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向西逃蹿、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等一系列耻辱之后，慈禧太后总算重新回到了北京。
皇室人马行至保定，留在京城的大臣们前来迎驾。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大动脑筋，想了一出新招：在通向火车的站台上铺了迎宾的红地毯，组织一支军乐队演奏《马赛曲》。在庄严热烈的乐曲声中，慈禧着实体会了一次新潮的威仪，于是对那些洋鼓洋号颇有些兴趣。袁世凯趋前一步，讨好地建议说：“老佛爷，世界各国都有国歌，咱们大清也该有国歌，以后老佛爷出巡或是碰上国家大典，军乐队奏起大清国歌，才叫威风呢！”慈禧吩咐人赏银子，一边顺口说道：“是吗？赶明儿叫几个人作一支歌唱唱。”
慈禧太后也仅仅这么一说而已，大清朝直到灭亡也没有自己的国歌。不过，此后不久，清政府即开始推行新政。慈禧这个以强悍著称的女人到生命之烛行将燃尽之时终于从内心承认了自己的虚弱。经过她精心策划、隆重推出的这次新政，历经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实施的新政措施超过了百日维新，改革的触角延伸到了政治、军事、商业、法制、教育等各个领域。1905年甚至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几乎是清政府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政治宣言。
随新政一起粉墨登场的还有一批政治新贵，载振就是其中之一。载振能够跻身于政治新贵之列，完全仰仗他父亲庆亲王奕劻。与八国联军和谈时，奕劻代表清政府签订屈辱条约，对保住慈禧太后的地位大有助益：另外，各国外交使节对奕劻普遍有好感，也使得慈禧太后在办外交事务时要将奕劻作为一颗重要的棋子。因此选派大臣出洋考察时，载振就成了慈禧太后亲自定下的领衔人物，随行人员有参议官梁诚和参赞官任大燮、杨来昭、黄开甲、唐文治、陶大均等九人，这一行人在国外历时半年多。
载振在这段时间所著的《英轺日记》共四册十二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自称仿顾炎武《日知录》体例，于记事之余略参己见，记录出访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的外交礼节和沿途随感以及各国的商务、学校、工艺、议院、法律、规章制度等，有时也触景生情，抒发一些个人感受。据载振的儿子溥铨回忆：“其实，我父亲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写作，更未见他写过日记或与亲友吟咏赋诗。《英轺日记》一书，闻系由随行参赞唐文治整理，出版后载振分赠亲友。”“注释1”
这一年载振26岁，正值英姿勃发之时，虽说是在以奢华著称的庆王府长大，又久居京城权贵圈子，难免沾染纨绔子弟之风，可一旦被推上政治舞台，载振还是很想有所作为。作为清政府内部对西方社会有所见闻的人，既有父亲当权柄国之声势，又有袁世凯等洋务派的支持，这个年轻小伙子应当前途无量。在他回国之后，清廷紧锣密鼓筹划成立商务部，1906年，载振被清廷任命为商务部尚书，同年奉旨赴吉林督办学务。谁料此人在途经天津时栽了个大跟头，一桩风流韵事使他的命运发生了大逆转。
“注释1”①溥铨：《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载于《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