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炮别名火铳，美称“将军”，如大将军、神威将军等。南宋末年，我国有原始的竹制火炮霹雳炮，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中称为“无敌竹将军”，人们在竹筒内填上火药弹丸，装上引火线，在宋朝对抗金朝的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木火炮因造价低廉、制作方便、便于携带等优点一直沿用到明清两代。
元代出现金属火炮，威力大、射程远，原料以铜为主，明初开始制作铁火炮，现藏山西省博物馆的三门大炮，铸有“大明洪武十年丁巳季月吉日平阳卫造”的铭文，可见最迟在洪武年间火炮便已有规模制造。火炮的形制有所改进，炮口由敞口的喇叭状改为直筒形，增强射程和威力，明代仍是敞口、直筒两种形状，竹、木、铜、铁多种材质的火炮在战争中并用。
明代火器生产中央由工部、内务府主管，下辖军器局、兵仗局，有专门的兵工厂。由于由中央统一制造限制产量，正统十四年（1449）后各省可自行制造，产量迅速上升。明代火炮品种极多，有碗口筒铁炮、直筒形铁炮、大将军炮、二将军炮、夺门将军炮等等，其中从国外传入著名品种有佛郎机炮、红夷炮。
佛郎机炮从葡萄牙传入中国，因葡萄牙当时称佛郎机而得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明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为与中国通商，向中国政府进呈火炮一门和火药配方，形制如下：原料为铁，“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但这门炮只适用于海战。正德末年，广东东莞的巡检官何儒意外得到佛郎机炮的制作方法，他从停泊在广东的葡萄牙商船上，长期与葡方交往的中国人那儿得到秘密，何儒因此得以顺利升到县丞一职。正德十六年（1521），海道副使汪鋐在广东屯门与葡萄牙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缴获二十多门佛郎机炮。
佛郎机炮速度快，装有照门和准星，由于性能优良，“凶狠无状”，在沿海作战中屡有奇效。在已经升任大学士的汪鋐的推动下，明政府从嘉靖二年（1523）开始大量仿制，分发给边关部队，嘉靖十五年（1536），明政府分发给陕西三边的铜佛郎机炮就有两千五百门。1978年从辽宁省出土一批嘉靖年间的佛郎机铜炮，均有编号，最高编号为6443，可见当时产量之大。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受命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退休在家的兵部尚书林俊将佛郎机炮身与火药配方从福建送到千里之外的江西助一臂之力，说明官员对佛郎机炮的信任。不仅如此，明人还对佛郎机炮加以改造，制成功率不同、适应性不同的多种火炮，并将所有的国产大炮全部装上准星照门，使攻击命中率大大提高。因为明代主要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多用战车战术，每辆战车上装备佛郎机三门、鸟铳二架、地连珠二架、涌珠炮二位、快枪一杆。
红衣炮从荷兰传入我国与佛郎机几乎同时，因为荷兰人在中国被称为红衣，所以有此称呼，清政府避讳夷字，改称为红衣大炮，有的史书则称为西洋大炮，是当时欧洲威力最强的新式武器。
红衣炮最初由 16 世纪的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万历中期，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向光禄寺少卿李之藻介绍过红衣大炮，大学士徐光启也曾学过红衣大炮的具体制作方法。16世纪末，荷兰战舰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各地，所使用的大炮威力巨大使中国人震惊不已。天启元年（1621），荷兰人攻打澳门失利，中国军队缴获一批红衣大炮，中国人视之为神器，特地派官员祭祀大炮。
天启二年（1622）开始仿制，原料分铜、铁两类，重量从一千五百斤到五千斤不等，长度从六尺六寸到一丈五寸不等，炮身内装铁弹五斤到十斤，火药二斤六两到七斤八两，架设在三轮炮车上操作。
红衣大炮在辽东战场体现出价值，明军在与努尔哈赤的后金作战中屡战屡败，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举朝震惊。为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势，明政府急忙召回精通西学的徐光启，徐光启提议购买大炮，建筑炮台，并自费向澳门商人购买四门红衣大炮，誉为“奸夷灭虏的第一种器”，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运抵北京。明熹宗又从澳门聘请一批葡萄牙炮师训练中国炮手，天启三年（1628）四月抵达北京。训练过程中，由于发生意外的膛炸事故，一名葡萄牙训练师与几名中国人因此而丧命，训练停止。
红衣炮首先被运到辽东前线，参加明与后金之间有名的宁远之战。天启六年（1626），后金兵围攻明朝在关外的最后要塞宁远城，明朝著名将领袁崇焕据城力守，驻扎在皮岛的明将毛文龙携红衣大炮赶来增援，猛轰后金马队，明朝士卒不满两万，却打败了努尔哈赤的后金精兵五六万人。次年，后金兵再次进攻，积尸满城下，努尔哈赤长子、次子都亡于战阵，努尔哈赤本人也身受重伤，不久身故，明熹宗下诏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再次派遣官员祭炮。尝到了甜头的明政府于崇祯二年（1629）派人从澳门葡萄牙人处购买十门大炮，数支步枪，次年抵达北京，崇祯极为满意，下令在都城要害之处布设大炮，选优秀将士学习西洋点放法，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
但是，由于战争规模扩大、次数增多，光是购买已不能满足需要，明政府下令仿制，如天启六年（162）明熹宗下旨，李之藻、孙元化都主持过此事，但因为官员内部的争斗没能成功。崇祯年间，由于在东北与清军、在中原与农民军的战争更趋紧张，仿制西洋大炮再次受到重视，崇祯二年（1629）徐光启主动请缨主持此事，崇祯三年（1630）在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帮助下，共仿制四百余门。崇祯末年，皇帝请传教士汤若望制造西洋火炮，汤在皇城中设置炮厂，制成大炮四十门，小炮五百门。总结火炮制作的理论书籍应运而生，孙元化撰写《西法神机》一书，汤若望写成《火攻挈要》一书。
通过宁远之战，后金认识到火炮的重要性，从皇太极开始，后金开始铸造自己的火炮，战争的胜利使他们缴获了一些火炮和技艺熟练的工人，天聪五年（1631）获得成功，崇德年间绵州已开设专门炮厂。明清易代以后，清军攻南略西，都倚赖火炮开道，已成为“军中最紧要之器”。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的部队退守潼关天险，被红衣大炮打穿，南方的江阴、金华、广州各城市，都被红衣大炮轰开城门，百姓遭灭顶之灾。
红衣大炮如此神勇，受到清政府的高度重视。顺治年间，八旗的每一旗有造炮厂和火药厂，属中央工部直接管理，地方有火炮生产厂，由各省督、抚奏请，经兵部批准方能制造，配备驻扎各地的绿营兵。为表示对红衣炮的尊敬，清政府与明政府一样派官员祭红衣炮之神。新式火炮的研制获得成功，康熙时著名的火炮制造专家戴梓，研制出强大的子母炮，因此他被康熙帝封为“威远将军”，传教士南怀仁也被康熙帝要求帮助制造火炮。康熙十四年（1675）开始，火炮开始大量生产，在大小金川、平定噶尔丹等边疆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旧式火炮在嘉庆以后，逐渐走向末路。首先是火炮制作不精、工艺落后，其次是人浮于事，偷工减料。与此同时，西方的制炮技术突飞猛进，新式后膛火炮、击针式连珠炮和新式火药广泛应用于实战，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清政府认识到武器的差距，从咸丰皇帝开始，便下令购买西方的新式火炮配备军队。同治、光绪年间，一大批官僚推行“洋务运动”，主张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厂造炮。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同治四年（1865）清政府拨款，曾国藩、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总局等，开始大规模制造新式火器，以后不断有专业的兵工厂投入建设。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旧式火炮逐渐被西方新式大炮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