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50岁那年娶了15岁的雏妓赵彩云，这在江南士子中被传为美谈。虽说其中有一波三折，彩云家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做小，提了一些条件，洪家都一一满足了。婚礼庄重且气派，坐的是绿呢大轿，前面红状元纱灯笼开路，吹号角放鞭炮，明媒正娶的偏房也煞是风光。
光绪十三年（1887），洪钧丁忧三年服满，回到京城官场。这年正是小皇帝载湉亲政，在帝师翁同龢等人辅佐下初显勃勃英气，推行新政，重用洋务派，与洋人打交道的机会日渐多了起来。清政府要选派一位外交大臣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洪钧对历史、地理素有研究，在朝廷看来是个合适的人选，一道圣旨传下，洪钧被任命为中国古代状元中唯一的外交官。
出洋要带夫人，洪家正房太太王氏体弱多病，恐怕经不住海上颠簸，况且又是旧式女子，没见过什么世面，更不要说适应国外那些握手接吻的礼节了，于是主动让权，将朝廷的诰命补服交给了新太太赵彩云——此时已被洪钧改名为梦鸾，让她以大使夫人名分随同洪钧出洋。
多年以后赛金花回忆说：“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长龙船，这种船创于曾国藩，船身长，船夫多，划起来极快。一路上接钦差大臣的人很多，真忙个不了。由天津到上海，改乘轮船。在上海还闹了个笑话，下了船，见洪先生上轿，我也跟着上轿，这时候蓦然响了三声大炮，不知道是作什么，把我吓得脸也发了白，身上打起抖来，女仆们赶快搀着我才上了轿，原来这是放一种表示敬礼的炮，我哪里经历过？”
“注释1”
《孽海花》中有个细节值得玩味：他们出国搭乘的是德国公司的轮船，本来二等舱挺不错，价钱也便宜一半，但上海道台特地过来打招呼，让洪先生的跟班务必要买一等舱，不能让外国人耻笑。跟班混了多年，也成了官场油子，船票果然买了一等舱的，却将一班随员坐的三等舱向上报成了二等舱，多出的钱补了这个缺，人也舒服了，钱也没多出，洪钧连声夸奖这个跟班会办事。晚清官场上，这类利用巧妙手段侈靡排场的例子比比皆是。
洪钧骨子里是个守旧的官僚，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外国礼节野蛮，不可仿习。”这也不奇怪，晚清官场中人对外国人绝大多数持排斥态度，像张荫桓、许景澄那样真正懂洋务的官员凤毛麟角。李鸿章访英期间，应邀看一场足球赛，身穿朝服坐在看台上，手捻胸前的朝珠欣赏，可是看来看去，不得要领，便问旁边陪他观战的英国勋爵子爵们：“那些汉子，把一只球踢来踢去，是什么意思？”英国人告诉他：“他们在比赛，那些人不是汉子，是绅士。”李鸿章还是疑惑不解：“既是绅士，为什么不雇佣人去踢？”主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像李鸿章这种被人视做洋务派的大臣已是如此，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因循守旧是晚清官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刚开始修建铁路时，中国官员迷信风水，修铁路要穿越祖先的墓地，被认为是大不祥。后来总算修了条一两公里的铁路，纯粹只能用以观赏，即使这么短的铁路，当火车拉响汽笛时还是吓了慈禧太后一大跳，马上下令拆除了。刚开始试图引进电报电话时也是这样，某省的水师提督奏明圣上，当地人对这一新事物极端仇视，以至于连电线杆都架不起来。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大批量的新酒已经为中国人准备好了，但是他们习惯了拿旧酒壶来装，中国人天性中的因循守旧观念，制约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失去了一次腾飞的机会。
作为晚清官僚机构中的一员，洪钧也和他的众多同僚们一样顽固，任何时候都不忘坚持中国特色的底线，尽管他嫖妓，并且娶妓为姨太太，但那完全是学习魏晋唐宋士大夫的雅玩遗风，用美女和诗词歌赋陶冶性情，和新思想新观念是两码事。洪钧迷恋元史，研习西北及蒙古历史、地理，而且又是出洋大使，却死活不肯学外语，连一句洋文都不会说，要参考外国书籍，都是靠一位比利时人金先生当翻译。在生活细节上，洪钧也是一味守旧，一点洋物也不肯用，日常穿戴的是中国式青布长衫、福子履、布袜子。有一次，多走了些路，脚磨破了，赛金花劝他换穿洋袜子，苦苦劝了半天，洪钧才说：“你做的袜子我才穿。”赛金花不会针线活，叫洋丫鬟做了几双袜子，假说是她做的，洪钧这才穿上了。
用这种榆木脑袋的人办外交，结果可想而知。综观晚清官场，像洪钧这样的榆木脑袋遍地皆是，真正拿出来同其他官员比较，热衷于嫖妓的洪先生还算是相对开通的一个人物，这不能不说是晚清官场的一个悲哀。相对而言，与中国毗邻的一些东亚小国家则灵活得多，日本在欧洲也有外交官，他们的外交使臣入乡随俗，无论走在大街上还是在外交场所，都是油头粉面，一身西服革履，富有民族象征韵味的那套和服只是在自家后花园休闲时才偶尔拿出来穿戴一下。
清政府的懦弱无能以及外交官员的愚顽不化，也让周围的几个邻国瞧不起。有一年，高丽派了外交代表到俄国，洪钧事先却毫不知情。历史上高丽原是中国的属邦，如今竟越过而不顾，洪钧不能不气恼。给国内发了许多封电报，要求朝廷出面干预，清政府回电只是高谈激愤的辞藻，末尾加几句安抚的话，并没有什么具体可行的办法，说白了也是一筹莫展。洪钧是个固执的官僚，发誓一定要为大清王朝争回名分，太多的愤懑之情易伤身体，此后不久，洪钧果然得了重病，但事情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
同守旧的丈夫比起来，如夫人赛金花则要灵活得多。一个优秀的妓女，必须具备两样不可或缺的资本：美貌与聪明。有些女人天生就是做妓女的料子，换句话说，妓女性格多半是天生的，即使模仿也学不像，她们的性格有些类似于古代的丫鬟，既有卑微逢迎、不思进取的一面，也有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一面，而后一种性格使她们能够广结人缘，在一般人眼里，这种“会来事”的女子往往就是天生的尤物。
到德国刚刚两个星期，为了帮洪钧打开德国上流社会的社交圈，赛金花在自家别墅里举行了一次私人宴会，应邀出席的客人有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夫人、瓦德西将军和夫人以及一大批政坛军界要员。宴会上，赛金花身穿朝廷诰服，梳了清廷贵妇的发式，戴上凤形簪钗，让四个穿着中国服饰的洋丫头提着宫灯引路。德国客人在惊叹之余，深深赞赏这位公使夫人的独具匠心，称她为“东方玛丽亚”，这一场中西合璧的宴会办得非常成功，为赛金花也为洪钧在德国上层圈子里赢得了声誉。
赛金花的灵活变通，经常显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出使欧洲时，只带了两个女仆，到了德国，感觉女仆少不够用，赛金花提出要雇外国女子做女仆，洪钧一听连连摆手。赛金花背着丈夫雇了四个洋丫鬟，工钱比国内花得少，服侍人又体贴周到，既听话又忠诚，试用了一段时间，洪先生也觉得满意，这才把四个洋丫鬟的事定了下来。平时在社交场合应酬，语言不通是很大的障碍，靠翻译毕竟隔了一层，赛金花有点语言天赋，也跟着学德国人叽里呱啦的发音，后来索性出钱请了个女陪伴，相当于旧时小姐的贴身丫鬟，帮她梳头，陪她逛街，更重要的任务是教她学德语。
赛金花幼小时在妓家历练出的种种手段，无形中帮了官家洪钧的大忙，这也是洪钧当初没能想到的。以洪钧这么一个缺乏圆通的官僚，能在欧洲四国获得不错的声誉，论起幕后功劳，赛金花要占一半。妓女是官场最好的润滑剂，在洪钧身上得到了很好地体现。
“注释1”①见刘半农、商鸿逵：《赛金花本事》，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