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个中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一点是他对满族社会宗法制度的深刻理解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即满族入关前，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虽尚无定制，但是，父子相承袭的继嗣方式，已被满族贵族集团所普遍接受。皇太极尸骨未寒，一片“立帝之子”的呼声就是证明。多尔衮即位，是兄终弟及，若是硬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势必导致血溅皇宫，甚至政权崩溃。这种悲剧是多尔衮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阿济格、多铎“跪请”是一回事，多尔衮有没有参与皇位之争则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两白旗诸王与豪格对立的形势下，多尔衮惟一的选择就是维护满族的继嗣传统，在太宗其他位居贵宠之列的幼子中册定嗣君，这样既可打下豪格，又有拥立“先帝之子”之名，为皇子派所接受，还可以将幼主控制于股掌，当无冕之王，一箭三雕。
如上所述，第二个问题已做了部分回答，福临不是“诸王争立”的折衷方案，而是“争立”的对象。那么，福临有没有继嗣的可能呢？
崇德改元，五宫并建。所谓五宫系指：中宫孝端文皇后，关雎宫宸妃，永福宫庄妃，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孝端文皇后、淑妃均无子，宸妃生八子（早殇），庄妃生九子福临，贵妃生十子博木博果尔。在太宗诸子中，五宫之子位在“贵宠之列”。宸妃之子曾立为皇嗣，而福临在五宫尚存的二子中居长，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而庄妃其人，名布木布泰，蒙古科尔沁贝勒博尔济吉特氏寨桑的次女，端庄秀美，聪颖机敏，十三岁嫁给皇太极，曾佐助乃姑中宫孝端文皇后处理椒房大小事务，深受皇太极信任。以后又辅佐顺治、康熙二幼帝，是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女政治家。
在诸王大臣私相谋立时，庄妃立即“胁多尔衮入宫，立其子，以居摄饵之，遂定”。这段记载虽出自野史，但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庄妃之所以能够“胁”多尔衮“立其子”，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一）福临在五宫二子中居长，处于贵宠地位，无论多尔衮或豪格谁承继大统，都与“父死子继”或嫡、庶之分等封建宗法观念相悖逆。（二）庄妃和多尔衮既是叔嫂关系，庄妃之妹又是多尔衮的妃子，因此庄妃比他人更便于对多尔衮施加影响和压力。（三）崇德五宫的五大福晋都出自蒙古，而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姑侄就有三人，宸、庄二妃是同胞姊妹，中宫皇后是两人的姑母。在漠南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归附后金最早。“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是清向外扩张和对明战争的重要同盟军和依靠力量，这也是庄妃立即敢于召见多尔衮“逼”他“立其子”的原因。
庄妃这么理直气壮地把福临提出来，除了福临具备继嗣的条件外，可能也代表了孝端文皇后的意见。而上文中“遂定”一词内涵丰富，事实上表明福临继统，多尔衮居摄的幕后交易已经成交。于是“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这段记载，一方面说明多尔衮已同意立福临，另一方面两黄旗大臣不再坚持立豪格，而是笼统地提出诸皇子“必立其一”，这种态度的变化，说明庄妃事先已做了两黄旗的工作。为了保证册定新君会议顺利进行，多尔衮以与济尔哈朗共同摄政为条件，将镶蓝旗争取到自己一边。济尔哈朗是舒尔哈齐之子，无继嗣资格，拥立太宗诸子中的任何一个对他都是一样的，能当上摄政王当然求之不得。在太宗生前自将的两黄旗和多尔衮三兄弟亲掌的两白旗的支持下，福临即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睿亲王多尔衮没有作为豪格的竞争对手参与皇位之争，所谓“诸王争立”，实际上主要是诸王争立太宗诸子，在这场斗争中，多尔衮取得了摄政王的地位而获得了胜利。而根据满族继嗣传统和五宫之子的贵宠地位，顺治即位不是什么折衷方案，而是名正言顺的。清入关后，虽然建立了“立嫡以长”制度，但子以母贵的传统观念还在长期地影响着有清一代公开或秘密的立嗣活动，这一点不应为史家所忽略。
顺治出家考察
清史学界有关顺治的研究成果，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顺治的确信佛、好佛，也有出家的念头，但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
关于“顺治出家”之说，最早见之于清初有“诗史”之称的吴梅村之《清凉寺赞佛诗》，此诗共四首，长达一百余句。后来一些文人学者在诠释该诗时，认为诗句影射顺治爱妃董鄂氏之死导致其“出家”一事。如诗句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句中“千里草”——草下千里重叠，是个董字，“双城”乃用《汉武帝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影射顺治爱妃董鄂氏。而“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清凉山指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意思是说顺治逊位出宫云游至五台山为僧。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里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此外，还有《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均有关于顺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后来，康熙又多次陪奉母后游巡五台，遂更有顺治出家五台山、康熙来此寻父之说。据说清圣祖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名，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康熙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语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其中悲恸之情跃然纸上。又有传说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御用器皿，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这似乎又是顺治出家的佐证。
针对上述各种顺治出家的传说，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祖出家事实考》中，以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虽然好佛，但其的确死于天花，并未离宫出家。
顺治笃于宗教信仰，最早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顺治八年（1651），大学士范文程引见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这位传教士因学识高深很快获得了幼龄君主顺治的好感和敬仰，又因孝庄文太后曾认汤若望为“义父”，所以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之意。汤若望利用讲授知识谈论政务的机会，竭力向顺治灌输天主教教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顺治的性格和思想。
顺治十四年（1657），可能是由于太监们的鼓励和怂恿，二十岁的顺治召见佛教高僧憨璞聪，从此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渐渐疏远了天主教。据有关佛教典籍，如《憨璞语录》、《续指月录·玉林琇传》、《玉林年谱》、《北游记》等记载，自是而后，南方高僧玉林琇、茚溪森、木陈忞、玄水果先后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大谈佛理。顺治曾封玉林琇为“国师”。并请玉林琇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号“行痴道人”。他在玉林琇等高僧面前自称弟子，以示尊敬。他曾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旋庵相待”。印章亦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称号。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妃突然病死后，顺治痛不欲生，万念俱灰。为哀悼董鄂妃。他五天不理朝政。没过多久，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特意采用追封的方法，给董鄂妃加封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正可谓：“维将竞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然而即便是这样，仍然不能缓解顺治心头的悲懑，终于萌发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他命茚溪森为其削发，决心出家。幸亏玉林琇抵京，闻知此事，命人取来柴薪，欲烧死他的弟子茚溪森，加之孝庄文太后竭力劝阻，才使顺治勉强答应重新蓄发留俗。
董鄂妃对此，著于康熙十九年的《续指月录·玉林琇传》说：“玉林琇二次到京（时为顺治十七年，第一次到京为十五年），闻其徒茚溪森为上剃发，即使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止”。而《玉林年谱》则载：“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顺治）就见丈室，相视而笑”。顺治再次申明想要出家的意愿，经玉林力劝，顺治才作罢。所谓“相视而笑”，则是因为一个光头皇帝见到一个光头和尚的缘故，因为顺治虽允蓄发，此时尚未长起，便觉可笑。在《汤若望回忆录》内有这样一段话：“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时，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以上几则史料表明，顺治十七年八至十月间，清帝顺治决意出家，并剃了头发，但出家未遂。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顺治因患天花病死在养心殿，距董妃之死仅半年。二月初二日，顺治梓宫移至景山寿皇殿，停放百日之后于四月十七日，由与顺治关系密切的高僧茚溪森主持，在寿皇殿前焚烧火化。第二年五月，顺治的“宝宫”——骨灰坛，由辅政大臣等护送，与董妃的“宝宫”（董妃于死后“三七”火化）一同葬入遵化清孝陵。
关于顺治火化，首先，《清圣祖实录》载：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十七日，“上（指康熙）诣世祖章皇帝（即顺治）梓宫前，行百日致祭礼”。康熙元年正月初七日，“上诣世祖章皇帝宝宫前，行期所致祭礼”。“康熙二年四月辛酉，奉移世祖章皇帝宝宫往孝陵”。这里，康熙所祭者分别为“梓宫”和“宝宫”，从中可知宝宫所藏已非梓宫原来之尸体，而是尸体焚化后的骨灰。所谓宝宫，其实就是一个骨灰罐。《五灯全书》引“茚溪语录”，其中有“世祖遗诏召师，至景山寿皇殿秉炬”之语，即指茚溪森主持火化，他是四月十六日到京的。“茚溪语录”还有他当时为顺治秉炬的一偈是：“释迦涅槃，人天齐语，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
由此可断定，顺治死后火化毫无疑问，这也就证明了他未曾出家。至于清朝帝王中为何只有顺治火化，是因当时才入关十几年，仍遵循满族故土先祖火化之旧俗。抑或是因顺治好佛，而僧人圆寂后需火化，故清廷为这位“行痴”皇帝举行了佛法所崇的火葬葬仪，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里姑且不论。目前清史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顺治确实信佛、好佛，也有出家的念头，但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
康熙与天花
据《清宫档案揭秘》记载，清朝入关后十位皇帝中，有两位（顺治、同治）直接死于天花，另外还有两位（康熙、咸丰）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爪下捡回性命，脸上却永久性地留下了天花瘟神的特殊烙印——麻子。在这四位与天花有过直接接触的皇帝中，最具戏剧色彩的当属康熙大帝，那么康熙与天花到底有什么不解之缘呢？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九日，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一个不满八岁的小孩一身孝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中，成为新一代的少年天子，他就是康熙皇帝玄烨。隆重的登基大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站在前面的文武大臣，依稀会发现小皇帝的脸上竟然有几粒稀疏的麻子。后人也许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几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够坐上那张万人垂涎的龙椅。
顺治皇帝突然病逝时年龄不到二十四岁，因此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并没有太多的考虑也是事属必然。据史书的记载，顺治帝思考后事的安排可能是从正月初二日开始的。因为那天一大早，当学士王熙到养心殿问安时，顺治帝把他留在身边，直到晚上才出宫，谈了些什么已不得而知。然而，第二天，他又主动召见王熙，并让他靠近自己的床边说话。王熙在日记中记到：“是日，奉天诏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王熙在自己的日记中都不敢把这些“关系重大”的内容记下来，可见君臣之间所谈论的内容除了继承人和其他重大人事安排，就是对自己政务得失的反思和对后事的担忧等。
顺治帝当时已有八个儿子，长子和四子已先后夭折。剩下的六个儿子是：九岁的二儿子福全，八岁的三儿子玄烨、五岁的五儿子常宁、三岁的六儿子奇授、两岁的七子隆禧和八儿子永干。有人说皇太后原本指望继承人能仍出于自己的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古特氏，因此，不仅连续给顺治帝册封了两位这个家族的皇后，另外还有四个博尔济古特氏女子被册为妃子。不过，值得深思的却是，不仅两个皇后不为顺治帝所喜爱，连遭冷遇，且六位女子都没有为顺治帝生下一男半女。那么，皇太后如果确有这种打算，现在也只能全部落空了。皇帝既然没有嫡子（皇后所生之子），就只能在庶出诸子中选择。常宁以下诸子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显然岁数太小，只有福全和玄烨两个尚堪择取。长期以来顺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认为其年稍长且贤，想立为太子。但玄烨聪明好学，早为皇太后所垂爱，福全虽长一岁，但却有一只眼睛失明，显然与九五之尊的位置不般配。因此，皇太后选择了玄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的仲裁。而这个第三者，是在钦天监供职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在宫中当差已经很有些年头，官至一品，而且因有一次将皇后博尔济古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而深受皇太后的信任，顺治与他之间也保持着某种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曾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翻译过来就是“爷爷”之意。
这样，顺治最后接受了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不过八岁的皇子为帝位继承人。当时为促成这样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却尚未曾出过天花，与其父皇一样时时都得小心着这种可怖的病症。汤若望的理由使顺治帝折服，自己即将被天花夺去生命，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理由更能打动他呢？就这样清朝入关后最高权力的第一次移交，竟是因一位皇帝死于天花，一个不会再得天花的、本不受父皇关注的皇子立即身价百倍。少年玄烨脸上的麻点顷刻间竟成了他得为帝王的资本，这是福气呢？还是祸患？
天花帮助康熙当上了皇帝，但康熙对天花并不存多少感激，相反天花留给他更多的是噩梦与仇恨。
天花在中医中称“痘疮”。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它很早就已开始为害人类。据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木乃伊上就已经出现了天花病菌。在中国，有明确的痘疹病理记载是从晋朝开始的。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令人谈痘色变。实际上，有清一代，天花曾多次泛滥，因此，清史上曾有多起宫廷疑案与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