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万（1811-1897），字子青，河北南皮人，晚清名臣张之洞的胞兄。此公状元出身，历任修撰、河南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兼署工部等职。官场上混的时间一长，无师自通学会了八面玲珑的圆熟，成了个官油子。他的独门功夫是“磕头功”，每天临睡之前先行一番磕头的仪式，并且一定要磕足次数方才罢休。据说“磕头功”可以强筋活血，能助其延年益寿。为人处世，他信奉的是以柔克刚的黄老之学，是官场上有名的“不倒翁”。
接到朝廷的一纸调令，张之万私底下盘算了一番，很是头痛。案子是棘手的刺猬，弄不好会扎人，如果不顾一切蛮干，甚至会成为马新贻第二，有掉脑袋的危险。还没从清江浦出发，就有人上门来“打招呼”，要他谨慎从事，自保为重。这一来张之万越发胆战心惊，一直拖延着不肯动身。无奈朝廷三番五次督促，江宁将军魁玉也来函催逼，眼看着再也拖不下去了，张之万只好调来漕标精锐充作卫护，乘船沿运河而下。
当时正值深秋，数十号官船浩浩荡荡，好不风光。张之万闷坐在船舱内，两岸旖旎的风光丝毫吸引不了他的目光。这天早晨，船队行至扬州附近，想到“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张之万忽然来了兴致，吩咐艄公停船靠岸，他想上岸走走。晨风轻拂，残月在天，渐趋枯萎的芦苇呈现出一片血红，在他眼里看来全然一派凄凉的清秋景色，充满了肃杀的意味。由那桩神秘莫测的案子联想起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前生后世，再联想起自己此行的前景和命运，心情不由得又沉重了几分。想着想着，陡然感到一阵内 急，放眼四周，并无解决问题的厕所。只好因陋就简，就近找了一处芦苇密布的地方，提着裤子半蹲下，将一张脸憋得通红。张之万周围，一百多号漕标亲兵有的挺着长矛，有的提着大刀，恪守着保卫钦差的职责。附近的老百姓见一群士兵包围着芦苇林，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走拢来一打听，原来是钦差大人张之万出恭。从此，官场上又多了一个笑谈：天下总督，以张之万最为阔气，拉一场野屎竟派一两百名士兵守卫，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张之万到了江宁府并不急于审案，而是吩咐手下调来卷宗，声称自己要认真审阅，从中寻找蛛丝马迹。十天过去了，却并无什么动静，看来钦差大人上演的是“拖”字诀。原先的主审官魁玉卸掉了肩上的重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自然不催不问。但是参与办案的孙衣言、袁保庆二人再也沉不住气了，找上门来请张钦差主持公道，主张对张文祥用刑，非要追出幕后的黑手不可。张之万道：“二位的心情我能理解，接手办这桩案子，我又何尝不急？可是此案是朝廷要案，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动刑，审得出结果固然好，万一审不出结果，反而让凶手毙命了，这个后果谁也担当不起啊。”孙、袁二人听了这番话，也想不出更多的言辞辩论，审案大权在张钦差手上，他们毫无办法。张之万的水磨功夫确实了得，让他这么一拖，转眼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虽说审了几个无关紧要的人物，案子依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进展。
以孙衣言、袁保庆为首的“保马派”不依不饶，隔三差五前来催促，要求严惩凶犯，为马新贻的冤魂平反昭雪。眼看群情汹涌，众怒难平，这时，张之万的幕僚中有人出主意：张文祥最初的供词血口喷人，也怨不得马新贻的亲属旧部愤懑，现在关键是要平息大家的怨气，以防万一不慎激出大乱。办法呢，就是推翻前边的供词，另外“审”出一套口供。
张之万想，这倒不失为一招妙棋，既能安抚“保马派”的人心，又能合理拖延时间。经与江宁将军魁玉、藩司梅启照等人一商量，一个精心炮制的口供方案脱颖而出。再次过堂开审，张文祥的“口供”顺理成章地交代出来了：
张文祥，河南汝阳人，早年父母亡故，祖上七代单传，没有兄弟。十几岁时，张文祥开始跑江湖做生意，最初在浙江宁波贩卖毡帽。其间认识一人名叫罗法善，也是河南人，罗法善很赏识精明强干的张文祥，将女儿罗氏嫁给张文祥为妻，生下了一子两女。张文祥从小跑江湖，见惯了各种嘴脸，自然也沾染上了不少“混混儿”习气。太平军攻打宁波时，张文祥被强行“抓壮丁”，成为太平军中的一员。太平军被剿灭后，张文祥又与一帮海盗称兄道弟，沆瀣一气，还在宁波开设了一家典当铺，专门做起了为海盗销赃的“生意”。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后，派兵剿灭海盗，并且抄了许多家销赃的典当铺，又派衙役满街贴出布告：典当铺一类的店铺，既帮助海盗窝赃销赃，又重利盘剥市民，禁令下发之日起全部予以查禁，限时关闭。这样一来，彻底断了张文祥的财路，使张文祥窝赃销赃的“生意”蒙受巨大损失，直至停业。于是，一颗仇恨的种子悄然埋下。
另一件事则使得张文祥心中仇恨的种子迅速抽穗发芽。自从张文祥在宁波开典当铺帮海盗销赃以来，妻子罗氏身上便悄然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她比过去爱打扮了，有事无事总爱倚在门框上向远方张望，张文祥问她望什么，罗氏总是以一笑掩饰，并不正面作答。
对妻子身上的这些变化，张文祥并没有太往心上放。他依然和往常一样，空闲时就去老街酒馆灌几口黄汤，回到家里，顺心则罢，如果不顺心，指着妻子的鼻子开口就骂，脾气上来了甚至还会动手打人。
有一天，张文祥喝完老酒回到家里，却意外发现妻子不在。
张文祥也没有多想，直奔那张老式宁波床，踢掉鞋子，倒头便睡。睡到半夜醒来，睁眼一看，还是不见妻子的影子。他这才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第二天清早，张文祥出门四处打听。被打听的人纷纷摇头，都说不知道。问到隔壁邻居王阿婆时，终于打探到了一些眉目。王阿婆说，她看见罗氏提着个大布包袱，匆匆忙忙朝码头那边走了。张文祥再问详细情况，王阿婆想了想又说：“好像……她是跟着那个男人走的。”“男人？谁？”张文祥惊讶地问。王阿婆说：“那个人经常上你家来的，瘦高个，丝瓜脸，左脸上有条刀疤……”
“哎呀”一声，张文祥一拍大腿，抱着脑袋蹲到了地上。
他掉头就往家里跑，进到屋里翻箱倒柜清查，结果，张文祥沮丧地发现，家里的财产已被洗劫一空。
“该死的臭婆娘！”他咬牙切齿小声骂道。事情已经明白无误地摆在了面前：张文祥的老婆罗氏跟着那个刀疤脸海盗吴炳燮私奔了！更加糟糕的是，这对狗男女还带走了张文祥家多年积攒的全部财产。
这本来是一桩家庭私事，却因为一个意外情况使张文祥迁怒到了马新贻头上。
同治五年（1866）正月，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到宁波巡视，张文祥托人写了状纸，拦舆喊冤。马新贻从轿子里探出一颗头来，看了看跪在面前的张文祥，听他讲述了妻子和钱财被人拐骗的经过。那一刻马新贻和颜悦色，吩咐手下衙役收了他的状纸，张文祥连连磕头，口里叫着“恩人”，以为自己的事情有救了，于是安心回家等候。谁知过了几天，音讯全无，再等几天，仍然没有消息。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张文祥再去追问，衙门的役使告诉他，巡抚大人马新贻早已回省城了。
张文祥心想，这个表面亲民爱民的马大人实际上没把他递的状纸当回事。更让张文祥气愤的是，他告状失败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情敌吴炳燮的耳朵里，回家的路上，张文祥在大街上碰到了吴炳燮，被对方当面羞辱，公开言明就是要霸占他的妻子不还。张文祥想打，可是吴炳燮江洋大盗出身，身边跟着一帮打手。张文祥只好强咽下这股窝囊气，怏快回到家里。从此，他对马新贻的仇恨又增添了几分。
张文祥迁怒于马新贻，纯粹是由于他不懂官场游戏的规则。那天，马新贻收下了张文祥的状纸后并没有怠慢，而是将状纸转交给了宁波知府，让其调查处理。宁波知府接手办理这桩案子多花了几天时间。最后的结果出来了：判决吴炳燮将罗氏归还给张文祥。妻子总算追回了，可是卷跑的钱财却血本无归。既带绿帽子，又丢钱财，罗氏回家的当天晚上，气愤至极的张文祥将罗氏狠狠毒打了一顿，丢给她一根绳子，令其悬梁上吊自尽。罗氏跪在地上抱着张文祥的腿哽咽不已，悲戚地说道：“看着曾经夫妻一场的分儿上，饶了我这条命，以后当牛做马，永生报答。”张文祥此时已是铁石心肠，任凭罗氏说什么也决不松口。眼泪汪汪的罗氏捡起地上的绳子，拴到屋梁上，搬来一张凳子，颤巍巍地站上去，只听“咣当”一声，凳子倒下了，罗氏的身体在空中动弹了几下，慢慢变得僵硬起来。
看着悬吊在屋梁上的妻子，张文祥甚至没有掉下一滴眼泪。据说，从那天夜里开始，张文祥心里便萌生了要刺杀马新贻的念头。
这么一份虚虚实实的口供，和原来的供词完全两样。在这份供词中，马新贻不再是杀友夺妻的丑类，而是坚持公事公办招致小人恶怨的好官，因此马总督被刺多少有了些因公殉职的意思。拿这份供词搪塞“保马派”，众人心中的怒火果然平息了许多。
过了几天，由张之万和魁玉联名写了一道奏折，内称凶手张文祥“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并无主使之人”。同时拟定罪名，要将张文祥凌迟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