆脏水直接泼向马新贻。一时间，以“刺马”为吟诵对象的诗歌大行其道，有首“教场歌”中写道：“千金匕首血花斑，此际恩仇岂等闲，聂政从来无识面，荆轲原自不须还，满城僚属争相讯，刺客从容承鞫问，三尺爰书尚未成，又传阃内红儿殒……”“注释2”谣言中传说，马新贻死后数日，总督署中有一美妾自缢，并未棺殓，密埋于后花园中，即曹二虎之妻也。诗中提到的红儿即指曹妻。
马新贻被刺身亡后又蒙冤屈。听着人们津津有味地议论马新贻杀友夺妻的桃色绯闻，孙衣言、袁保庆心里怎么想也不是个滋味。按照孙、袁的意思，应该对栽赃的凶手张文祥施用重刑，棍棒之下，令他交代出事实真相。然而主审官魁玉也有为难之处，他此刻想的是，万一施用酷刑不当，张文祥死于乱棍乱棒下，这责任是他所担当不起的。一来二去，案情始终毫无进展，张文祥在供词中一味闪烁其辞，狡黠的眼光背后似乎在期盼什么。牢狱似乎成了他养尊处优的最佳场所，半个多月时间，他的身体反倒养得白白胖胖的了。
对这桩背景错综复杂的大案，清廷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等了半个多月，见主审官魁玉始终审不出什么名堂，朝廷变得更加不耐烦了，态度极其严厉，甚至在一天之内连续发出四道公文催问，字里行间充满了斥责的意味。
同治九年（1870）9月5日，清廷再发谕旨，令漕运总督张之万驰赴江宁参与会审。
“注释1”①清末办团勇以将领名字为军队番号，如吴长庆的“庆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等。马新贻，字谷山，故其所练团勇以“山字营”命名。
“注释2”①“教场歌”转引自高阳：《清末四公子》，第186页。高阳认为这首诗完全根据湘军及漕帮往来南北所散播的流言写成，高阳评价道：“诗是不坏，但惟其诗不坏，对马新贻的损害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