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有21个军，其中10个全歼，7个残破不堪，只有上海现有的几个军比较好，这与我们原先的估计大有出入，几乎令人难以相信。我们原先估计，江要渡几天，可能不打退下来，就是渡过江去了，也可能占领滩头阵地。我们原先准备6月初打下南京及苏州等地。如此迅速出乎意料，这证明我军之强大无敌，敌人之腐败不堪，敌人不敢抵抗，我军威力达到高峰，表示了大革命的胜利。”
陈毅对渡江作战作了一个简短的回顾，然后就将话题转到接管上海上来。“下面谈谈进入上海的问题。对进占上海我们要有革命的信心，要有谨慎虚心的态度。
“我们的同志有一个偏向，谈到进北平、天津、上海，就怕麻烦，不愿意去，说进城麻烦。民主人士也说我们进城搞工业不行，他们估量我们搞不好。帝国主义也如此估量我们，两眼望着。蒋介石及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打败了，他们想要我们进南京、上海搞不好，来捞政治资本。
“中国革命发展到现阶段，根据主客观力量，全中国问题能解决，上海问题难道不能解决？但仅有这种态度、信心还不够，还要有另一种态度。因为我们对这些不熟悉。上海是个帝国主义的吞吐港，有青红帮、反动势力等，很复杂，诸如此类，我们都不大懂。我们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天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一张大口要吃饭，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及生活问题。单就每天的大小便问题不解决就不得了。每天的垃圾不解决，几天就堆成一座山……
“同志们，进南京、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在南京、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我们要把自己的行动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汪伪比较一下，谁是为人民的？
“我们要表示解放军是一支好军队，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进城要表现虚心谨慎，要表现这方面的勇敢。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是不能‘野’的。下面我强调几条入城纪律：
“第一，对敌人、特务、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暗杀分子，我们要斗争，消灭他们，随时准备开火。另一方面，对开明士绅、资本家、外国人要很客气，要团结，要争取。我们解放军除西藏外，全国都到过，可是说不定到上海被人打倒在地上。上海这个地方随便打死几个人是平常的事，无人过问。我们农村同志到上海，无异进入八阵图。在农村里，随便进入人家去，老百姓欢迎，谁也不会不欢迎。在上海你随便进入人家，就可能会被人弄死。所以，我们进城后越小心越好。我们在三五个月后搞好了，群众组织起来了，我们再观光，看看大上海。上海大的工厂、学校等都是值得一看的。我决定到上海后，起初不出去，就说是怕死也好。
“第二，尽量做到我们部队不入市中心，驻郊外，否则会引起混乱。我们要派专门训练的队伍配合干部进城接收，分配好驻地，看好房屋。重行李都不入城，城内没有房屋可住、可让。自由进驻是危险的。南京有一个营长带二十几个人去游中山陵，车翻了，伤8人，死3人，这是自己倒霉，一时也弄不清楚，我们能判车夫什么罪呢？参观可以，也应该，但要有秩序。
“第三，外交问题。上海有7万多外国人，满街都可碰见。我们同志对外国人有一个反抗情绪，不像国民党那种奴隶样子，这是好的。但我们同志有些是盲目的，不懂得外国人有多少种，有敌、友，有帝国主义、非帝国主义，假如笼统反对就糟了。南京有一个营长闯入司徒雷登房子，这并不表示我们同志勇敢，反而是愚蠢。……今后除了指定的外交人员外，一切同志不准与外国人发生关系。”
陈毅又引经据典，说：“部队进城后，不入民宅。”
听到此话，底下有人小声地议论：“那怎么行，遇到下雨，有了病号怎么办？”
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据说，毛泽东对陈毅的这一做法大加赞赏，曾连声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中共中央规定部队入城后遵守的纪律
解放军自渡江之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20天左右的时间，席卷了几十座大中城市，上千个中小城镇。为了接管好刚解放的城市，中共中央向各部队下达了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此项指示共有十二条内容：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露宿于街头
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共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
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
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其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检查。
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新闻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需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
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收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根绝。
七、军队在城市特别在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房屋建筑，其家具设备（电灯、自来水、玻璃窗、抽水马桶等）必须爱护，不得移走、拆毁与破坏。
八、解放军之骡马大车不得进城，必须入城者，可在将所运输物资、弹药、粮食等装卸后，即应出城，在郊外择地关喂，禁止在市区内关喂，禁止在市内树上拴牲口，以保护树木，不让牲口啃树，必须驻城市的应以师或团为单位，在市外组织马场喂养。
九、不准乱放枪，如需举行军事演习或试枪者，须经警备司令部批准，事先通知在城郊空旷地举行。
十、组织营房的文娱活动，不准上街乱跑，严格执行请假制度。
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
十二、部队担任警戒，对职务须认真执行，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横蛮无礼貌。
马上就要围攻上海时，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叫停
1949年5月2日，粟裕率参谋长张震及三野指挥机关进抵古城苏州开设前线指挥部。与此同时，肩负解放上海重任的三野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的第九兵团，叶飞、韦国清指挥的第十兵团共6个军分别进驻吴兴、常熟地区。抬眼望去，上海已近在眼前，连战连捷的九、十两兵团10多万解放大军，人人士气高昂，摩拳擦掌，急不可待地盼着迅速拿下上海，领略一下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庐山真面目。
但是就在九、十兵团马不停蹄地扑向上海时，正在苏州城里紧急部署解放上海的粟裕、张震等三野指挥员，突然收到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毛泽东指示：第三野战军暂时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裕、张震注意。”
上海在即，毛泽东却招手忽叫暂停。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粟裕、张震在离上海城的不远处勒住战马，让10多万大军就地转入战前准备。在一般人看来，此时，只要乘胜追击，解放军定能迅速攻占上海。
关键时刻为什么不让三野立即进攻上海，甚至不让靠近上海呢？有的同志最初感到有些意外，但很快就懂得中央军委这么做的奥妙所在。
从外部因素说，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并不怕美国出兵干涉，并且在兵力部署上已有所准备，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须进一步准备，以防万一。
当然，毛泽东不但考虑到了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内部的需要。
3月下旬，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去北平时，曾经与周恩来有过一段风趣的对话。
临登车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走，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用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信心十足地起程了。
眼下，毛泽东更多地是考虑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上海站住脚。他知道，要想在上海解放后接管好这座大城市，需要有一段时间做好各项接管准备工作。为此，中央很早就开始着手准备。1949年4月间，在香港的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及其有关人员来到北平，毛泽东多次与他们商谈有关上海的接管问题。
每次，毛泽东都问得很细：上海工人阶级有多少？资产阶级有多少？有多少失业工人？上海每月需要多少燃料和电力？每月需要多少粮食？供应上海的粮食、燃料、原料需要多少运输工具？就连上海的垃圾及粪便如何处理都一一过问。
在准备接管的过程中，党的城市政策教育，甚至包括理顺一些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的工作，都要有一定的时间进行。
比如，过去在农村中依靠的是贫雇农，到城市里依靠谁呢？是城市贫民吗？显然不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接管江南城市”的基本原则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到我们这一边。”
由于长期战斗生活在农村，刚刚转向城市的一些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方法有些简单化，有的将城市中烫发、抹口红的女人都称做是资产阶级女人，将穿西装的男人统统打入“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的行列。个别的战士还认为：“我们北方的地主，吃的穿的还不如南方城里的普通人。”针对这些不同程度的思想认识问题，各级领导不得不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对自己的部队进行教育，以让干部战士逐步了解熟悉南方的生活。
在这期间，还发生一些事件，也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4月27日，他在一份电报中指出，某部到南京的第二天，擅自派兵进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他要求将经过情形速查明电告，以凭核办。在接到有关这个部队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等报告后，他又立即批示转发，要“各军、各师以资警惕”，并说，从这个部队“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这个部队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全军外，应向全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
尽管各项准备工作一直在抓紧进行，但由于渡江战役的军事进展超过预期的速度，使得城市接管的准备工作未及同步完成。
4月30日，总前委在给中央的一份复电中称：根据南京经验，我党我军未做适当准备时，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就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工作都未做好，加以干部尚在长江北岸。人民币因火车拥挤不能及时运到。煤的问题因缺乏运输工具则更难克服。粮食在南京无大问题，估计杭州也无大问题，上海还不知有无存粮。而在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进城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中央军委同意总前委的建议，毛泽东在5月3日的一封电报中要求各部队利用进军上海前的“10天内”“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
粟裕、张震等提出打上海的三种方案
在5月初，粟裕率三野指挥机关进至苏州后，粟裕与张震等人经过几日的权衡研究，分析了打上海的三种方案：
张震
其一是围困。这是一种不费枪弹，从物质和精神上摧垮对方的有效手段。解放战争期间，这种方法在许多内地城市都采用过，也曾收到过较好的效果。但这种方法却很容易使被困城市的市民受到较大伤害。国民党军手中有枪，天上有飞机接济，他们总能支撑得更持久些。
就上海而言，这种围困的战法更是不利。上海是一座近600万人的大城市，又是国际观瞻所在，吃的、用的主要靠外地运入。长期围困，粮、煤断绝，水也成了问题。而国民党军控制有海上通道，无法围死。另外，全国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国民党残敌，长期围困，分兵费力，显然为全国解放形势所不许。
多方考虑利弊，粟裕自己摇头了。
其二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从这里进攻，可避开敌人防御的重点，从弱处开刀，攻击将会更顺利些，部队的伤亡可能会少一些。但问题在于这将不可避免地会把国民党军主力吸引过来，使市区成了主战场。这不符合中央军委关于“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过来”的指示。在军事会议上，粟裕解释说，当年“八一三”淞沪之战，日本人用这种战法曾把闸北区打了个稀巴烂。日本人不心疼，我们心疼。粟裕又否定了这个打法。
其三是两翼迂回，重兵钳击吴淞口。即宋时轮兵团由东线和叶飞兵团由西线分进合击，分别从上海郊区东西两个方向向吴淞前进，会师吴淞口。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口周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周围是敌防御的强点，因而采取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我们是人民军队，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
粟裕把三种方案同时上报中央，同时谈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
北平，毛泽东及中央军委认真研究后，同意了第三种方案。
毛泽东甚至更想用和平方式解决上海问题。此前，中央情报部门已获悉“上海可能发生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甚至将起义的时间、地点、部队、起义将领等都详细报来。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自然对和平解放上海表现出极大的热心。
后来，“大规模武装起义”因故未能实现，还是依靠军事手段为主解决问题。
为了军事上的绝对把握，第三野战军前委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密切联系，商请他们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过程中，为解放军提供敌人设防部署情况。不久，上海地下党转来最新的上海守敌防御部署要图，张震即令复制，下发第九、十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