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是中央集权的程度和军事力量的分布状况。最高统治者如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稍有疏忽，轻易变更国家制度中防微杜渐的东西，就会酿出天大的祸乱来。发生在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就是明证。
唐玄宗像唐玄宗统治后期，社会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天宝年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极大，并使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越来越有名无实，成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之中，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朝廷内部的朝官、宦官、外戚、宗室之间尔虞我诈，朝政日非；边疆的战争之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使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开元末年的唐玄宗，已是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到天宝年间，更加昏聩。即位之初曾严厉实行打击不法豪强、抑制土地兼并的国策，已不再实行。均田制逐渐废弛，大批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再度沦为流民或豪强地主的“私属”，承受封建地主与封建国家的双重压迫与剥削。统治阶级的腐朽奢侈的生活，加上连年对外用兵，使朝廷所需费用剧增，财政危机日盛一日。为了解决人不敷出的矛盾，先是重新议定租赋，设法增加人民的法定负担；仍不足用时，就派出征收大员，横征暴敛，地方官吏乘机上下其手，使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堪重负的百姓逃亡之后，官府又实行“摊逃”法，即将所逃之人的赋税，分摊在尚未逃亡的四邻身上。这又迫使未逃者也不得不逃。天宝时王鉷共任户口色役使，他是有名的搜刮能手，按照户籍追征戍边死亡而边将没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租庸，有并征30年者。除赋税外，兵役和其他徭役也很繁重。杜甫《兵车行》中“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等诗句，真实地反映出在开元、天宝年间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荒淫奢侈，挥金如土，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妻离子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是错综复杂，倾轧不已。由于玄宗本人的昏聩，昔日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那样贤德正直之辈，已不能立足朝堂，以李林甫为代表的一批奸佞之徒，占据宰相之位；以玄宗十分宠信和依赖的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已开始崛起，在朝廷政治中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杨贵妃而迅速晋升的以杨国忠为代表的外戚集团，权势更是炙手可热；而李唐宗室子弟，是名正言顺的嫡系力量，在权力角逐中具有先天的优势。这几股力量明争暗斗，此消彼长，均以名利地位为目标，很少以国家大局为重，更少虑及百姓存亡，政治黑暗，朝政日非。
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也日益严重。开元末年和天宝年间，唐玄宗不停地在西、西南、北、东北用兵，袭击吐蕃，征伐南诏，进攻契丹，迎战大食，几乎均为不义之战，给国内人民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国外人民，都造成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北部边区的民族矛盾，更为严重。从隋朝至唐朝，有不少突厥人迁到幽州以北，在辽西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他们仍保留着自身民族的风俗习惯。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营州都督赵文翙，虐待当地少数民族人民。遇有饥荒，也不赈济，把人家的酋长当奴仆使唤，导致契丹松谟都督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杀了赵文翔，攻陷营州等12州。玄宗开元年间收复这些失地后，一段时间矛盾有所缓和，但后来又出现裂痕。尤其是安禄山经营了这一带以后，对少数族人民实行欺骗和高压政策，民族矛盾相当尖锐。
最为要害的，是这一时期“内轻外重”格局的形成。开元以前实行“府兵制”时，军事力量的布局是“内重外轻”。开元年间实行募兵制后，当兵成为一种职业，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兵士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容易使将领与士兵之间形成私人隶属关系。而且，“武皇（指唐玄宗）开边意未已”，边镇兵力必然扩大，首都周围军队减缩。有人统计，天宝年问，边镇兵力约为49万，唐中央朝廷直接控制的京畿诸州“弓广骑”（职业兵募）仅有8万余人。“内轻外重”的格局已经形成。
与这一格局形成相应的，是边镇蕃将势力的扩大。这主要是李林甫造成的。本来在唐初，边帅均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较大的，常常入朝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睃、张说、萧蒿等，也是由边帅入相的。对于“蕃将”即少数族将领，虽然忠勇双全，如阿史那社尔、契宓何力等，一般也不让“专大将之任”，他们远征时，要由朝廷另派大臣为最高统帅，加以节制，如阿史那社尔讨高昌，以侯君集为元帅；契宓何力讨高丽，以李勣为元帅。这样做，并非对少数族将领不信任，而是一种国家防微杜渐的纲纪，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有限制作用的。但开元后期李林甫当宰相后，给唐玄宗出了一个主意，用“胡人”做边帅。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战，在中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孤立无党，不懂汉文，比汉将更为可靠。他的实际用意，是断绝边将入相之路，以巩固自己的宰相地位，因为胡将既然没有文化水平，就不能做宰相。唐朝原有重用少数民族将领的传统，但专用胡将作边帅，还是新鲜事。在李林甫建议之前不久，有人诬告河西等四镇节度使王承嗣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惊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就处死了王承嗣。玄宗深感节度使如果与王公大臣有瓜葛就很危险，现在一听李林甫的建议，很快就采纳了。于是，陆续提拔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将。到天宝六年（747年），边镇节度使大都是胡将了，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扩大，难以调拨。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举兵挥戈之事，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当唐玄宗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时，深受他宠信的安禄山举兵反唐了。这场叛乱，持续了8年之久，经过3个阶段，在唐朝3代君臣的努力下，方才平息。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安禄山是柳城（今辽宁朝阳）人。他本姓康，叫轧荦山，后因母亲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方才改姓安，名禄山。据传他能说6种少数族语言，貌似粗憨，内实精明。少时在军中做过小军官，由于英勇善战，逐步升为高级将领。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年（751年）时兼领平卢、范阳、河东3镇。安禄山极善伪装，以取得玄宗与杨贵妃的欢心与信任。他初进京城，装成一个大傻瓜，见了太子也不下跪礼拜，当玄宗身边的人要他下拜时，他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我百年后，就将皇位传给他。”安禄山才假装惶恐而下拜。他是个大胖子，体重300多斤，在宫中跳起舞来却旋转如飞，玄宗与杨贵妃很欣赏。玄宗指着他的肚子问：“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回答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只有一颗赤心！”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玄宗要他与杨贵妃兄妹结成兄弟姐妹关系，可他硬要认杨贵妃为干娘，史传他与杨贵妃有种种暖昧关系，但玄宗从来不疑，反而更加信任有加。
凭借朝廷对他的极度信任，安禄山开始在范阳积极扩充实力。他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士，对投降的或俘虏的少数民族战士，亲自用各自的民族语言进行交谈，安慰拉拢，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又挑选8000名壮士作为主力。天宝九年（754年），为了进一步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人，升为将军者500人，升为中郎将者2000余人。次年（755年），又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使他所统帅的军队的将领基本都姓“胡”了。他还积极屯积粮草，饲养战马，使军队的数量和实力超过了唐中央所在地军队的数量与实力。
古人建筑对于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朝廷内部不是没有人察觉。还在安禄山早年之时，宰相张九龄、太子李亨等人，都曾提醒玄宗，安禄山可能要谋反。但玄宗不信，凡安禄山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包括充实军需兵马的要求，都予以答应和满足。而当时朝中的几位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各怀鬼胎，与安禄山既相利用，又相猜疑防备。安禄山在其中游刃有余，充分利用这种矛盾斗争的空隙，争取时间，做好反叛的准备。加之杨国忠后来为了证实自己预言的正确，采取了一些逼反的行动，更使安禄山下定决心，并获得了“师出有名”的口实。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他率兵15万，号称20万，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浩浩荡荡，挥军南下。“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
“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大体分为3个阶段，唐朝3代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