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继续乘胜追击,二野、三野、四野横扫残敌如卷席。国民党上层是树倒猢狲散,部队是狼狈逃窜,恰似过街的老鼠。
蒋介石逃到台湾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总统”职
5月7日晨6时,蒋介石登上“江静”轮,从吴淞口离开上海。
5月12日,“江静”轮达舟山。这一天,蒋介石在海天孤岛上,眼望大陆,开始反省他过去的江山得失之处。他此时深感过去的部下和文武官员们,多是空言不实,麻木不仁,徇情任私,官僚作风,致使他的蒋氏王朝,一朝瓦解。
5月15日,解放军全面进攻上海,势在必得。蒋介石对上海的防御很是担心,他让蒋经国飞到上海,了解战况。
蒋经国次日上午飞回定海,向蒋介石汇报。当日,蒋介石到金塘岛拜见如果法师塑像,也许是受到佛祖的启示,他已对上海,乃至整个大陆的防守失去了希望,决计去台湾了。
17日下午,蒋介石一行人自定海机场起飞,于4时50分到马公岛,住马公岛城外宾馆。蒋于此游览胜景寺庙,同时,接见来访大员。
5月27日,蒋介石得知上海全部解放。
次日,蒋自马公岛飞抵台湾冈山,再转高雄寿山。于此拟定防台计划,以舟山、马祖、金门一线为前哨,也为“反攻复国”桥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
树倒猢狲散
5月24日,汤恩伯率兵从吴淞口,登上兵舰,狼狈向福建逃窜。汤逃至福建后,任厦门绥靖总司令。
是年9月,叶飞兵团兵临厦门。汤恩伯身为败军之将,不敢言战,遂于10月2日向蒋介石提出撤出厦门。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没有同意。
10月15日,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帷幕。到16日黄昏,守敌彻底崩溃。汤恩伯知人势已去,带着一部分人乘小艇逃到金门。
1949年10月15日晚,我军对厦门岛守敌发起渡海攻击。这是战士们在登船出发。
李宗仁于5月8日自桂林飞抵广州,又经受了一场内阁危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因不满自己处于无权的地位而愤然辞职,阎锡山接替其职位。此外,李宗仁还换了一批内阁成员。
7月14日,蒋介石忽自台北率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张道藩、谷正纲等26人,飞至广州。蒋介石在此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非常委员会,以取代中政会,主席为蒋介石,李宗仁为副主席。会议在蒋的一手控制下进行,最后决定:“非常委员会”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政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先经过其决议通过,方为有效。
这样,李宗仁更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了。
10月初,解放军进逼广东。13日,李宗仁离开一片混乱的广州,飞桂林,旋至重庆。国民党政府只好又从广州迁往重庆。
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后,要求蒋介石“夏行视事”的呼声甚高,李宗仁的处境十分尴尬。11月初,只好借外出“巡视”离开重庆,先后至昆明、桂林、南宁,对政府要其速回的电文置之不理。
不久,李宗仁又以治病就医为名飞往香港。12月初,他带着满腔失望情绪离开中国,去美国医治胃出血,从此,开始了他为期16年漫长的流亡生活。
长江防线溃败后,白崇禧带着部将撤到湖南,将总部迁至长沙。可是,由于此时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兼湖南省主席陈明仁准备举行起义,他不得不将总部迁至衡阳。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给撤退中的白崇禧又一次严重的打击。
10月上旬,白崇禧在衡宝同解放军决战,被歼近5万人。此时,白崇禧本想退往广东,占据出海口,但由于蒋军嫡系所迫,只好率部退回桂系老家广西。
广西战役第二阶段:敌白崇禧主力被歼后,残敌由南宁及奥、桂边地区窜向钦县,企图由海上逃走。自1949年12月3日至8日,经我军追击,分别将敌歼于桂境及奥、桂边地区。这是各路大军并肩追歼逃敌。
在广西,白崇禧经过强行抓丁和编并地方团队,恢复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其兵力为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在内,总兵力近20万。白崇禧此时还不甘心失败,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
解放军完全不理会白崇禧的临时部署,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办法,占领了他的后方,对其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12月1日,白崇禧的两个兵团被围歼于博白地区。
4日,解放军解放南宁,白崇禧率部企图逃往海南岛。
7日,解放军攻占钦州,封闭了白崇禧南逃的海口。
14日,解放军攻占镇南关(友谊关),控制了中越边境。
至此,白崇禧部除万余人逃往越南外,17万多人被歼。白崇禧本人先逃至海南岛,后又乘飞机逃至台湾。
1950年,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之职,与汤恩伯坐到了一条板凳上。
三大野战军横扫残敌如卷席
解放上海后,陈毅、粟裕、张震等决定,以第八兵团继续担任南京、镇江警备任务,并清剿苏南、皖南残匪;以第七兵团主力担任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一部保卫海防和担任城市警备;以第九兵团担任上海市警备及淞沪地区海防,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十兵团部率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军执行进军福建的任务。
向贵州进军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和十军由湘西出发,直出贵州,迂回川境之敌。15日解放贵阳、思南等地,至12月初,前出川南的泸州、纳溪、合江、自贡等地。这是某部徒涉沅水向贵州前进第十兵团休整1个月,于7月2日开始向福建挺进。26日到达建阳、建瓯、南平地区。
8月6日,十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福州开进,经过5天急行军,隐蔽逼近福州外围。11日发起战斗,17日解放福州。
9月初,十兵团主力开始由福州地区南下,19日发起漳厦战役。至25日,控制了夺取厦门的有利阵地。攻击部队经过半个月的准备,于10月10日至13日先后攻占大、小嶝岛。15日黄昏,主力发起厦门战斗,至16日下午,登上厦门岛。
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占领舟山群岛。
9月初,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开始向西南进军。第五兵团由上饶经湘潭、湘乡向邵阳地区开进;第3兵团和野战军领率机关分别由芜湖、南京车运郑州,然后秘密经孝感、武汉等地向常德、江陵之线开进。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向贵州境内的敌人发起攻击,此举大出守敌所料,宋希濂率部慌忙西撤。15日,贵阳解放;21日,黔北重镇遵义获得新生。
11月28日,三兵团主力将宋希濂部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山区,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向重庆增援的胡宗南部第一军一部。29日晚,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由重庆逃往成都,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
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于12月9日率领所部分别于昆明、雅安、彭县等地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乘势发起成都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
成都战役1949年12月2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十八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成都战役。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已前出至简阳、乐山、邛崃等地,第十八兵团等部追击胡宗南集团也进至成都附近。国民党军第十五、十六、第二十、第七和第十八兵团举行起义,余敌在我猛烈围攻下迅速就歼。这是十八兵团部队通过川北之剑门天险,向成都挺进。
12月21日,董宗珩率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成都守敌此时开始瓦解。胡宗南为稳定军心,赶忙召开军以上指挥官紧急会议,叫喊“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还说“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拼命鼓动部属顽抗到底。可是,会议的第二天,他就悄悄乘飞机溜到海南岛去了。
胡宗南一走,国民党军队顿时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25日至27日,敌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相继在彭县、德阳、成都地区宣布起义。
这样,解放军不战而下成都。进军西南的战役胜利结束。
10月14日,陈赓指挥东路军三面包围广州,当晚解放该城。
在三路大军的围攻下,白崇禧部队也于12月中旬在广西境内被歼。
1950年4月16日,第四十、四十三军分西、东两路,从雷州半岛并肩南渡琼州海峡。在琼崖纵队和事先偷渡上岛的解放军配合下,两路大军占稳了脚跟。
23日,解放军攻占海口,守军司令薛岳飞逃台湾。
邓小平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作大快人心的报告
1949年8月4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邓小平从上海赶到北平,向代表们作了一个报告,题为《从渡江到占领上海》。这个报告对整个渡江作战的情况作了一个概括的介绍,对渡江作战取得胜利的原因和胜利的意义作了总结。
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
渡江作战是从4月20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
在漫长的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在发动战斗以前,曾经给过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考虑的时间。当他们不愿接受人民极其宽大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我们只有给他们再一次的教训和打击。
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在1000多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45万人(包括宜昌至湖口段的共有70万人)。45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如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4月20日夜开始,24小时内大体上30万人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
在这个过程中,南京在4月23日占领。到5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1500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的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么惊人的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5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
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20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5月27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1个月零7天,消灭敌人40余万人。我方伤亡25万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17万人,在渡江时遭敌轰炸等共伤亡8000人。我们曾有1个兵团俘虏了敌人6万,自己损失1100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压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
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8至12人,大者50人,最大者100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60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首使用2100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1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团长、师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1万只,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到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做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并不困难。
第二,群众支持,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持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劳作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中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15亿斤,其中80%是沿江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权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一支部队,埋伏了10天,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