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的第一步，是立李纯为太子。李纯为顺宗李诵之子，当时为广陵王。因为李纯是长子，宦官们就极力拉拢他，想用李纯取代支持“二王”改革的顺宗皇帝。在顺宗登基不久，王叔文革新措施已陆续出台之时，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就因顺宗身体不佳，李纯又为长子之故，建议早日册立李纯为太子。但王叔文可能因为对李纯的政治态度尚没有把握，便以“立贤不立嫡”为由加以拒绝。之后，德宗时期的旧人俱文珍、薛文珍、刘光琦等人，本来倾向于立舒王李谊为太子，但因看到当时形势与他们极为不利，便主动与郑絪、卫次公等人联系，取得一致后，闯入顺宗卧榻之中，侍奉顺宗的牛昭容、李忠言无法阻挡，郑絪从袖中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送到顺宗面前。纸条上只有4个字：“立嫡以长。”顺宗的记忆已在风疾的折磨下变得一片空白，盯着纸条半天后，忽然点了点头。俱文珍等人眼见此状，一起叩首，口呼“万岁”，立即起草立太子诏文，正式立李纯为皇太子。王叔文在听到郑絪宣读的立太子诏时，预感到革新将要失败。
第二步，是撤销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李纯被立为太子后，当时的宰相韦执谊让饱学多识的学者陆质出任太子侍读。韦执谊和陆质都属“二王”集团中人，韦执谊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借此随时窥伺太子的动向，并从某些方面争取这位未来天子的同情和支持。另外，也含有他个人准备引退的意思。但陆质虽是王叔文坚定的支持者，却算不上是个精于世故的政治家，当他刚在太子面前开口说了几句时，便被太子顶了回来：“陛下是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的，谈其他事干什么？请先生不要再说了。”陆质噤默而退，回来告诉王叔文，王叔文越发感到不安。果然，之后不久的一天，当王叔文同往常一样来到翰林院时，等待他的却是一纸诏书：调王叔文为户部侍郎，削去翰林学士一职！王叔文知道这纸诏书的严重性，也清楚这是俱文珍之辈搞的鬼。他一再上疏，想通过李忠言、牛昭容等贴近顺宗之人挽回局面，甚至他亲自进宫，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被免去事实上的宰相之职的局面，只好经常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愤诗句。
第三步，是逼顺宗退位，让太子李纯登基。王叔文被削去翰林学士职务后不久，因母丧不得不离职。这时韦执谊的态度已有明显变化，转向太子派一边去了。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一方面想通过宫中李忠言一派，借助病重的顺宗的威慑力支撑局面；另一方面求助于宰辅杜佑，争取一些朝臣的支持。王伾担负这一计划的主要工作，但几经奔波曲折，毫无建树，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精神趋于崩溃，从此闭门不出。这时俱文珍等人看到，外有藩镇声援，内有朝官支持，并有神策军在手，“二王”集团失势无靠，太子态度明确，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下决心了。于是，在七月中旬，使顺宗贴身侍奉之人李忠言、牛昭容“失踪”。七月下旬，对翰林学士们宣布：“皇上有旨，令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即暂时处理军国大事），请诸位学士即刻草拟诏诰。”七月二十八日，诏书发下。次日，太子朝见来使，会晤宰相，昭告天地社稷，开始“权勾当军国政事”的工作。八月初四，从内宫发出皇上的“禅位诏”。次日，已是“太上皇”的顺宗正式告别只坐了7个月的皇帝宝座，被人扶在步辇上，在宫侍们的簇拥下迁居兴庆宫。同日，又有“太上皇”诰书命太子于本月九日即位，并改元“永贞”，大赦天下。八月九日这一天，太子李纯正式即皇帝位，史称“宪宗”。支持“二王”集团改革的唐顺宗在政治舞台上名副其实地“退位”了。
顺宗“退位”，宪宗登基，意味着“永贞革新”的彻底结束。革新派人物的命运，也就由此而被注定了。
宪宗在登基之前的八月六日，便有制命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驰驿发遣。开州和渝州分别距京城1460里和2748里。不久，王伾死于开州；第二年，王叔文被赐死。
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十三日，宪宗诏贬神策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哗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邰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同年十一月七日，韦执谊也由宰相贬为崖州司马。同月十三日，朝议认为对“二王”集团处罚太轻，于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山水画马，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到此，加上韦执谊，“二王”集团的8位主要成员，均被贬为“司马”。故史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犹如昙花一现般地失败了。造成这场革新运动失败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不愿承认唐王朝已由盛向衰，还没有跌落到谷底，还没有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时候，社会朝野之中，还没有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演变趋势的力量。除此以外，也还有一些值得总结的教训。
首先，改革集团所依靠的唐顺宗，既是有力的支持者，又是主要的不利因素。封建时代的政治革新运动，从来都只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不可能革新政治的。唐顺宗本身，是极想改革的，尽管他身患风疾，但仍坚定不移地支持“二王”集团的改革措施。这对于革新派来说，是一个先天的有利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当顺宗一当上皇帝后，各项改革措施就能顺利出台。但是，这个先天的有利条件，又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这就是顺宗的身体状况。他既然在多数时候不能言语，就既可以为“二王”充分利用，也可以为反对派充分利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波折，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王叔文可以借此发布种种改革诏令，委任重要官职，俱文珍等人也可以借此拥立太子，矫诏免去王叔文的职务。而且，由于顺宗所患疾病的严重性，随时都可能“龙驭宾天”，这对于“二王”集团来说，等于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最大最有力的靠山。所以说，这场改革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风险性、短暂性。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旦顺宗去世，革新运动就烟消云散了。当年的“商鞅变法”，以及封建时代其他一些变法运动，几乎都有与此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时间稍有长短罢了。
其次，改革的步伐太快，可谓之“除弊心急”。从“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看，都是正确的，进步的。但从改革的实施时间步骤看，显然太快了。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出台了一系列革新措施，涉及到朝野生活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对一些存之已久的痼疾，如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改革的意图暴露过早，措施也失之周密。比如剑南节度使韦皋派心腹刘辟对王叔文威胁利诱，要求再领其他三镇时，王叔文不受威胁利诱，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坚定的立场和高风亮节，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不应该那样动怒，第二天就逼着宰相韦执谊处死刘辟。韦执谊当时认为这样做太轻率，会惹出麻烦。王叔文则又气又急地指责韦执谊忘了他们当初的约定，使韦执谊处于尴尬境地。尽管如此，韦执谊还是耐心向他解释：“我自然不敢忘记约定。但我目前行事谨慎，并不是有他意，不外乎是力图曲成吾兄之事而已！”应该说这是推心置腹之言，但王叔文并没有听进去。就因这么公开一闹，使得剑南节度使韦皋及其他藩镇首领，纷纷向朝中上书反对王叔文，并与宦官里应外合，成为断送“永贞革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任命杜佑为度支盐铁使时，马上任命王叔文为副使。在任命范希朝为神策军首领时，又马上任命韩泰为副手，显得急不可耐，立刻就引起反对派的警惕，促使几股势力迅速联起手来，共同对付革新派及其革新措施，使革新运动陷人几面受敌的困境之中。
再次，“二王”集团不善团结利用更多的人士，内部又出现裂痕。公允地说，“二王八司马”都是当时的政治精英，自身的力量并不弱。但要进行一场社会革新运动，仅仅靠这十来个人，是远远不行的。王伾在主持科考时，门庭若市，每天要取用擢升数十人，好像在扩大队伍，但据他自己讲，所用“皆是素日相与往来可用之士”。“可用”是对的，但都是“素日相与往来”者，则未免太有些狭隘了。王叔文知道后，不以为非，反而强调说：“异己者决不能用。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难免使改革阵营“同”而不“和”，并且会得罪一大批人，其中并非都是反对改革者。那个提醒过王叔文的殿中侍御史窦群，就是其中一员。可惜王叔文没有重视这个小人物的直言，使自己局限于小圈子内，而没有团结更多的人，并且优势感越来越重，使朝野上下许多人，越来越感到他们已经完全是一个专权跋扈的私党了。可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就出现裂痕，而且越来越大。在因刘辟之事发生歧见后，又因“羊士谔事件”加深了矛盾。羊士谔本是进士出身，并且与“二王”集团中的吕温关系不错，但与窦群性格相似，有些好出风头。他本任宣歙节度府巡官，永贞元年（805年）五月进京出差，听说王叔文正招致许多人的批评，也就心血来潮，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王叔文。王叔文对此极为愤慨，觉得这么一个小官竟如此猖狂，自己的威严何在！决心杀一儆百。于是请出宰相韦执谊，让他以诏命将羊士谔斩首。韦执谊不同意，王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就地杖杀，韦还是不同意。王叔文怒火一下子爆发，当着不少人的面，大骂韦执谊忘恩负义，弄得满朝风雨，人人皆知，使大家都失了面子与风度，且使革新派内部的矛盾暴露于朝。故清代的王夫之批评王叔文是“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确是道出了革新派领袖人物性格中的致命缺陷。
最后，“二王”的身份与出身，也是一个不那么有利的因素。王叔文与王伾，都是南方人。王叔文虽然是怀着对民间疾苦的强烈关心和改善政治的理想来到长安的，但他没有能力博取功名，不算是士子，也没有参加科举中的进士考试，只是因为围棋下得好，才有幸整天侍奉太子。王伾从南方来到京城时，仍还操着吴语，加之他身材短小，长相平庸，让人一看就知道身世微贱，许多朝士对他不屑一顾，只是因为他字写得好，才有幸在宫中待诏。在封建社会朝堂中，出身微贱，且又非科班出身，是非常不利的。王叔文对此当然清楚，故一到长安，就声称自己是苻秦时的名臣王猛之后，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但大多数人不相信这话，他们一致认为，王叔文不过是一个侥幸得进的小人而已。而二王改革过程中，既把革除宦官专政作为一个目标，自己又不得不通过宦官李忠言沟通宫内外，这多少有些矛盾和滑稽，当然会让人感到不那么正大光明。有些时候，在酝酿出台改革措施中，事本可共图，而故出之于密，谋本无他奇，而故居之以险，也让人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正当改革进退维谷之际，王叔文母亲逝世，按封建社会惯例，母丧须弃官守丧3年，匿而不报告，有罪。但王叔文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理好。明明母亲已经去世，他还要亲到翰林院向大家进酒食，谎称母亲病重，告假几日，若有人在这期间攻击诽谤他，希大家能相助，当场遭到俱文珍反唇相讥：“大人既自称为国尽心，又何虑他人毁谤！”这时王叔文的两个家人又在一旁窃窃私语，说：“母亲已亡，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被俱文珍知道。第二天，王叔文却又把众宦官们请到翰林院，在酒宴之中恫吓宦官：“我来告知诸位，圣上（指顺宗）龙体已经康复，此刻正在皇苑中猎兔，上马如飞，一如当年。敢有异议者腰斩！”这种软硬兼施、连哄带吓的手法，实在不那么高明，并使他的人格受到蔑视，正统的朝士们离他越来越远。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只有走上失败这一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