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赴法，表面看去不过是一单纯的历史现象。但经由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所蕴涵的，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劳工参战事件而已。日后浩浩荡荡的“勤工俭学运动”的展开，实际上有其内在的脉动。
在战争中，军人作为炮灰，乃是必然被牺牲的社会阶层，虽然表面上可以用各种动听的名词去修饰；商人逐利，则同样为资产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本性，通过巨大资本的力量，他们的利益和身影无处不在；政客则采取另一种立场，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政客的功用不容忽视。如果说，战争的爆发乃是以上诸多因素的相互博弈的结果，那么华工在法则既是一种历史构成因素，也体现出历史发展结果。史家如此评论欧战华工的历史价值：
大批华工应募赴战地工作，凭我燕赵齐鲁男儿坚苦卓绝之特性，含悲忍泪，毋怠毋忽，终能达成艰巨使命，获致光荣之成果，不惟有助于协约国之获得最后胜利，亦无愧于中国参战之任务。惟一般而言，华工之地位并未获得联军应有之尊重，华工除纳入严格之军事管理之外，由于语言之隔阂，风俗习惯之差异，于工作和生活方面仍时有不愉快事件发生，甚至虐待情事亦有所闻。尤可叹者，华工为工作而捐躯或患病，或受伤而成残废，及大战胜利后，却在谈不上任何抚恤与补偿下轻易被遣送回国。华工生命之不值钱，莫有甚于此者！
这段评价甚能对华工有“理解之同情”，但除本国史家面对同胞者血泪惨史的动情描述之外，我们是否可以更加超越的眼光来审视这段历史？华法教育会，作为一种功利性相对单纯的社会组织，其功用究竟何在？该机构及其核心人物，与华工之间究竟形成了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李石曾无疑是一个具有文化理想主义情怀的人物，其思想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超前性，以他的理想与能量，本来有可能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促进此一事业的发展。时当留法，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的周恩来（以伍豪之名）就对李石曾评价相当不错，认为“李石曾能晓然于我们工学界应同其甘苦”，能对勤工俭学生与华工“不分畛域”；且“李石曾不但曾亲眼见过劳工朋友的受苦状况，他也是一个能了解朋友们苦痛的人”。
确实，若论及与华工的接触，李石曾当属最早之人，而且更有相当程度之理论认识。早在1917年，李石曾就撰写过《移民意见书》，相当全面地分析了华工赴法之利弊，利者有三：扩张生计、输入实业知识、改良社会；弊者亦三：不平等之待遇、包办招工者之渔利、招彼国工人及普通社会之嫉视。相比较蔡元培更以踏实沉稳的讲义编撰工作而介入华工自身伦理观的教育实践之中，李石曾更具备宏观大局意识的理想情绪，在他心目之中，华工赴法有着远超出这一群体自身的更为广阔的文化史意义。李石曾曾发明出一个“侨学”的理论概念：“移民的现象为属于侨学与侨术的一种最重要的材料，我所新创的侨学与侨术这两个名称，与移民学非同义者，譬如人、动物、植物，皆为生物；由人有人类学，由植物有植物学，由动物有动物学，然此三者皆不与生物学为同义，因生物学有它自己的领域，侨学与侨术之于移民学，正是这样。”那么，他的侨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涉及学理层面与运用层面，而其对象则都指向物（动物与植物）与人。所谓“侨学客观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即“移动、由移动而生的变化、由移动与蜕变而生的进步”；“侨术要设法改进”三个方面，即“移动、变化、进步”。总而言之，“侨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在移动中的若干生物，从此一地到彼一地，或从几个处所到另一个处所；研究他们的一切关系上与活动上所表示的一切现象”。而其基本原则有二，一为“移动”，二为“适应”，所谓“此二者为生物侨化的两极（LesDeux Poles De La Kiaoisation Des etres）”。无疑，在李石曾的侨学理论中，华工也属于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侨学群体”。既有理论思考，又具行动能力，再加大势所趋，李石曾等人之引导华工教育，本该胸有成竹才是，可为什么查诸实际，亦复不然？其原因主要在于华工来法之势甚猛，如同日后勤工俭学运动一样冲乱了这批知识精英的阵脚。第一批24名师资生学习不到半年，就不得不投入到接待华工、担任华工翻译的工作之中。虽然从总体来看，初期的华工教育取得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华法教育会临时干事会报告中甚至赞扬说：“学生进步之猛，实足为教员之荣幸，而为吾人始愿之所不及。”但作为一项大事业，这样一种非计划性的“人员爆炸”，远远超出了知识精英们所能够从容应对、进行整体规划的可能范围。
尽管如此，这批知识精英还是尽自己所能，导留法华工以“正轨”，采取可能的方式对华工进行引导，树立他们的伦理观念。譬如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会、中华印字局合力刊行《华工杂志》，该刊宗旨显然与前者有所区别，强调“以提倡勤、俭、学三者为宗旨”，突出的是“普通知识”，多用“白话与字母”，注重使华工既学汉语又学西文（附载中、英、法文会话对照）。该刊办刊时间为1917年1月16日至1920年12月25日间，先为半月刊，后改月刊，共出刊49期。应该说，通过办刊宣传的方式，华工教育得以在更广泛的传播层面进一步落实。
华法教育会所进行的法国华工教育，尤其是以伦理观为中心的法国华工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史意义。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特别揭示：
其一，华工教育既是历史进程的部分组成，也是一种文化史（教育史）现象，其背后深藏着知识精英人物的理想情怀。吴稚晖曾这样解释李石曾的招募华工思路：“李先生何以如此热心，把中国几十万华工招来法国。李先生是要这些人来法国，看见法国如此美丽，如此有秩序。只要每一来法华工回家后，能改良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也就够了。”李璜作为参与李石曾整体留法教育事业推进的局中人，虽然认为其巴黎豆腐公司的事业由于与法国人口味不合而不成功，但仍然指出它的另一种功能，“为参战华工做甜豆饼干与五香豆腐干”。应该说，在这批知识精英的视域里，华工（工人阶层）教育及其可能始终是一个关注的中心问题。
其二，法国华工教育范式的开辟在华工史上的重要意义应予以关注，它为华工在未来社会场域位置的改善和获得提供了一定的文化资本。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海外华工史上，从清季李鸿章、黄遵宪那代人“保护华工”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到李石曾等“华工教育”理念的展开，应该说是华工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变化。从地域角度看，美洲华工史血泪斑斑，主要是在所在国为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而奋斗；俄国华工则借助十月革命的东风，对马列主义有着积极的接受和传播，使其与工人阶级为主体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联；相比之下，法国华工的独特道路在于开辟了独特的“华工教育”范式，而且是由中国本国的知识精英为主导的。而且从这批华工中以后确实也涌现出一批佼佼者，除了相当部分留下在法国形成日后的旅法华侨之外，诸如1915年参加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的李广安、齐致等人日后可谓也“出人头地”（当然与李石曾的扶持有关）。李广安曾任北平市公用局局长，齐则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这对华工出身的他们来说，也算是相当不易了，没有“华工教育”这碗“酒”垫底，这也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机构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教化和传授知识的功能，它还是重新调整和配置个体（乃至家庭、阶层）的文化资本的过程，它能够对文化资本部分的再生产起到关键性乃至决定性作用，从而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施加重大影响。故此，教育机构，尤其是那些具有核心意义的精英型的教育机构，“就成了人们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的争夺的关键”（un enjeu central des lutes pour le monopole des positions dominantes）。华法教育会当然还无法承担这样的功能，但毕竟，我们应当承认，“教育再生产通过文化再生产实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功能，也就是说，再生产了社会阶级关系，强化了而不是消除了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由此，教育系统将现存秩序合法化”。华工所接受的教育，至少能为他们未来进入社会场域提供一定的文化资本。
其三，以蔡元培、李石曾等为代表所开辟的知识精英与工人阶层的互动模式，值得特别关注。其实并不仅是蔡元培、李石曾这样的领袖型知识人参与到华工教育中去，一些当时场域地位平平、日后却卓然成器的知识人（就此期言）如林语堂、李璜、晏阳初、张竞生等也同样对这一进程颇有贡献，他们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日后晏阳初（留美）被西方世界推举为全球十位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等齐名，其事业发端正在于此。其工作乃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国华工服务，代读代写家信，创办《华工周报》，举办识字班等，此类工作，正可视作他日后“平民教育运动”的开端；至于林语堂，虽然他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才由美到法，而且根本目的是为了去德国耶拿大学求学，但毕竟经由法国中转建立了一段与华工的渊源。他通过申请到在乐魁索（Le Creusot）城的中国劳工青年会（美国主办）一个职位，“为中国劳工编了一本千字课”。他还有另一重目的，就是“希望在那些华人劳工中找到祖父”，虽然以失望告终，但由此亦可见出华工史牵连的广泛性。
而将这样一种视域放入长焦距中，则不仅是知识精英本身，具有文化理想情怀的政治精英如孙中山、张静江等的介入，也值得引起重视。作为理想主义色彩颇为浓烈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对华工问题也有所关注。吴稚晖、张静江等则由于与蔡元培、李石曾等的密切关系，虽未亲自身与，但他也同样有所关注。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赘述。总体而言，蔡、李诸君对华工问题的身与，意义甚大。但其不足亦同样明显，以他们的性格而言，“均属先知先觉型的理论家、提倡者，而非行政者、组织家，故由彼等实际领导此一运动，若无良好的辅佐人才，焉得不失败！”可话说回来，谁又能是十项全能的神仙菩萨呢？“有一短必有一长”，蔡、李诸君借助华法教育会的活动平台，在战争史背景中戮力展开的华工教育事业，不但为华工伦理观确立了范式，而且为日后的华工发展准备文化资本、为当时的基层知识分子提供出路创造了可能，甚至还确立起知识精英与工人阶层的良好互动榜样，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