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郭沫若
出生地：四川乐山
生卒年：1892年—1978年
历史评价LiShiPingJia
郭沫若，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在四川省大渡河与岷江的汇合处，坐落着一个三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这里山水秀丽，景色宜人。不仅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还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一百多年前，这里就是清末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的沙湾镇。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就出生在这里。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郭沫若祖上的原籍是在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迁到蜀地。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亲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亲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郭沫若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后来，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
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开有德语课，而且教员们又以文学士居多。于是，对郭沫若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泰戈尔热”而喜欢泰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郭沫若免试进入福冈九州帝国医科大学学习。1919年9月，新作发表时，首次用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彥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可以说，郭沫若在福冈四年半的学医生涯中，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全走上了“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泰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他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郭沫若便开始与泛神论隔绝，“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惟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1926年3月，经瞿秋白的热心推荐、林伯渠细致入微的安排，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并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经过和周恩来商定，他又一次东渡日本。此一去，就是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于是，郭沫若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全力以赴，投入到了“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中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到1959这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在“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总理做了大量的外事工作。在1970到1977这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为一名国务活动家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使者，肯定要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文坛巨匠的郭沫若，在从政之余继续追寻着一个个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和《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可以说，郭沫若一生留下的著作，有千余万字。经郭沫若著作编委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对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他在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被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郭沫若巧对对联免处罚
郭沫若小时候就很聪明，他对读过的唐诗等几乎是过目不忘，大家都叫他“小神童”。
郭沫若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偷吃了庙里的桃子，和尚找到先生告状。先生说，我出个上联，谁能对出下联，就可以免罚。先生说：“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郭沫若思索了片刻，对道：“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先生惊其才华，极为高兴，结果全体学生都免予处罚。
郭沫若小时候虽然很淘气，但是很孝顺。有一次，他的妈妈得了一种“晕病”，郭沫若不知从哪里听说芭蕉花可以治这种病。这种芭蕉卖得很贵，并且不容易开花，于是他就和哥哥一起跑到一座花园内找这种花。恰好那座花园里的芭蕉开了一朵大黄花，郭沫若和哥哥把花偷偷地摘下来，拿回家送给了妈妈，要妈妈治病。妈妈问孩子们，花儿是从哪儿来的？郭沫若就把自己和哥哥去花园偷花的事告诉了妈妈。虽然知道郭沫若这样做是为了给她治病，是孝顺她，可是儿子这样的行为还是让妈妈不开心。郭沫若和哥哥偷芭蕉花看到妈妈很伤心，郭沫若知道自己做错了。从此，他再也不偷拿别人的东西了。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是“恶”，即使是小恶也不做；只要是善，即使是小善也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