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40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不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海，约3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一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所以顺利的原因：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如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的经验教训，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
第二，各界人民支持。渡江后我们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人、学生高度的热心和积极性，我们会遇到许多危难，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我们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
第三，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尽管还有台湾及蒋介石所吹嘘的2万万人口，但国民党40多万军队瓦解了，军事组织混乱了。这是大势所趋，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这种情形，各城市大致相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司徒雷登也只能如此，不敢以对国民党之态度来对人民政府，不敢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人民的态度来对我解放区的人民，即便其态度是含有阴谋的，但在形式上还是把表面凶焰收起来。
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如前面所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我们从华东调来的2万多名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教育。进入一个地区后，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的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渡江战役》，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十、亲历者说
战争是血与火的搏斗，最令人难以忘记。参加指挥这次渡江作战的二野、三野和四野一部分高级指挥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撰写了大量回忆录，他们在谈到渡江作战的一般情况的同时，以亲历者的感受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这里辑录几篇，以飨读者。
渡江计划曾改变4次
粟裕在渡江战役中任总前委委员、三野副司令、渡江战役东集团总指挥，他在回忆渡江战役中说：
指挥渡江战役的粟裕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揭开后，中央曾对华野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
第一次是1947年7月23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军委提出“叶、陶两纵队（指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广纵队随同南下。在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进入大别山，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在鲁西南需要重兵钳制敌人，保障刘邓南下，分散南进，对全局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
第二次是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5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在黄淮地区歼敌的建议。要求在4个月至8个月内，华野主力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敌。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在黄淮之间确有大量歼敌的条件，军委于7月13日电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1949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4日提出华野“争取夺取徐州”，9月中央会议又决定解放战争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这就又一次推迟了渡江时间。
第三次是1948年10月11日，军委改变了“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提出：淮海战役（当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黄伯韬和海州、两淮地区之敌）结束后，估计此时“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华野“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5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1949年1月休整，2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3月至7月协同刘邓开始上述作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第四次是1948年12月12日，军委决定大约在1949年5月或6月渡江。当时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杜聿明集团已被我紧紧包围，黄维兵团即将全部就歼，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中央指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订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并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这次军委渡江决定与以前几次不同，这是在南线同敌人进行了战略决战，将南线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渡江。
我党的“八项条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实现真正和平的条件，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时，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方面民主人士，于1949年1月24日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支持毛泽东主席的声明。这是1949年2月25日，在北平东站欢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方面民主人士抵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左起：叶剑英、罗荣桓、彭真、薄一波、林彪、聂荣臻、董必武
关于渡江问题，我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也经常在考虑。我是把它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济南战役，敌人南线3个兵团在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熟。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条件。我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最为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将更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决战，还要看全局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胜利，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这个现实性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于1948年11月8日辰时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我们于歼灭黄伯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我们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9日毛泽东同志为军委起草的复电指出：“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重大决策将大大有利于我军而后的渡江作战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因此，当决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接到中央军委12月12日的来电，我不禁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英明和战局发展的顺利而感到格外振奋。
总前委于12月17日开会对中央12日指示进行了讨论，由刘伯承、陈毅二同志亲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战役前的形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濒临总崩溃的境地。
国民党军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共损失495万人，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已被我歼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不足150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逼迫蒋介石下野。一些高级将领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战言和。经济上财政已山穷水尽，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民怨沸腾，岌岌不可终日。总之，国民党当时的形势是军事上主力被歼，士气丧尽，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失尽，经济上财政崩溃，力量耗尽。
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作战，已经由120多万人增加到400万人，其中野战军已发展到218万人，装备进一步改善，士气高昂，大兵团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南方各省游击队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总兵力达5万余人。两年来，我军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有2亿。
我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长江以南国民党的不少地方实力派也与我党进行联系。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编组训练部队，以便卷土重来，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和我党实行谈判，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后，先后召见、任命一些高级将领，并布置了长江防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月14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周恩来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3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还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是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和平谈判成功了，我军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谈判不成功，即用战斗的方式渡江。所以党中央在准备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要求我军加紧进行以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
面对上述总形势，我作了一些设想：从经营发展建设江南出发，渡江以和平的方式为最好，但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又必须立足于天津方式，立足于以战斗方式去解决问题。在用战斗方式解决问题时，还要尽量降低战争的破坏程度，尽量减少战争对城市和重要建筑、工业设施的直接破坏，并尽量不使敌军流散，力争聚歼，以减少蒋军流散为匪的祸害。为此，在战役中应力争做到：在渡江前认真准备，周密部署，加强侦察和训练，尽量减少渡江的伤亡，保持突破江防后的锐气和实力；突破江防后，对江防之敌迅即采取兜歼战术，不使其逃窜或流散；设法减少或不给敌人以据城固守的可能，尽可能多地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在攻取大城市时，我们不能采取虽然消灭了敌人，却打烂了城市的战法，把上海等大城打烂了，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影响就太大了。
打过长江去
从1949年1月起，国民党政府在和谈烟幕下，加紧修建长江防线，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驻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共同负责长江防御。其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淞沪，然后待机反攻”。敌人防御部署是：汤恩伯指挥的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800公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54个师，位于浙赣路上担任第二线防御的有21个师。白崇禧指挥的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地段上，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27个师，在第二线上有13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130余艘舰艇，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以300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敌人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