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蔡元培、李石曾等的华法教育会活动为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遭受战争破坏严重，国内尤其缺乏劳动力，故此到中国招募华工。虽然法、华主事者和参与者渠道各异、思路有别，但总而言之，华工之大规模赴法的效果是明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华工据称不在15万人以下，其中多数为山东人，也有江北、安徽人，年龄多为20～40岁。华工在法主要从事筑路、搬运、挖战壕、造军器等繁重劳役，大部分没有文化，不懂法语，在掌握法国先进工艺、生活交往方面，都觉得有学习文化的必要。法国从本国利益出发，也希望对华工进行必要的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石曾等人的努力与前期工作能够显出其特殊意义。
虽然，当战争来临之际，能特别凸显出华工留法的意义。但实际上，华工赴法，仍有更深层的文化背景，这就必须提及以李石曾（1881—1973）等为代表的中法文化交流工作。早在1902年，李石曾由沪上登轮，驾万里之长波，西去求学，搭乘的乃是法国邮轮“安南号”。而有趣的是，他所参加的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的团队，是相当复杂的一种现象；但李石曾与张静江（1877—1950）的联袂赴法，造就了一段青年志士终生友谊，也促成了一系列文化事业的成型。因为办实业、搞经济是张静江的特长，李石曾则出身清华世家，做这类事情并不拿手。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二人相处时间既久，交往关系亦密，这也就难怪耳濡目染的李石曾“跃跃欲试”，也希望尝试一下做生意的感觉。但他与职业商人张静江不同的是，他有专业背景，既学农业，又研生物，他一下子就能捕捉到“商机”与“特长”的结合点。
而李石曾对华工事业的投入，并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始。早在1908年时，他首次返国，回到老家河北省高阳县，给布里村及附近村庄的农民办豆腐训练班，让他们学习做豆腐、豆浆、豆腐丝、豆腐干等技术，并组织第一批豆腐工人（第一批法国华工）赴法；1909年，进而在巴黎成立了豆腐公司。也就是说，早在战争爆发之前，李石曾就已将华工赴法的思路付诸实践。相比较因为战争需要而紧急输入华工的法、英等国，李石曾这种主动走出去的思路意义非凡。因为，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劳力输出行为，而孕育着一代思想者的文化理想情怀。作为豆腐公司工人的陈珍如这样回忆道：
豆腐公司的工人，文化程度都较低，更不懂法语，李石曾与大家商议后，利用工余时间，办了个夜校，每晚学习两课时，学习内容有国文、法语、物理、化学、数学等。李石曾教物理和人身学，李麟玉（留法俭学生）教国文、蔡元培和其他留法俭学生也经常到校，给工人讲课，夜校办了一段时间，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少工人很快学会了浅易的法语。
1908—1912年，共有四批工人由高阳县应招赴法，这些工人从本质上来说乃是农民；经由段宗林（号子均，李石曾好友）所办的豆腐公司工人训练班培训之后，才转变成“工人”。前三批人数都比较少（最多不过10余人），基本都入豆腐公司；而第四批人数则达43人，到法国后，有的进入豆腐公司，有的则进入其他工厂（弗斯沟司人造丝厂、瓦尔司人造丝厂）。如果说前三批均由布里村的豆腐作坊训练后赴法，那么1912年赴法的第四批工人则由齐竺山开办的“劝工公司”组织招聘。这其实已经意味着规模化的初步成型，不妨视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大规模华工赴法的前奏。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实践垫底，所以面对十多万华工的“汹涌潮来”，华工学校的开办不但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有“水到渠成”的一面。如此之多的华工蜂拥而至，一方面固然是可以解决法国政府劳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可另一方面带来和面临的问题也真是不小。华法教育会的诸君，生出一个念头，那就是创办“华工学校”。不过办校的念头，并非针对所有的华工，面对如许庞大的人员基数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教员与学校，于是希望采取“滚雪球”效应，直接目的是突击教出一批华工翻译，让他们能够起到中转疏导的功用。
所以，难怪在豆腐公司的工人眼中，甚至认为：“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开始只提倡留法俭学，以后，由于受到豆腐公司工人业余求学的启发，才改为提倡留法勤工俭学的。”勤工俭学的理念需要细加辨析，但就此而言，华工赴法同样也是一种具有文化史意义的交流活动。虽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本书尝试从教育视角切入，特别关注知识精英与工人阶层的文化互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