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通过战争手段统一边疆地区的同时，又通过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处理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对于那些被征服的以及主动归附来的少数民族部落，注意不强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落的人民。同时，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被选拔在京师任职，有文职，更多的是武职，如东突厥的贵族中担任将军、中郎将官职的就有500多人，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共有100多人。有的少数民族首领甚至在唐皇室中任禁军首领，表明唐朝对他们的充分信任。此外，唐太宗还十分注意用“和亲”的方式，来加强与少数民族间的联系和团结。他多次把宗室女儿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唐朝与吐蕃的“和亲”。
唐太宗战、和两手的成功运用，实现了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民族间交往密切。一方面，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推动了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一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内地，对汉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国内民族和睦，边境统一安定的局面下，贞观时期，唐朝和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各种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亚洲、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派使者、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唐朝访问，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唐太宗对中外交流采取极为友好的态度，专门设立鸿胪寺来接待各国使者，设立商馆来接待外商。据史载，当时与唐朝交往的国家达70多个。大批外国商人从陆路、海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城市，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与中国人通婚。许多外国植物品种如胡椒、菠菜、郁金香、天竺、干姜等，相继从波斯（今伊朗）和印度传人中国，佛教经典也大量传入，并被译成汉文，其他宗教如景教、回教、摩尼教等，也得以在中国传播。
与此相应，贞观时期高度的封建文化，也对亚洲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大量销往波斯等国家，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也在这一官府与僧人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时期的唐朝文化，对日本、朝鲜的影响更大。贞观五年（631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以后越来越频繁。贞观十九年（645年），日本发生“大化革新”，吸收唐代的官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刑制等，大大加快了封建化进程。中国使者、僧侣、商人的足迹遍布亚洲各国。“唐家子”就是当时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称呼。直到今天，西方国家的语言中，还留有以“唐人”称呼中国人的习惯。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隋亡这面“殷鉴”的逐渐淡忘，地主阶级政治家本身的局限性开始在唐太宗身上显露出来，尽管魏征等人曾一再提醒他要“慎终如始”，唐太宗还是未能“如始”般地“慎终”，因而给“贞观之治”抹上了一层阴影。
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征曾上书太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许多国君，在秉承天命开创基业时，没有哪一个不是深怀忧虑，谨慎行事，德行显著的。而一旦大功告成之后，德行就开始衰减了。开始时做得好的事情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则很少。这难道不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打天下时尚感到力量有余，如今守天下时却常感到力量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创业时处在深切的忧虑之中，必然尽心诚意地对待下属，一旦得志，就放纵情欲，傲视他人。当尽心诚意地待人的时候，即使像北胡南越那样极其遥远的人也会亲密得像一个整体；当傲视别人的时候，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如同路人一般。虽然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用威严与愤怒去震慑，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内心并不怀好意。表面上恭恭敬敬，骨子里却不服气。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在于人心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高度警惕。用腐朽的绳索去驾驶奔驰的车子，它的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
不幸的是，魏征担心的情况，正在出现。尽管他一再提醒唐太宗要“慎终如始”，防止“渐变”的危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隋朝灭亡的这面“殷鉴”被太宗逐渐淡忘了。随着文治武功方面种种成就的取得，太宗开始傲视他人，放纵情欲了。封建帝王的贪欲和专制的本能，在他身上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贞观初年的唐太宗，不知说了多少“爱民”、“子民”，以“仁义”抚民的话，并且确有许多节俭自身、施惠于民的德政善举。到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上疏，提出皇帝应该时刻加以警惕的10个“渐变”而难以“善终”的问题，其中第二条，就是唐太宗在对待百姓的态度上起了变化，他说：“贞观初年，陛下对待人民就像对待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样，关心备至，怜悯非常；爱护人民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总是保持简朴节约，没有营建什么宫室。近几年来，心思在奢侈纵欲方面，忘记了谦虚节俭，轻易地使用民力，还说，‘百姓没有事干就会放纵，劳累才容易驾驭他们。’自古以来，没有由于百姓清闲安乐而造成国家倾覆败亡的，哪有反而因害怕百姓放纵而故意去劳累他们的呢？”魏征所言，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史载贞观中后期，唐太宗过分追求奢侈，不断营造宫室，使百姓的徭役负担越来越重。贞观十六年（642年），还出现了农民为了逃避赋役，自己折断手足，谓之“福手”、“福足”的情况，唐太宗知道后，不但不肯轻减赋役，反而下令：“从今以后凡有自我伤残，逃避徭役的，要按照法律加重处罚，并仍要承担赋役。”与当年的言行对比起来，简直判若两人了。
在纳谏和用人方面，也远不如从前了。贞观初期。唐太宗是惟恐人不进谏。用各种办法鼓励人们犯颜直谏。到贞观中后期，变得厌恶直言。有时虽然勉强听谏，心里是很不乐意的。尤其是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死后，除了刘洎、马周等少数人还敢对他说点什么外，其余大臣大都是一味阿谀奉承，使得唐太宗更加飘飘然，骄横专制，为所欲为起来。在用人方面，也不再强调什么唯才是举、以德行学识为先了，许多勋亲子弟充塞于朝廷，大都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还互相掣肘，行政效率大大下降。而且，唐太宗也开始对大臣猜忌起来，特别是到贞观后期，对大臣动辄问罪，轻者贬，重者杀。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不能幸免。贞观十七年（643年），发生太子废立事件后，猜疑心更重。魏征在世时，对唐太宗易换太子的想法表示反对，魏征死后，太子因谋反罪被废为庶人，与之有牵连的大将侯君集被杀，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杜正伦也因此获罪。由于魏征生前曾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有宰相才能，唐太宗便怀疑魏征与他们是朋党，加之有人又在唐太宗面前诋毁魏征，唐太宗便解除了他曾亲口答应与魏征的子女婚约，并派人推倒了自己亲自撰写的魏征墓碑。
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也走到了隋炀帝当年的老路上。他出于对外扩张的思想，两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在对高丽的战争中，他大规模地征调人力、物力，剑南（今四川一带）的人民为建造长百尺、宽五十尺的大战船，出卖田产和儿女。雅州（今四川雅安一带）、邛州（今四川邛崃、大邑二县）、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县）一带，还爆发了农民起义。这一切，都给“贞观之治”投下了阴影，使之逐渐失去了不少的光彩。
唐太宗及“贞观之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古代，大规模农民起义后，出现好皇帝，几乎是一条规律。隋朝覆亡的具体原因和特征，直接警戒着贞观时期的君臣行为。没有隋炀帝的“大业”，就没有唐太宗的“贞观”。唐太宗本身所具备的一些素质，当然也是“贞观之治”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晚年唐太宗的一些不良行为，给“贞观之治”投下一层阴影。但从总体上看，“贞观之治”是值得称道的封建治世。在对“贞观之治”称颂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贞观之治”的出现是不是带有偶然性？它的出现，又说明了什么？
纵观中国古代史，可以说，“贞观之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一些基本规律，值得后人深思。
首先，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后，出现好皇帝，出现治世，几乎是一条规律。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出现了西汉初的“文景之治”。隋末农民大起义后，出现了唐初的“贞观之治”。宋高祖、明太祖、清康熙年间，都曾出现过类似“贞观之治”的封建治世。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的恶性膨胀，最终导致自身覆亡的倾向，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本身，没有可以有效限制皇权恶性发展的力量，唯有农民大起义，是可以有效制约它的社会力量。农民大起义后，往往能使封建统治者清醒一阵子，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而产生畏惧心理。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这在主观上是为了统治阶级自己，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的恢复发展与进步。唐太宗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不久当上皇帝的。农民起义的力量巨大，隋亡的殷鉴不远，使他常怀畏惧。纵观他一生尤其是贞观初年的言论，几乎口不离一个“怕”字。“怕”什么？就是怕惹怒了广大农民，把自己送上隋炀帝国亡身丧的道路。因此，他念念不忘要“居安思危”，要“以古为镜”。他说：“秦始皇算得上一代英雄，干了平定六国那样大的事业，也才仅仅保全了自身，传到儿子手中，就失国而亡了。历史上的桀、纣、幽、厉等帝王都自身丧亡了。我想到此，不得不害怕。”又说：“看看近代的帝王，有的传位10代，有的只是一两代，还有的是一身得又一身失，我因此而常怀忧惧。”他还对自己的太子说：“船好比是国君，水好比是百姓，水能浮起船，也能掀翻船。你刚作太子，难道还不害怕吗？”“当皇帝的，你有德行，百姓就拥戴你，你没有德行，百姓就会抛弃你，真可怕呀！”贞观时期一系列使民休养生息的内外政策，就是在这种“畏民”的思想支配下制定和实施的。
其次，唐太宗根据隋朝覆亡的具体原因和特征，非常注意研究总结“君道”。隋朝的覆亡与秦朝的覆亡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因或特征，就是二者都不是亡于土地兼并等封建社会常见的经济规律作用，而是亡于皇帝个人的残暴所引起的农民暴动。也就是说，没有注意皇帝个人的自我约束，没有掌握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治国大道、为君之道。贞观初年的魏征在给太宗的奏疏中，对此说得很清楚：“隋朝统一天下，军力强盛，30多年间，声威远播万里，震动异国。一旦被百姓抛弃，就为别人所有了。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天下大治、百姓安宁、国家长久，故意要实行夏桀一类的暴政来促使自己夭亡吗？显然不能这样说。只是他一味仗恃自己的富足强大，不考虑后患。他驱使天下的人来顺从自己的奢欲，耗尽天下的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的美女，寻求远方的珍宝。宫室苑囿装饰华丽，楼台亭榭构筑峻伟，征发徭役没有时限，用兵打仗没有休止。外表显得威严持重，内心充满狠毒与猜忌，献媚进谗的人得到福禄，忠诚正直的人不能保全生命。上下之间互相蒙蔽，君臣间的礼义互相背离。百姓不能忍受这种暴政，起而反叛，国土分崩离析。于是，一个全国至尊的皇帝，竟死在普通人的手中，子孙灭绝，被天下人耻笑，这能不痛心吗？”对此，唐太宗当然是十分在意的，故他一再强调，为人君者，要讲究“君道”，而“君道”的内容与原则，是非常丰富的，唐玄宗时大臣吴兢编撰的主要记录贞观时期君臣言行的《贞观政要》，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君道》，其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对“君道”的研究与总结，成为“贞观之治”的纲领性指导思想。
再次，隋炀帝本身的一些不良暴行，使唐太宗有一个直接的反面教训。有人曾有疑问：西汉初年与唐朝初年的历史条件相似，两朝统治者都注意总结前朝的惨痛教训，但为什么唐太宗的很多特点，如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坚持法制，开明的民族政策等等，在汉高祖、文帝、景帝身上或者并不突出，或者付诸阙如呢？显然是因为，隋炀帝比秦始皇具有更多的反面教员的特点，如拒谏饰非，猜忌臣下，对人民的残暴，穷兵黩武等等，都尤为突出。唐太宗只要能反其道而行之，即是正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隋炀帝，就没有唐太宗；没有隋炀帝的“大业”，就没有唐太宗的“贞观”。
此外，唐太宗本身的品德修养，也是形成“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尽管他晚年有许多不良行为，但可以说瑕不掩玉，功大于过。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唐太宗与臣下探讨自己成功的原因时，总结了五条：第一，自古帝王多嫉妒才能胜过自己的人，而我看见别人的长处，像看到自己的长处一样高兴；第二，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十全十美，我往往能弃其所短，用其所长；第三，有的帝王爱贤者恨不得抱入怀中，恨不肖者恨不得推入沟壑，而我对贤者很尊敬、重用，对不肖者也很可怜他，使两者都能各得其所；第四，自古帝王多厌恶正直之士，或者公开杀害，或者暗中杀害，而我从即位以来，正直之士，比比皆是，我不曾罢免一个人，也不曾给一个人治罪；第五，自古帝王皆看重汉族，看不起少数民族，我能做到一视同仁，一样爱护关怀，所以他们都来归附。次年（648年）春天，即唐太宗逝世的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12篇，并把自己所做的错事一一说给儿子听，要他以古代圣贤为师，不要效法自己。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在即将盖棺论定之际，给接班人剖腹掏心地讲明自己的过失，希望能引以为戒，这种品质，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正是尽管他晚年有错，但人们都承认他是功大于过，并没有使“贞观之治”完全失去光彩的重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