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晏阳初、林语堂、蒋廷黻等的基督教青年会活动为中心
无论是晏阳初（1890—1990），还是林语堂（1895—1976），乃至蒋廷黻（1895—1965），他们或被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1943年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推选），或被推举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都是现代留美学人中的佼佼者与产生了世界性声誉的知识精英。而有趣之处则在于，他们都在青年时代的留美之际，与欧战华工产生了一份难解的文化因缘。或是由理想情怀追踪而至，或是因偶然因素勾连而成，无论如何，这一有趣的起点值得追溯。而这种双重侨易的过程，即由留美经验而经历欧洲的华工教育事业，在西方文明的双重文化语境里的沐浴，究竟会给他们的未来人生与事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就现代留美学人这一群体来看，其负笈远行本身，就有着非常独特的文化史意义。如果从近代中国留美（留学）第一人容闳算起，那么中国的留美教育事业是从耶鲁大学开始的，而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虽然拓殖已有数百年，建国已过甲子，但就世界整体学术与教育场域的地位来看，仍毫无疑问地处于“受业型”的弟子国，其“以德为师”的事业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之中。吊诡的是，近代中国选择“开眼看世界”的首选典范，正是这样一个并非世界学术中心，且仍在师从他国的国家。如果说当初容闳之留美，有其不得已的个体因素，毕竟这还不是国家行为，可日后他之促成清政府官派留美幼童的事业，竟同样以留美为标的，也可见出其时中国政治精英的认知水平之局限与国家事业面临大变局时代操作之无奈。
而无独有偶的是，晏阳初的留美母校也是耶鲁。从容闳赴美到留美幼童放洋，从清华学堂的集体留美到20世纪初期的留美潮起，留美教育乃是现代中国崛起过程中重要的知识背景支撑，其优劣成败姑且不论，就数量而言，百年间两万名左右的留美生数目不算太多，但也不能算少。要知道，现代美国依靠19世纪大批留德的知识精英完成了现代大学改革与建构的任务，并进而影响到现代美国崛起的整体进程，其留学生人数也不过万人而已。所以人数本身并非至关重要，更在于其成材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现代留美学人“学业基础扎实，学习勤勉，多习理工农医，在科技进步和科学普及方面成绩卓著”，表现相当不错。可如果仅就此立论，则很难把握要领，因为我们要追问的无疑是，留美学人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里，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究竟给予了这个国家以怎样的重大影响？
相比较胡适、吴宓、冯友兰、蒋梦麟这样的纯粹留美教育培育出来的精英人物，在美、欧之间游学的那批人物值得特别关注，诸如由美留德的陈铨、贺麟，游学世界的罗家伦、何思源等。而晏阳初、林语堂、蒋廷黻等的路径之所以要专门提出，不仅在于他们的教育养成符合这样的路径，而且在于他们开辟了一条近乎“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道路，即兼及与华工阶层的互动可能。晏阳初自己讲得很清楚，“我自己本来是学政治经济的，那时候‘平民’两字在我脑海里还不深刻，就是当时从美国到法国去，愿望无非是领导华工”，但事实远非如此，“在他人的国家里，碰到这二十几万华工，我才认识了真正的中国”。这段话将晏氏的侨易学过程和功用交代得相当清楚，就是在“异国”他得以重新正视“自我”，包括自己，也包括对自己母国的认知。为什么说见到了如此数目众多的华工，晏阳初才意识到了“真正的中国”呢？这里面至少牵涉到三层含义：一是知识精英与工人，推而广之是下层草根群体的隔绝；二是异文化语境的反作用问题；三是特殊语境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组合之重组可能。这里需要略做分辨，细加讨论。
精英与大众始终是一个基本的二元结构，而之所以能成为精英，则知识的获得是一个基本的决定性因素，但就现代中国而言，作为社会重要组成的士阶层发生了重要的分裂和变形，也就是说，由原来的“政学二位一体”的“士”分流为官员群体与知识分子。作为官员群体，他们虽然由高等教育所培养，但基本上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官僚，在各种国家和地方的行政机构中获得职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则在现代社会中从事各种新兴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门性职业，如教师、编辑、记者等。但对于传统的“士阶层”来说则不然，他们似乎是二位一体的，读书即是为官，而为官不忘读书。读书的目的不是为求知而求知，而是“治国平天下”，为了将书中的经纶施展于个体的社会实践，也由此实现个体的入世价值；为官的目的也不仅是为了为官，还要行“圣人之道”。这样一种进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是非常普遍的。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样一种具有理想化的表述没有了，在体制上也不存在将学与仕绝对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了，但读书人的那种骨子里的“精神气儿”也连带被扯了出去。在这里，晏阳初清醒地意识到有一个“真正的中国”存在，这并不是说他原来生存和感受的就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说通过与旅欧华工的接触，使他重新认识到一个此前未曾意识到的中国的面相。这说明了什么呢？
就第一层意义来看，晏阳初对成为华工的这一社会群体是非常不熟悉、不了解的，所以他有“耳目一新”的感受。也就是说，华工的存在，和华工群体的亲密接触，使得晏阳初的为人识世、处事借物乃至思想认知，都有所拓展，甚至可以说是上升了一个层次。
就第二层意义来看，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在异国——这里指法国——所产生的这样的感受的。晏阳初做过这样一个推论：“法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就是那二十几万华工。少数留学生决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就是无知无识，过着牛马般生活的中国人。”这个推论是有道理的，因为并非他一个人有此感受，时当留法的张竞生就这样说道：“那些华工到法国后颠连困苦，大受白种人的白眼。”确实，华工在法，看似一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其所折射出来的复杂事实，却一点也不简单。因为这个群体代表的不是自己本身，而是象征着其诞生成长的祖国家园。具有留美经验的晏阳初在法国感受到华工的意义，其中酸甜苦辣，可谓俱上心头。
更重要的是，在一般的环境中，譬如在中国国内，具有高等教育尤其是留学背景的知识精英是不太可能获得与一般基层民众如工人、农民的长时间、近距离、深度的接触机会和经验的。只有身在异国，而且是在欧战惨酷的这种特殊背景下，这两个阶层才可能获得一种“亲密接触、互相认知”的机会。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特殊岁月的特殊经历，晏阳初不可能在日后选择一条毕生为之奋斗的“平民教育”之路。这条漫漫长路是怎样开始的呢？那要从1918年6月2日说起。
这一天，晏阳初启程与两名同伴搭乘美国军舰前往欧洲，于中旬抵达法国北部的布朗（Bonlogue）。其时他在耶鲁大学政治学专业本科刚毕业，因为受到教会宣传的影响，而决定去欧洲战场为华工尽力。应该说，晏阳初最后选择了“平民教育”的道路，是由此发端的。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他之所以选择去法国为华工服务，最初或设想是为了“实践爱的人生观”，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华工无意地启示了我去探索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在这里，有一个根本因素值得特别关注，就是晏阳初在欧时代的前知识域。此前他已经历了两次重要的侨易经历，一则是从四川到香港，二则是由中国到美国，这次则由美国到欧洲。如果说，内陆到香港的经历使其开拓眼界、重新树立了起点，那么中美侨易的结果，就使其完全经受了一种新的异质文化的洗礼和理解现代世界的尝试。而这次由美到欧，则不但有着文化溯源的意义，还有着更进一步的多重文化博弈与侨易的功能。
侨入地是重要的，侨易条件也是重要的。对于晏阳初这样不远万里而来的留美学人来说，最为根本的侨易条件除了法国和战时语境之外，华工至关重要。应该承认，华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既具有一般意义的工人阶层的特点，也还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中国而来的特殊性，即那时的华工主要还不是资产阶级工业大生产背景下纯粹熟练的技术工人，而更多是一种带有乡村淳朴气息的农民身份。这样一种源自本然的亲和力，使得晏阳初对华工深抱同情之感，他记录所在地布朗的华工情况，人数在五千余，他们主要来自华北，且以山东为主：
有些在工厂工作，有些装卸粮食物资，有些修路，有些挖掘战壕，有些埋葬尸体。我经常跟他们一起活动：翻译，传达，也间或说笑唱歌以鼓舞士气。中国人一向敬重读书人，华工也不例外。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书生，自愿放弃在美国平稳舒适的生活，冒险来到战场为他们谋福利，对我们格外感佩。我们见他们如此辛苦勤劳，同情之余，也怀着敬意。他们和我们，虽不冲锋陷阵，但生活在战区内，随时可能有意外之事发生。大家生死与共，亲切之感，自然而生。
这段描述相当真切，也将知识分子与华工群体之间“惺惺相惜”的场景和真情描绘出来。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两种阶层的相互理解和初步融合。在中国本身，他们反倒难得有这样的“沟通”机会，毕竟在一种已经成形的社会机制中，阶层之间的等级差距是清晰的（即便在表面上如何强调平等）。可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异文化的特殊语境中，原有的各种界线乃至樊篱迅速被打破，人和人之间很快进入到一种自然的亲和状态之中。这样一种阶层互动的特殊性是应当注意的。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华工这一特殊阶层的接触，晏阳初开辟出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和宝藏意识：“‘苦力’这两个字，对我有深刻远大的意义。这不是大学教授教我的，是‘苦力’启发了我。我不仅发现‘苦力’的‘苦’，而且还发现‘苦力’的‘力’。五六十年前，生意人知道开金矿、银矿的重要，却无人知道开人矿、脑矿。”所以，他将其时有80%文盲的中国比喻为“世界上最大的脑矿”。他强调：“许多中国的像林肯、爱迪生、杜威这样的英雄豪杰被埋没了，活埋了。”“北京人”不过是若干万年前的死人，而晏阳初强调“发明开人矿、脑矿”，决定要为开发人矿而奋斗终生。从这里可以看出，华工教育给晏阳初的启迪和触发是巨大的，他由“金矿”推演出“脑矿”的概念，由华工启蒙推广到平民教育，不但开发出自家的广大事业，更为中国民智的开启作育出无数法门。所以，他总结平民教育的目的，强调：
吾辈所以努力于平民教育的目的，正为培养国民的元气，改进国民的生活，巩固国家的基础。无主义的主权，无党派的左右，无宗教的成见，无地方的畛域，无个人的背景，无新旧的界限。但期望3万万以上失学的同胞，普遍的得到做20世纪的人最低限度必不可少的基础教育。虽以爱国为精神，而不偏于狭隘的国家主义；虽以爱世界为理想，而不偏于广漠的世界主义；至于宗教上或党派上的信徒，尤其任国民的自由意志去选择，绝不挟入平民教育内来宣传，这亦是同人良心上的主张，人格上的自信。
在这里，晏氏将自己的事业活动与国家的长远之计明显做了勾连，并对自己一生成就的“平民教育”做了最精练的概括。虽然，他的出发点考虑到国家利益，尤其是强调对于作为国家基础的国民素质的培养，但又切切然超然于各种党派权争之上，而聚焦于“教育”本身，确实是“技高一筹”。尤其是后面几点，始终把握一种平衡度，颇为高明。而正是这样一种理论的高度，使得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事业不但在现代中国同时代精英的类似尝试中更显突出与持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公认的巨大成就。实际上，对于晏阳初未来的成就，同期赴法的同人似乎也有所意识。蒋廷黻就回忆说：“我要离开法国之前，青年会召集所有在军中服务的青年会人员开会。讨论的主题是：法国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讨论结果，产生一个集体教育运动。运动的领导人是晏阳初。”这里至少值得揭出的，有三层意义：一是基督教青年会具有非常关键的枢纽性功能；二是留美学人合作和处事的整体性意识；三是中国工人阶层的命运和知识精英的关联，乃至法国的经验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再拉长历史的焦距，就会意识到，华工与法国经验问题原也有着并非短暂的历史，如李石曾等人早就关注到并努力过，但最后锲而不舍、成就最大的却是晏阳初。当然，反之必须充分承认的是，晏阳初日后平民教育事业的成就，与其在法期间与华工朝夕相处的实践起点密切相关，后者不仅给他提供了最初的事业与理论灵感触发，而且为他日后的事业开展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性经验。可话说回来，为什么是晏阳初而非他人，譬如这里提到的蒋廷黻、林语堂等同来的留美学人成就了这样的事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