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贻有个四弟名叫马新祐，时任浙江候补知县。他自幼跟随在马新贻身边长大，对胞兄感情笃厚。马新贻无子，新祐便将亲子毓桢过继给新贻为嗣子。自从钦差大臣张之万开始审案，马新祐就领着毓桢隔日来到行辕，见面当堂一跪，大放悲声，请求伸冤。
马新贻被刺事件发生后，朝廷组织了祭悼，审案调查也随之展开。身份特殊的马新祐一直参与其中，且身处“保马派”核心圈，对胞兄的冤情最是清楚不过。尤其随着调查的深入，许多蛛丝马迹逐渐浮出水面，更使他觉得此案牵涉复杂。当时新祐曾为新贻造《行状》：“竟摭及丁惠衡事，以为热心任事，失好同官，隐刺丁日昌，疑丁主使。”“注释1”这是刺马案牵出的另外一条重要线索。
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廪生出身，广东丰顺县人。清末，广东不是以科第起家的两位名宦，一为张荫桓，一为丁日昌。能以秀才的低微出身跻身晚清官场高位，足见其人的精明强干。丁日昌能够脱颖而出，得力于两个优点：其一，丁日昌是晚清有名的洋务派实干家；其二，虽说此公热心于办洋务，但在政治上趋向保守，近乎食古不化。两条优点加上他会做官，为人低调谨慎，在官场上顺风顺水也合常情。
除此之外，丁日昌还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在他的遗文《抚吴公牍》中有这么一段话：“淫词小说，最易坏人心术，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版流传，扬波扇焰。”丁日昌查禁“淫书”是出了名的，据作家高阳分析：“可能是他的子弟中，曾受其害，故深恶痛绝。”“注释2”丁日昌有五个儿子，长子丁惠衡是捐班的知府，于官场的公务没有什么兴趣，日夜泡在长三幺二的堂子里，“注释3”给他当官的老子惹下了大麻烦。
同治八年（1869）九月，江浙一带闹水灾，丁日昌出省勘察灾情。前脚刚走，后院就起火。九月初一，署中族人都司丁炳带人在苏州逛妓院，本来是寻乐的事儿，谁知为了争夺一个女子，和一个名叫徐有得的嫖客起了争端。
徐有得是太湖水师哨勇，此时刚参与剿灭太平军不久，杀进南京城后，发了笔横财，因此逛妓院也变得十分霸道，挥金如土更是常事。仗着立过战功，徐有得也不把妓女的其他恩客放在眼里。这天他和同伴刘步标来到怡红院，一踏进妓馆，老鸨上前笑脸相迎，徐有得点名要叫小桃红，见鸨母面有难色，徐有得明白有人鸠占鹊巢。小桃红是怡红院的红姑娘，享受特权，一人独占着一个院子，共有四五间厢房。鸨母将徐有得、刘步标二人让进北屋里，赶紧吩咐使女给小桃红传话。不一会儿，身穿白衣绿裙子的小桃红飘然而至。
见徐有得脸色不悦，小桃红笑着说：“怎么回事，二位大人来了也没人倒茶？”正待出去吩咐人倒茶，却被徐有得一把拉住了：“我问你，谁在那边的屋子里？”心中有气，手上的劲道不由得大了点，顷刻间，小桃红的手腕上起了一道红印。
南边屋里此刻坐着的客人，正是丁日昌的大公子丁惠衡。他头上有顶官帽：捐班知府。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人在官场，凡事得按官场的规矩办。比如说逛妓馆，就不能像徐有得那样明目张胆。见了小桃红手腕上的红印，丁惠衡百般爱怜，明知是“兵痞子”撒野，但又不好发作，只好叹息一声，将这口气强忍下了。
丁惠衡能忍，他手下的人却不能忍。这边丁惠衡与小桃红恩恩爱爱，那边丁家的几个家丁找上门去与徐有得“说理”。徐有得正在气头上，见有人上门挑刺，随手扔出一个玻璃杯，“咣当”一声摔在墙壁上碎了。丁家几个家丁“咦”了一声，上去扯住徐有得的衣袖，不依不饶地质问他发什么大老爷脾气。徐有得也非善类，几步蹿到那张梳妆台前，秋风扫落叶似的将那些首饰盒、化妆品一股脑儿扫落在地，噼里啪啦，屋里一片狼藉。“大爷口袋里有钱，想摔什么就摔什么，想怎么摔就怎么摔，大爷的事，哪里需要孙子操心？”徐有得骂骂咧咧，眼里泛出一缕凶光。
眼看着一场武打戏即将在妓院里上演，怡红院的鸨母和姑娘们正在揪心，屋外忽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没等在场的人会过意来，门被推开了，纷沓的脚步声响过之后，面前多了一群巡夜的兵丁。为首的名叫薛荫榜，是淮军中的一名游击，大致询问了一下争吵的经过，便将徐有得、刘步标、丁炳等人带到了署府。
虽说丁惠衡趁人不注意时悄悄溜之大吉。然而他领头的这一场猎艳冶游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游击薛荫榜不知是收受了什么人的红包，还是吃错了什么药，将这一干人带回署府后擅自滥用酷刑，竟将太湖水师哨勇徐有得活活打死了。
这样一来，无形中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等到丁日昌巡视灾情归来，死人之事木已成舟，更糟糕的是，暗中有人添油加醋，将这桩案件肆意夸大，满世界传得沸沸扬扬。丁日昌生活态度严谨，又担心事情进一步闹大越发不好收拾，赶紧奏请朝廷严惩。过了几天，朝廷传下谕旨，将这个案子交两江总督马新贻审办。
丁日昌很会做官，马新贻也很会做官。丁、马二人关系素来不错，碰到这样的事，自然会相互体谅。马新贻接手案子后立即派人调查，发现丁家子弟果然有闲游妓馆的不端行为。此案初审的结果是认为徐有得在妓馆滋事胡闹，拿获棍责也不算错，可是徐有得倔强不服，咆哮公堂，以致伤重致命。游击薛荫榜年轻喜事，性情浮躁，处理方法不当，对徐有得之死负有责任，予以革职，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丁日昌的子侄丁惠衡、丁炳、丁继祖等人进行自我反省。
得知马新贻的审案结果后，丁日昌并没有觉得轻松，一颗心仍然悬在半空。他连夜找来幕僚商量，次日即向朝廷写了一份报告，以表明心迹。在报告中，丁日昌再次请求对其参与妓馆滋事的子侄严惩不贷，决不姑息。在丁日昌的报告中写道：出巡灾情前，曾将家族事务叮嘱长子丁惠衡小心照料。谁知丁惠衡带头闲游妓馆，惹下了这一场天大的风波。丁日昌回家后，除了向朝廷禀报要严惩外，还欲以家法处置。丁惠衡闻讯深夜撬门潜逃，半年之久未有音讯。丁日昌家中年近九旬的老母亲为长孙的出走寝食不安。
丁日昌心急如焚的表态逃不掉“丢卒保车”的嫌疑。反复声明要严惩其子侄，为的是保住头上的官帽子。马新贻很能明白丁日昌的心事，五堂会审后，马新贻亲自提审，到第二年六月间，方始复奏，审出的案情是：维持原判裁决，将游击薛荫榜革职解回原籍，丁炳、丁继祖等人给予轻微处分，而此案中的关键人物丁惠衡则因丁炳、丁继祖等人坚称妓馆滋事时他并不在场，不予追究。
一桩因官员嫖妓惹出的官司，在历时九个多月的审理后终于画上了句号。在这桩官司上，应该说马新贻帮了丁日昌的大忙。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马新贻被刺案，这桩官司也就被淹没在故纸堆中，恐怕再也无人问津了。不幸的是，马新贻被刺使往年沉渣重新泛起，这桩已了结的旧案也就成了刺马案中的一个疑点。
“注释1”①参见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462页。晚清外交官郭嵩焘对丁日昌办洋务有如下评价：“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治本，穷委而昧其源也。”参见《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释2”①高阳：《清末四公子》，第174页。
“注释3”②旧时的娼妓等级，最上等之妓为“书寓”，“长三”次一等，“幺二”再次一等。最低贱的妓女称为“野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