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学校讲义》所反映的蔡元培等知识精英的华工伦理观
当初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汪精卫等起意联合法人创办华法教育会（Societé Franco-Chinoise d’Education），其宗旨主要在于“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华法教育会所图者虽大，但也将华工教育列为自身的主要会务之一，所谓“组织留法之工人教育”是也。1916年3月29日发起组织华工学校，这一举措得到法国工部与教育部的赞助，除借给校舍外，还每年津贴2万法郎。为了推广在法华工教育，乃首先招收学生24人，开设师资班。4月3日，蔡元培亲自考验新生；4月5日，学校开学，蔡元培发表开学演说词，强调办校目的：
预计来法之华工，必有种种困难，不可不有人焉专任排除困难之任务，而此负排除困难之人，或亦受有几许之困难，且即使其人已能自脱此种困难，而于为他人排除困难之任务，尚未有所研究，则亦恐无以胜排除之任，故设此学校，以为研究华工来法排除困难之任务也。
应该说，这一表述是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校课程设有法文、中文、算学、普通理化、图画、工艺、卫生、修身以及工会组织等科。或由法国教员讲授，或由留法俭学生义务任教，而李石曾讲授卫生；蔡元培自己不但讲授德育课程，而且动手编写讲义，内容关乎德育与智育，这就是日后多次被选收入教科书的《华工学校讲义》。这种情况很有趣，是时蔡元培在归国出任北大校长之前，有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政治、文化资本，年纪在知命之前；而李石曾更年轻，不过三十五岁。我们来看看蔡氏是如何面对华工“侃侃而谈”的。
在讲义的第三节，他就提到了“公共卫生”问题，要求大家“毋唾于地；毋倾垢水于沟渠之外；毋弃掷杂物于公共之道路若川流。不幸而有传染之疾，则亟自隔离，暂绝交际。其稍重者，宁移居医院，而勿自混于稠人广众之间”。这些道德要求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因为“华工住地与宿舍常常污物随地排放，极不清洁”。而作为当事人的齐如山更有着非常真实的回忆和记载，提及他带着的豆腐公司工人坐火车赴法时的种种不文明习惯造成的苦恼。所以，蔡元培会特别强调公共卫生伦理的相关性，即作为个体既受“公共卫生之益，则不可任意妨碍之”，引古谚“千里不唾井”与孔子之言为据，篇幅虽短，道理充分。
这些问题，貌似人伦道德ABC，但是放置到其时的具体语境，却还真的是不容小觑。蔡元培在这里向华工表述的伦理观，基本不出留德时代所编撰之《中学修身教科书》范围，相比较之下，前者更为系统，而此处则更求浅显简洁。有《中国伦理学史》这样的学术著作垫底，蔡元培伦理观的学术痕迹相当重，但当面对大多可能文盲程度的华工来说，考验的可真是大学者“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本领。
就《华工学校讲义》的整体布局而言，德育三十篇，大约可分为公益、待人、修己、辨义四部分；智育十篇，则涉及文字、图画、音乐、戏剧、诗歌、历史、地理、建筑、雕刻、装饰十项人类知识门类。如果说后者是知识性的拓展，其重心显然还在前者，即如何将基本伦理观灌输给远在异国的华工同胞。华工远适异国，其实面临的是多重挑战：一则工人本身并非日后经过职业训练的熟练工人，而大多恐怕仍是农民阶层。这点豆腐公司的工人来源可做参考：“所有工人，都是由乡村招来的青年，仅仅的在乡村小学念过几年书，对于世界上的知识，当然一点也没有。”李石曾与齐氏兄弟经手亲自招募的小规模工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所以，他们本身在中国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相当粗浅的，需要最初级阶段的启蒙。二则既适外国，尤其是法国（欧洲）这样的西方先进国家，则必然感到观念方面受到极大冲击，所谓“文化震惊”（cultural shock）是难免的，需要有一种知识和心理上的双重调试过程。三者华工毕竟还是要在法国的社会环境里生活工作，与法国人打交道很难避免，传授基本的社会伦理观与处世常识，也还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对于蔡元培这样的教育者而言，他们要考量的，既有初级启蒙的知识性因素，更要考虑实践操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故此，伦理观问题呼之欲出。
在讲义的编排中，公益部分名列其首，所谓“凡吾人共同享受之利益，有共同爱护之职责”，首先明确基本原则，然后要求大家“顾公益之既成者，吾人当爱之；其公益之未成者，吾人尤不得不建立之”。前者对大家注意公共卫生、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皆有明确说辞；后者则举例说明兴建公益如兴学、建桥、修路之必要与值得表彰。
实际上，比较一下《中学修身教科书》的编撰思路，就可以知道蔡元培还是很有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精神的，其原则当为区别对象“因材施教”。前者强调：“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仅谈论社会的第三章，就包括总论、生命、财产、名誉、博爱、公益、礼让及威仪等六节。关于公益问题，虽然篇幅远较《华工学校讲义》为少，但在学理上则更深刻，如强调“图公益者，又有极宜注意之事，即慎勿以公益之名，兴无用之事也”，“又有以公益以沽名者，则其迹虽有时与实行公益者无异，而其心迥别”，“国民公德之程度，视其对于公共事物如何，一木一石之微，于社会利害，虽若无大关系，而足以表现国民公德之深浅”。而在《华工学校讲义》里，更多的是关乎华工本身日常行为中应该注意的准则和具体公德问题。
蔡元培日后曾提出过“劳工神圣”的观念，虽然他强调的乃是一个泛化意义上的劳工，所谓“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但毕竟还是有所侧重，譬如对法国十五万华工第一次世界大战贡献的肯定。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以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已经在理论上认识到工人阶层的重要性，并把他们作为教育的对象，但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与操作中，还是有所区分的。这既出于现实场域运作的种种制约因素考虑，也不排除知识精英本身在文化上“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正是由于后者，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精英虽然开辟了良好的“沟通工人”的道路，但远远未臻佳境。故此，一旦共产主义思潮以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呼啸而至时，也就很容易获得工人阶级的认同，并成为压倒性的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革命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