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之争，是封建政治中常见的现象。但像唐朝“牛李党争”持续时间之长、为祸之烈者，却不是很多。一方面，封建帝王严禁臣下结党；另一方面，又希望臣子中有些派系之争，以便分而治之，为我所用。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驾驭臣下的心传，也是历代王朝政治黑暗与衰败的因素之一。唐朝的“牛李党争”，也不例外。
在唐朝后期的朝廷政治中，“牛李党争”是持续时间长，影响很大的事件。由于“牛李党争”反映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评价不一。但由于它与唐朝后期的治乱兴衰密切攸关，多少年来，又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
唐宪宗元和三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已种下了“牛李党争”的祸根。穆宗长庆元年的进士科考试舞弊案，则正式拉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党争的序幕。
所谓“牛李党争”，按照通常的解释，是指以牛僧儒、李宗闵为主要首领的一方，与以李德裕为主要首领的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牛党”之中，李宗闵在实际上起的作用更大些，故有人又将“牛李党争”，称为“二李党争”，即主要是李宗闵与李德裕两派之间的斗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当时的科举考试，分“常科”与“制科”两种。“常科”又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为“礼部试”。其中又分6科，以“进士”科最为重要，是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派策士官主持，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应试者以“策文”形式回答，以供皇帝御古代山水览，朝廷参考。制举考试时皇帝常常亲临，故又称“殿试”和“廷试”。与“常科”相比，“制科”与政治的联系更为紧密，应试者可以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皇帝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体察下情，发现人才。尤其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更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因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具有这样的特点，故当时参加此科考试的举子们，就喜欢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引起轰动效应，得到皇帝与主考官的重视与赏识。当然，这样做，有时又难免造成是非之争，甚至给自己带来政治危险。元和三年的这场考试，就引起了事端。当时参加考试的举子中，李宗闵、牛僧儒二人在策文中对朝廷的平藩战争表示了不同看法，皇甫浞则对宦官专权大加挞伐。担任这次考试主考官的是杨于陵、韦贯之二人。考试揭晓后，牛僧儒、李宗闵二人被“擢为上第”。担任考试“首座”的宰相李吉甫，是有名的主战派，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他在宪宗面前力陈己见，认为牛、李二人出言无理，含有恶意，杨、韦二主考官也有责任。当时的唐宪宗也是主战派，自然支持李吉甫。于是，下诏贬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韦贯之为果州节度使。牛僧儒、李宗闵二人，自然未予重用。而这个宰相李吉甫，正是后来“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这样，“牛李党争”的祸根，已经在这次科考中种了下来。
到了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时，李宗闵、牛僧儒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都已经入朝为官。其中李宗闵任中书舍人，相当于宰相之职。就在这年三月份，每年例行的“常科”考试开始。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谏官）杨汝士。考试前，翰林学士李绅和西川节度使段文昌，都曾给主考官钱徽写过条子，请他照顾自己的亲属。但是，发榜以后，李绅和段文昌发现自己推荐的人，都榜上无名。而榜上有名者，大都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主考官之一的杨汝士的弟弟，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有前宰相裴度之子。段文昌大怒，向穆宗上诉，揭发钱徽等人徇私舞弊，所录取的进士都是没有才艺的公卿子弟，走了后门，通了关节。唐穆宗征求翰林学士李德裕、李绅的意见，二人支持段文昌。穆宗让白居易等人主持，进行复试。复试的结果，上次考试中举者大都落第未中。穆宗自然不能不做处理。于是，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梓潼等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史。从此以后，李德裕、李宗闵二人各分朋党，拉开了互相争斗的序幕。
围绕当时朝政中的许多问题，两派各执己见，互相攻讦。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你左我右，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
由两次科举考试问题引发的这场朋党之争，一发而不可收。在很长时期内，围绕当时朝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尤其是在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往往是你左我右，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
唐朝后期，中央王朝与藩镇势力之间，进行过反复的较量。在如何对待藩镇的问题上，牛、李双方有过多次的争执与分歧。大致而言，以牛僧儒为代表的“牛党”派人士，大都主张以慎重的态度对付藩镇割据，宁愿息事宁人，也不同意轻起战端。而以李吉甫、李德裕为代表的另一派人士，则主张坚决讨伐，削平藩镇，重振中央一统的权威。比如，唐宪宗元和初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镇海节度使李锜违抗朝命的情况下，李吉甫力主以强硬态度和武力征讨平叛。在对待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态度上，李吉甫也主张因时而取之，虽然未及正式开战，李吉甫就已病死。但他主战的态度是朝野皆知的。到武宗时期，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时，也采取了强硬态度，坚决打击割据势力刘稹，并收复5州30县。与之相反，“牛党”派人士则认为李吉甫是“炽于武功”，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不顾恤百姓的负担与生存。元和十二年（817年），“李党”的宰相裴度全力组织讨伐淮西叛乱时，“牛党”的李逢吉、令狐楚等，或暗中阻遏，或公开反对。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幽州杨志诚驱逐主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儒，牛回答说：“范阳从安史以来，就不属朝廷所有，穆宗时平定刘总，朝廷耗费八十多万缗。结果没有得到尺帛斗粟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了李载义的权，和当年李载义当节度使的情况相似。朝廷不必干涉，承认他为合法。还可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伐呢？”
对于当时的边防安全问题，两派也有着严重的分歧。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维州事件”。维州（今汶川西北）地处与吐蕃接壤之处，隋朝时被羌族占领。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白狗羌首领内附于唐，因为其地域中有姜维城，命名为“维州”。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被吐蕃攻陷。德宗时，韦皋屡次出兵攻伐，都未成功。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并率领部众奔到成都。李德裕派遣虞藏俭为维州刺史，率兵人据维州城，并向文宗汇报说：“准备遣散羌人3000名，烧掉13桥，捣西戎的腹心，可以一洗先前的耻辱。”文宗让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大多数人都同意李德裕的意见。牛僧儒这时却说：“吐蕃面积广大，周边有万里，丢失一个小小的维州，势力不会受什么损失。近来我们与吐蕃正在修好，约定双方罢兵，作为堂堂大邦，要以守信用为上。如果人家来责问为何失言，并起大兵前来，不过3天就可以打到咸阳桥。到那时，西南数千里不存，就算得100个维州，又有何用？不守信用，只能有害而无利。这是连草莽匹夫都不可做的事情，何况天子！”文宗听了，觉得有理，下诏让李德裕把维州城归还吐蕃，并将来降的悉怛谋及其部众也归还吐蕃。吐蕃将他们全部诛杀在边境上，极为惨酷。李德裕因此对牛僧儒恨得入骨三分。
在有关政治改革的问题上，“李党”比较重视，并采取一些实际措施，而“牛党”一般主张稳妥为上，尽量维持现状，有时还搞点“复辟”。如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秦到隋设官最多的莫过于本朝。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宪宗采纳了李吉甫的意见，于元和六年（811年），精简京官1769名，外官808名。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执政时，又精简冗官1000余名。但“牛党”人士对此不以为然，惟恐搞乱政局，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持反对态度。唐宣宗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复增383名。
“牛党”中的首领人物，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因此，比较重视科举制的贯彻实施，对科班出身的人当然也高看一眼。“李党”的首领人物，如李德裕，就不是进士出身，而是靠祖荫入仕的。这不是说李德裕就没有才干，而是他因此对科举制不那么重视，对科举考试中的弊端尤为不满。一次宴会，李、牛二人都在座，牛僧儒因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就瞧着李德裕，开玩笑说：“绮纨之子，怎么也坐在这里？”李德裕后来对武宗说：“我没有名第，自然不应该指责进士。但我的祖先在天宝年问因为仕途无路，勉强应试，竟然一举中第，从此厌恶进士科考试中有浮华不实的地方，家中不准再放《文选》（当时进士科考必读之书）。我认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担任为好。”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李德裕早年不应举，后来又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他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如停试诗赋，罢宰相阅榜等。但不久李德裕被李训、郑注借助李宗闵的力量挤出朝廷，李宗闵执政后，自然不会贯彻李德裕的主张。后来，李德裕再度人相，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两项：其一，及第进士不得呼主司为“座主”，及第后只能一次性谒见主司，此后不得聚集参谒，更不能于主司宅第置宴。这击中了科举制中“座主”与“门生”过于亲密的一个要害之处。其二，禁止“曲古代植物江大会”。所谓曲江大会，是指进士及第者在考试结束后，集体到当时的曲江池游宴，公卿大家都来参观，有的还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有时皇帝也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李德裕罢“曲江大会”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限制同窗朋比。而“牛党”则普遍认为这是李德裕因自身非进士出身，有意打击进士及第者，故加以反对。
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双方也不一致。唐朝后期，佛教势力的膨胀十分惊人，在某些方面已危及统治。武宗会昌年间，在李德裕的具体主持下，开展了限制佛教的斗争。从会昌二年（842年）到会昌五年（845年），朝廷接连颁发诏敕，从多方面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到后来，甚至采取武力毁佛，强令全国僧尼分批还俗，拆毁佛寺，没收寺院财产。据当时公布的统计材料，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收编为国家税户；拆招提兰若（寺院的别称）4万余所，收回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国家税户15万人。武宗初即位时，全国共有211．5万户，到会昌末年，增加为495．5万户，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增加一倍还多。而这新增的280万户，很大部分就是从寺院括出来的。对武宗支持下由李德裕具体组织实施的这场毁佛运动，“牛党”人士并不赞成，认为有损国家形象。大中元年（847年），“牛党”人士执政，又逐一废除对佛教的禁令，恢复僧尼原来所享受的各项优惠待遇，佛教又重新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