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认为这关系到整个国家利益。他一再强调：“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他同时强调：“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做的贡献是不可取代的，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在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社会改革，促进社会的进步，只有少数民族的人觉悟起来，才能更加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同时他还认为前苏联的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才能更加有利于民族团结、民族繁荣。
综上六个方面的所述，毛泽东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有：人民共和国理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形成、内容、完善和发展及法制化）；少数民族的发展理论（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毛泽东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有：（1）原则性和灵活性，共同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和统一；（2）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放在首位；（3）经常检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4）一切工作要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中心；（5）实事求是，不脱离实际。
二、邓小平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论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对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是非常关心的，而且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重视解决民族问题，建国后他更加关心和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的实行，解决了部分民族问题的难题，特别是民族经济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下面就邓小平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论上作以分析。
1．抗日战争时期重视民族意识教育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杰出代表，他无论在为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斗争中，还是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很重视民族意识的教育。他把激励和提高民众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作为争取民族解放、保卫国家独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他在中国面临亡国危机之时，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开展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中，反复强调和宣扬民族意识教育。他在这个时期的民族意识已上升到中华民族的高级阶段，而非国内少数民族，因为此时面临的是外敌入侵。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首先，必须教育民众认识民族危机，为光荣的民族解放而奋斗。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既看到了动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又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变成现实性，在这种转变中，必须对民众进行民族意识的教育，才能真正激发民众参加抗日战争的积极性。
早在邓小平作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他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今天的战争，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半年抗战的宝贵经验。不仅应研究战略战术，而且还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这就是他利用一切可能性，动员所有民众参加和支持抗日战争。
其次，他在这个时期教育民众要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不少汉奸，汉奸成了日本奴化中国的手段，邓小平意识到这种行为对中国的危害性，所以号召人民针对敌人的奴化政策要展开思想战，提高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如“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无论对本军、友军，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人民……提高其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击”。
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重视民族意识教育，即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他的这种思想一直对中国民众具有教育意义，而且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种精神更是应该具有的。
2．建国初期重视民族工作
邓小平在建国初期领导西南地区工作时，就很重视解决我国的少数民族问题。他在这个时期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提出了处理我国民族问题，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任务，以及与之相应的指导性原则、政策和方法。这些思想反映在1950年7月21日欢迎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
邓小平在谈到西南少数民族工作时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在这些论述中，邓小平用很谨慎地关心和虚心学习的态度来关心民族问题，不仅如此，他认为民族工作经过调查之后才能下结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出发研究民族问题，及时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当前任务和努力方向，以及做好民族工作和原则、政策和方法。
他认为：“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不是等摸清了全部情况后才来考虑如何工作，而是把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和及时解决问题、开展工作联系起来。他要求一面调查了解情况，一面开展工作；在开展工作中再深入研究。”
邓小平强调：“你们下去以后，亲身接触具体情况，会发现很多问题。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也比没有意见好。现在我们就是苦于没有意见。……依靠同志们的工作，我相信可以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的这种思想要求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把这种调查研究看成是搞好工作的基础，而且要帮助少数少数民族班干部搞好少数民族工作，不仅要全面虚心听下面的反映意见，也要大胆提出某些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这样才能有利于处理存在的民族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主张解决民族杂居地区及边境地区的民族问题。这些论断主要集中在他的讲话当中，如“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我国的民族杂居地区很多，西南地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那里有不少的是跨省而居或跨国而居，各民族的发展又不平衡，民族关系又错综复杂，甚至同一民族间关系都很复杂。这个地区的各种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国家问题交织在一起，所以能解决好民族问题，就会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主张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解决民族问题，他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实事求是，从调查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消除民族隔阂，搞好民族团结。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只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把民族团结作为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保证来看待，就一定能够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
3．落实民族区域自治，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