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从三科儿来的老人，颤颤巍巍地从人群里走了出来。贺景富、曹海林赶紧迎上前去，陪着老人走进了羊群。当他把自己24只耳朵上割有记号的羊赶出来时，先遣连的战士余贵清抱着一只小羊羔急忙拦住老人说：“老人家，这只羊羔也是您的。”
老人听后，连连摇手，丢下羊群要走。余贵清急了，急忙拉来翻译让他给老人讲清楚。老人听翻译说余贵清抱的羊羔也是他的，就连忙说：“不，不，我只有24只羊，都找到了。”
余贵清忙说：“老人家，羊羔确实是您的，就是那只母羊生的，你看我在它们的屁股上做了记号。”
老人仔细看了看母羊和羊羔身上果真都有一个大红圈。激动地含着泪从余贵清的手里接过了那只雪一样洁白的羊羔。
不到半天，184户藏民就认领完了自己的牛羊、帐篷等财物。说来也巧，那天下午天快黑时，革吉一位帮布陪着遭叛匪抢劫的印度商人辛格，维尔来到了先遣连的驻地。邦本告诉贺景富：“辛格先生今天本来准备返回印度，刚好路过扎麻芒堡，听说贵军发还财物，辛格先生想来打听一下，他能不能认领自己的财物。”
贺景富说：“当然可以，我军保护一切合法在我境内的外国侨民利益，对辛格先生遭叛匪拦劫，我们深表同情，请辛格先生认领吧。”
辛格经常往来于印度和西藏之间，从事皮毛和日用品生意，扎麻芒堡附近的许多群众都很熟悉他。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3峰骆驼和七头毛驴，而许多群众也都证实，6月25日，辛格被叛匪抢去13头毛驴，而辛格却只从近百头毛驴中找出了属于自己的7头。辛格向我军表示感谢，称赞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是世界上少有的军队。
后来，经请示上级同意。剿匪部队从无人认领的毛驴中，挑了6头体质较好的派人送给辛格，作为对他的补偿。辛格十分感谢我军的馈赠，多次托人转达对我剿匪部队的谢意。1952年冬季，部队再度断绝给养时，辛格还托人专程赴噶尔昆沙为先遣连送去一批食品和日用品。
8月12日认领缴获物资大会结束后，还剩下400多只羊和100多匹驴马。无疑，这是叛匪从新疆和青海等地抢劫的。根据上级指示，无人认领的物资可自己留用。战士们却主动提出全部救济群众。
第二天，当战士们赶着牛羊送到扎麻芒堡周围16户连1只羊都没有的贫苦藏民家中时，多少人感动地说着千声夏保、万声菩萨。战士们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我们送来的。”群众就拿出哈达，请战士们转交给毛主席和共产党。
1971年夏天，阿里军分区派人征集英雄连的史料，哈萨克族战士哈布利给宣传科长严克勤讲了一个故事：杜岗有户藏民，全家7口人，因借贷被头人盘剥得只剩一顶空帐篷，两个女儿还被头人抢去当了奴隶，家里穷得连一条羊腿也没有了。曹海林和哈布利给他赶去了2头牦牛、23只羊。70多岁的扎达明仁老人感动地跪在地上给曹海林和哈布利磕头。曹海林扶起老人，又救济了他10块大洋，说牛羊是共产党、毛主席让我们送给你们的，临别时，扎达明仁老人拿出两条哈达，请曹海林转交给毛主席和共产党。翻译告诉老人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好多好人组成的，劝老人把哈达留下。扎达明仁又急忙取出家中仅有的7条哈达，执意让曹海林转献给共产党、毛主席。曹海林最后收下了哈达。1952年春，彭清云去北京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时，曹海林又将哈达请彭清云带到了北京，交给了总政治部甘泗淇副主任，请他转达阿里人民对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意。
群众从真真切切的实惠中，理解了党的政策，看到了人民军队的可爱。不久，群众听说负责往噶大克转运粮食的曹海林部遇到了困难，就主动组织了一支400多头牦牛的驮运队，担负起了从阿帕木夏到噶尔昆沙的运粮任务。据彭清云等人回忆，当年运进普兰和噶尔昆沙的给养中，有30％是这支藏民牦牛队运来的。
哈力伯克叛匪经我两次进剿后，残部于9月上旬窜至普兰宗以西中印交界的班公湖周围地区，与先期窜至该地的胡赛音股匪会合，共计200余人（含部分被裹胁的群众），各种武器40余支（挺）。叛匪们背靠印度边境，在边界地区修筑工事，企图与我军对抗。同时，又向驻毛力度那的印军请求受降，积极进行外逃准备。
9月5日，贺景富率9连73人（此时曹海林所率先遣连30余人，已奉命担负转运给养任务），追至日土宗以西地区。
12日，安子明、彭清云所率增援分队，在生江与贺景富部会合，共计184人，由安子明统一指挥。
当晚，彭清云奉命率先遣连30余人接近叛匪，侦察改情。
13日彭清云带第一侦察组17人，斯拉甫带第二侦察组12人到达班公湖地区，展开侦察活动。
19日安子明根据两组侦察情况，将围歼计划上报新疆军区及西北剿匪指挥部。
9月23日，中央军委复电王震司令员，对围歼班公湖地区叛匪作了重要指示。电文如下：
经西北转来安子明同志19日电悉：即告安。盘踞班公鲁（即班公湖不同音译——作者注）哈力伯克叛匪二百余人，只距印度一华里左右，在不利他们的情况下，叛匪必退入印境，并可能企图引诱我军越境，引起中印两国纠纷。因此，在无绝对把握、该匪又不至超越国境的条件下，以暂时监视该匪为宜。但不管进行围歼与否，安子明必须再行通知毛力度那印度军队：叛匪如越境入印，我军不会越境追击。但望印军必须解除叛匪全部武装，加以扣留，否则对中印两国边界和平关系甚为不利。中央已将此事经过袁大使通知印度政府。
9月24日，安子明根据中央指示，会晤毛力度那地区驻楚舒勒印度军队。印方表示可以理解，愿意配合，并在25日，增驻部队400多人，加强了防务。
26日，安子明再次照会印军，通知我军近日可能围歼哈力伯克叛匪，希望印度军队给予协助。9月27日拂晓，我军分三面同时向叛匪发起攻击，实施围歼计划。经8小时激战，歼敌90余人，残匪开始向印境退逃，彭清云即率英雄连30余人，从左侧迅猛插入敌阵，很快切断叛匪退路。正当叛匪处我四面包围。眼看将被全歼之际，印军突然向我军各个阵地发起炮击，并用轻（重）机枪向阻敌外逃的彭清云部扫射，当即造成我军两人牺牲，一人受伤。
此战，尚距印境有1700米，印军竟背信弃义，公开助匪，引起了参战官兵的极大愤慨，但我军仍以中印友好关系为前提，极力克制，始终未向印军还击。下午5时，我军被迫退出战斗，为防止事态扩大，当天返回生江驻地。
10月10日，贺景富，彭清云率部联合向盘踞班公湖以西我方境内另一股叛匪实施合围。此战，再次歼敌37人，残部10余人逃入印度境内。
至此，历时两个半月的剿匪战斗全部结束，藏北匪患根除殆尽。世代饱受匪患之苦的阿里数万僧俗群众。从此有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后来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藏北剿匪战斗结束后，英雄连全体官兵再次受到王震将军的通令表彰。
范明在青海和拉萨之间，用双脚为佛爷踩山道。当他在太阳城下拥抱张国华的时候，十世班禅也踏上返藏之路。达赖班禅两位佛爷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
昆仑高原的9月，已是薄雪厚霜的季节了。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通天河畔，地上都是稀疏的雪野，高耸的雪峰倒映在山下一个个不知名的湖中，显得格外宁静，格外悠远……
范明将军率领的西北军区进藏独立支队（对外称18军独立支队，计1700余人、12000多匹骡马和1000多峰骆驼）到达通天河北岸的渡口时，正是下午3时。
按计划部队渡河后，才能安营扎寨。但是等他们赶到河边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三四百米宽的河面上，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浮冰群在急流中打着滚，拥挤着，撞击着，发出阵阵金属断裂般的轰响，以每秒10米左右的速度向下游冲去。
范明赶到河边后，立在马上半天没有下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部队会在这里遇上洪水。早在7月中旬，他就派侦察队侦察从西宁至黑河沿途的兵要地志。据当地的藏民讲，横在部队面前的这条通天河，是河的上游。平时，河床只有几十米宽，水深平均在一米左右，人和牲畜常年均可徒步涉水过河，可现在是怎么啦？
范明叫来侦察参谋。参谋说，7月份他们就是从这里过的河，水深不到半米，连马都没下就过去了。
向导也说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
原来，进入8月份以来，西北地区持续高温，造成了晚秋高原大面积的溶冰，形成了通天河上罕见的洪水期。
范明支队1000多人和随行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行辕堪布厅秘书长晋什美所率的200余人，面对滔滔的通天河一时没了主意。
范明只带了10只羊皮筏子，原计划是沿途过河时，供班禅行辕人员和病号及女兵使用的。现在看来羊皮筏子真的有了用场。
筏子吹起来了。范明命令侦察员先用三只筏子下水试试深浅。谁知三只筏子刚刚放下去，侦察员还没上去，就被洪水涌来的冰块掩埋了。战士们顺着河岸追了半天，也没见一只浮上来。
范明又命令把剩余的筏子全部吹起来连在一起，又用四根毛绳拴牢，并用一个连的人在岸上拉着，才抬着筏子下了水。可是从宁夏请来的筏子客，谁也不敢上，一个个哭喊着自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求范明开恩。说完又集体做开了“乃妈孜”。
将军考虑到他们大都是回民，就没再说什么。转身命令12名侦察兵上了筏子。
筏子刚刚下水，迎着水流方向那边的几只羊皮筒子就被锋利的冰棱刺破。一排完了，又刺一排……
筏子划出不到200米，就只剩下几只羊皮筒子了，眼看12名侦察兵就要全部落水。范明这才下令往回拉。等他们把筏子拖回岸上时，只剩了一个架子和一堆破羊皮。好在人员没有损失。
天渐渐暗下来的时候，范明支队还没渡过去一个人。范明只好命令部队扎营，准备明天拂晓再渡。
这天是1951年9月20日。
范明支队是我军四路进藏部队中第二支先行进藏的部队，也是西北军区继1950年8月1日，新疆独立骑兵师一连进军阿里一年之后，又派出的第二支进藏部队。
实际上，早在年初，周恩来总理就会同中央民委和西北、西南局的领导，根据解放西藏的需要，认真研究了西北部队“进军阿里，出兵藏北”和“十世班禅的返藏”问题。1月30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亲自召见中央民委的李维汉和西北局的联络部的范明、牙含章等人，具体研究布置了班禅返藏等问题。
周总理说：“西北的进藏部队主要是在军事上配合（西南），准备接管后藏地区。阿里由王震同志派部队去接管。同时，你们西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班禅的返藏问题……将来进去要分几个梯队，现在必须准备粮草和牲畜……班禅集团1500人，工委（西北西藏）1500人，再加上他们家属及其他人员1000人，共4000人。所需牲畜和其他物资，完全由西北负责。”
西北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在组建了青海骑兵支队，配合西南主力完成了昌都战役的同时，又组建了以范明为司令员的独立支队，范明总体负责部队进藏和班禅返藏全盘工作，牙含章具体负责班禅行辕工作。
昌都战役结束后，各路进藏部队均返回驻地进行全面整训和物资筹备，等待进藏命令。
1950年11月9日，毛泽东主席根据昌都战役结束后西藏形势的发展。指示中央、西南、西北局和两个军区：“因在解放西藏的整个作战中，西北人民解放军担负进军后藏和阿里地区的任务，又因后藏是班禅集团历史关系最深，现在仍有相当影响的地区，而班禅的工作则属于西北局。”不久，毛主席再次明确指示：“如此，西北立即积极进行各种有关准备工作。在担负接管后藏和阿里地区的政治任务同时，要担负起十世班禅的返藏任务。”
鉴于当时西宁至拉萨间没有公路，部队进藏和班禅返藏，全部只能靠牲畜运输。范明专门派人到上海、天津等地订购了行军帐篷、防寒装备，大到班禅行辕的宿营大帐，小至风铃、火柴。同时，又在西北各地购买租用2万多头牲畜，其中仅骆驼就达1500峰，而当时整个西北只有3000峰骆驼，可见工作难度之大。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举行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和平谈判期间，范明支队的驮骡大队、牦牛大队、骆驼大队准备基本就绪。西北西藏工委入藏部队的架子也基本搭就。
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中央再次指示西北军区：“加快准备工作，年底争取工委部队和班禅进藏。”同时，毛泽东指出：“立即进军西藏，尽早尽快执行《和平协议》。”
5月24日，在北京参加和平谈判的西北局代表范明，奉命和张国华、李达等人一起飞赴重庆，向邓小平、刘伯承请示进藏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