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由起兵到攻占两京，约半年多时间。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时，玄宗开始认为是谣言，得到确认之后，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杨国忠却自以为有先见之明，并夸口叛军必生内乱，不到10天，安禄山就会被部下所杀。玄宗与满朝文武在惊慌之中，又生侥幸心理，而安禄山却如同风卷残云般地攻城掠地，不到一月就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过黄河。唐玄宗急忙调兵遣将，让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到洛阳募兵抵挡，又在长安连募带凑了5万人马交由高仙芝驻陕州，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防守黄河以南。不久，封常清与高仙芝均战败，东都洛阳失守，二将退守潼关。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谗言，杀了高、封二将，以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守潼关，进讨安禄山。这期间，在叛军的后方，平原（今山东德县）太守颜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起兵，河北17郡响应，重新归顺唐朝，安禄山在河北只剩下6郡，被迫停止进攻潼关。河南南阳太守鲁灵、睢阳太守许远、真源令张巡等也起兵抗击叛军，扼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安禄山就先过起了皇帝瘾，于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之后一段时间内，唐军在河北反击得胜，安禄山和史思明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将主力放在保卫河南到范阳老巢的退路上。正当两军在潼关对垒，哥舒翰坚守伺机之间，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强令哥舒翰出战，进攻陕郡。哥舒翰万般无奈之下，引兵出关，遭叛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本人也当了俘虏。这年的六月八日，叛军攻克潼关，直逼长安。唐玄宗携杨国忠、杨贵妃等仓皇出逃，西京长安失守。安、史起兵半年多，连陷唐朝两京，算是初达目标。
第二阶段从唐肃宗灵武即位到郭子仪收复两京，约一年多时间。太子李亨随玄宗出逃西幸途中，被百姓挽留，于是北上今宁夏灵武，在随臣拥戴下，于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自立为帝，改元为至德，号肃宗。这时郭子仪率精兵5万来到灵武，肃宗的密友、有“布衣宰相”之称的李泌也应邀前来辅佐。在李泌的建议下，肃宗以长子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又向回纥借兵，联合反攻安史叛军。这期间，安史内部发生矛盾，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又不大服气安庆绪，叛军内部不稳。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唐将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睢阳10个月之久，粮尽食鼠，鼠尽食人，城破之后，英勇就义。他们以1万兵力牵制了安、史叛军20余万，既防止了叛军南下，又保证了唐朝经济供应线的畅通，并为郭子仪等军的反击赢得了准备时间。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郭子仪等将领经过充分准备，一举收复长安；十月，又乘胜收复东都洛阳。这年十二月，唐肃宗启驾回宫，叛将史思明投降，被封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以两京光复为标志，唐军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第三阶段从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到史朝义兵败身亡，约6年时间。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长安光复后，肃宗令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九节度使是：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灵，兴平李奂，滑州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琮，河南崔广远，河东李光弼，关内王思礼）讨伐安庆绪，又任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督各路节度使。这时安庆绪在邺城（今河南安阳），以让位为代价请求史思明援助。因鱼朝恩的错误决策和指挥，反攻失败，九节度使退出河北战场。史思明杀了安庆绪，留自己的儿子史朝义镇守邺城，自己回范阳去当大燕皇帝。这期间，唐军与史军时有交锋。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朝义又杀史思明，自立为大燕皇帝。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死，代宗李豫即位。这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兵马大元帅，与仆固怀恩、郭英人等会同回纥兵进行总反攻。次年，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范阳叛将李怀仙归降，史朝义想北投契丹，被李怀仙追击，走投无路，缢死在森林里。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中央王朝已无力控制地方和捍卫边防，人民大量南移。这标志着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开始南移。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它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安史之乱”对全国尤其是北方的经济破坏是空前惨重的。安史叛军步骑散漫，攻城掠地，烧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回纥军助唐平叛，肃宗允诺：“破城之后，土地和士庶人口归唐朝，财帛子女都归你们！”因此，进入洛阳后，肆行杀掠，死者动辄以万计，火焚旬日不灭。唐军也不例外，尤其是劲旅朔方、神策军，在攻占洛阳、郑州、汴州、汝州等地时，以为这都是叛军所据之地，任意掳掠达3个月之久，使所有的房屋都空空荡荡，城中百姓只好以纸当衣穿。乾元元年（758年）九节度使围攻邺城（今河南安阳）失败后，一路掳掠，当地官吏根本无法阻止。长时间的战乱，使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凋敝不堪，满目荒凉。据统计，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为891．47万户，口数为5291．93万口。大乱之后，只剩下193．31万户，699．0386万口，十减七八，虽不准确，但也可见损耗程度是空前的。一代诗圣杜甫在《无家别》中，对此有形象的描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其中受破坏最大的是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的4个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的汴、郑等地区，河北地区，长安周围各地，以及汴河沿岸。《旧唐书·郭子仪传》中就这样说：东周（即洛阳）之地，长期陷于叛军之手，宫室焚烧，十不留一，百官办公的地方一片荒芜，连尺把长的一根椽子都没有。畿内（都城周围）的地方，人口不满千户。街道上充满榛棘，豺狼嗥叫其中。再往东千里之内，都是人烟断绝，一片萧条景象！长安周围，也是“闾井肃然，百不存一”，汴河沿岸，更是“百姓凋残，地阔人稀”。由于破坏严重，物价高涨，一斗米价少则千钱，多至7000钱，比开元年间上涨300多倍；绢价涨到4000钱以上，比开元时高出20余倍。这又迫使大量人口“转死沟壑，离去乡间”，在死亡线上挣扎、流亡。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与唐代宗的姑息养奸有很大关系。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也纷纷投降。在这种形势下，唐军本应彻底消灭叛军残部，但当时担任唐军统帅的仆古代人物固怀恩，担心一旦彻底平叛，自己就不会再受朝廷重用，于是向中央请示，要留下薛嵩、李宝臣等安史旧部，继续统帅河北诸镇，唐代宗只图眼前平安，可以早点罢兵，竟然同意了这一建议。这样一来，河朔地区基本上仍由安史降将占据。而中原一带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新设的节度使，也因朝廷的姑息（其中含有借此抗衡边镇节度使之意）而渐呈“尾大不掉”之势。至于缘边地区的其他旧有藩镇，自然也“坐大”起来。这些藩镇将领，“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掌有很大实权，而且职位逐渐由父子兄弟相袭，或由部下推戴自称“留后”，再逼唐王朝予以承认，实际上成为各自独立的封建军阀王国。藩镇之间，因各种关系而互相勾结，又因各种利害而相互争夺，攻伐不已，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唐朝皇帝极类似春秋时期空有“天下共主”之名的周天子。
由于以上两种局面的出现和形成，安史之乱后，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和对边防的捍卫能力大大减弱。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减弱，与藩镇割据是互为表里的，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央王朝能够“一声喝到底”的区域越来越小。对边防捍卫能力的减弱，在“安史之乱”中和“安史之乱”后都表现得很明显。天宝十四年（755年）后，由于边防军主力到中原平乱，留在边境的，多为老弱残兵，周边少数族乘机攻占边区。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吐蕃进犯威戎、神威军，强占石堡、百谷、雕窠等3城。宝应元年（762年），又占秦、渭、洮、临等州，次年侵人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攻陷兰、廓、河、鄯、岷、成等州，后来还干脆攻占长安，并肆行掠夺。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也被吐蕃占领。在南边，至德元年（756年），南诏攻陷清溪关（今四川犍为县附近）；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合谋，进攻茂州（今四川茂县），直达灌口（今四川灌县）。到唐文宗时期，南诏甚至侵入成都，掳掠大量人口、珍宝而去。
在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极不安定的情况下，部分人口南迁。迁移的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汉水流域。在南迁的人中，一部分是地主官僚，但大多数是避乱的劳动人民。这一时期的人口南移，加上东晋南朝以来的人口南移，使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甚至包括政治的中心地带，都转移到了南方，这不仅在唐朝，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