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来说，俄苏的发展与变形至关重要，不可不察。当晚清诸使归位，而留学生尚未完全浮出水面之际，民国时代的外交场域其实有相当混乱的一面。而最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多元博弈”的可能。就以中法交流而论，一方面是李石曾携丰厚的文化与政治资本之利强势登场；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主渠道的驻法使馆，则相对弱势，两任公使从胡惟德到陈箓，作为都相当有限。可以说，在这样的“棋域博弈”中，李石曾是明显占上风者，故此日后勤工俭学运动风起云涌，其始作俑者与路径规定者都是李石曾。
就“外交官——留学生”结构而言，晚清时代建立起来的良性互动关系，到胡惟德、陈箓时代基本已被消解。而留学生的世代结构反而凸显出来，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上代留欧学人所主导的勤工俭学运动，远远超出了外交官所代表的政府的影响力。可就是在这样一种“直接影响”的背景下，勤工俭学运动居然发生了与主事者完全背道而驰的结局，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追问何以然？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一种“多元博弈”的复杂面相；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透过“乱哄哄你方闹罢我登场”表象舞台后的背后推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俄苏推手的作用就显得相当重要。
即便是俄国精英自身，也认为：“俄罗斯共产主义因其两重性而难于理解。一方面，它是世界性的和国际间的现象，另一方面，它又是俄罗斯民族自己的现象。”说到底，俄国精神结构中的“一体二魂”现象很明显，所谓“原始的自然多神教、无涯的俄罗斯大地的自发性与从拜占庭获得的东正教的禁欲主义、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之间的冲突，这说明俄国文化从本质而言并非原生的，而是在一种文化碰撞激荡背景中生成的。具体到特殊的俄苏时代，也应当进一步溯源，因为共产主义理论毕竟是德国人在欧洲语境里的发明。
实际上，俄苏不仅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大国，即便是对于欧洲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从文化体系上来说，它虽然也可以纳入基督教——西方文明中，但东正教的自我确立和拜占庭帝国陷落后的“第三罗马帝国”意识，使得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情绪，“激烈的教会民族化，就在莫斯科第三罗马帝国弥赛亚思想的象征下产生了。在莫斯科帝国内部，正如在古代犹太人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宗教的因素和民族的因素相互促进、成熟。弥赛亚意识，就像它是为犹太教所特有的那样，它也是俄罗斯东正教所特有的”。尤其在近代以来，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似乎不但为本民族的崛起书写了崭新篇章，更具有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革命意义。故此，俄苏在崛起之后，必然要考虑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列宁在分析了帝国主义特征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后，判断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故此敦促共产国际的建立，试图推动世界范围的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国际化。但事实并非如此，共产国际成立之初，欧洲各国革命已趋平息，恰在此时，“东方出现了革命奇迹，中国、印度、朝鲜、土耳其等落后国家，人民革命蓬勃发展”，民族解放运动也被提高到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的位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自然也就被纳入了后者的“第三国际”视野，相互间“建立了热极一时的联系”。从列宁接见侨居俄国的刘泽荣等中国代表，到俄共与共产国际正式对华开展工作，时间并不长。相比较魏金斯基（Voitinsky， Grigory Naumovich，1893—1956）1920年来华，并进而形成俄苏对华工作的在华主线，我们同样也不应该忽视俄苏对中国旅欧共运的关注和参与。因为彼时中共仍处于发起创立时期，自身力量非常薄弱，在涉及人、财、物等实际革命组织和运作的方面，获得外界的强力支持十分重要。实际上，苏联之所以能在短期之内，去扮演国际共运的“教父”角色，就在于能够借助新生苏维埃大国的举国力量来满足“对方需求”。
从中国因素来看，留俄精英与旅俄华工有否合流？没有，实际上似乎没做到。一则有否留俄群体？似乎彼时尚未能完全形成，日后的留苏群体，主要出于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二则旅俄华工虽然有所集结，但同样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如十月革命后，部分中国侨民与留学生做出响应，成立了各种组织，如“旅欧华工联合会”（СоюэКитайсйРабочихвРоссии）于1918年12月在莫斯科成立，由刘泽荣担任会长。当然，无论如何，旅俄华工与留俄学生的可能互动，是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进一步分析，留苏潮流的迅速涌现，乃是留学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充分说明政治力的直接介入可能产生如何巨大的文化史、教育史影响力。当然，对这样的问题的深入探讨，应当留给专业学者去完成。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在这样一个国际性多边场域的“网链点续”过程中，华人在法的这一阶段非常重要。它具有枢纽作用，对日后的中国左翼政治精英的群体形成也具有一定的规定性功用。同时，对于俄国文化的语境作用，也不能不关注。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Ге？рцен，1812—1870）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俄罗斯性格中最大的长处之一，就是极端轻而易举地接受并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而且不仅轻捷，同时还很巧妙，这是我们的性格中最富人性的一面。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因为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坚定不渝地潜心劳动。我们很喜欢假手他人火中取栗；让欧罗巴流着血汗去发掘每一条真理，做出每一件发现，让他们经受沉重的妊娠、艰辛的分娩和折磨人的哺育这一切苦痛，——而婴儿却归属我们，这我们似乎觉得是合乎事物规律的。我们忽略了，我们将弄到手的婴儿乃是一个养子，我们跟它之间并没有有机的联系……
在这里，涉及文化交流与文化自主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般而言，通过文化输入获取知识的方式，确实有很大的优点，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知识创造过程的漫长和投入。譬如最好的例子之一，莫过于日本明治维新后“使西方各门科学能够按照其原有的逻辑关系全面地移植进来，并且有计划地、稳定地持续发展下去”，而这种发展使得日本“原有的知识结构”得到很大改变，“爆发出巨大的知识能量”，于是乎迅速完成其近代化过程，“崛起环岛，称霸东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缺乏自身的创造过程，确实也有其难以避免的弊端，这就是原创能力的可能遮蔽乃至丧失。日本日后“学德国步入歧途”，可以检讨者甚多，但其以输入为主，原创力未得充分建构则未始不是根本原因之一。赫尔岑作为俄国民族的精英人物，无疑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从本质而言，或许是立定自家主体地位，同时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于学习和“拿来”，但绝不仅止步于“拿来”阶段，“拿来”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创化”，套句俗语，就是要形成自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但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俄苏的出现，有其精神文化的积淀基础。譬如列宁的这段话就充分表明了其泱泱大度的胸怀气度，他明确表示：“在俄国有两个民族，由于许多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它们最有文化，最与其他民族隔绝，能够最容易最‘自然地’实现自己的分离权。这两个民族就是芬兰和波兰。”再考虑到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相继承认芬兰、波兰等国的独立，这样一种胸襟，无疑是非常难得的。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国际共运过渡到列宁、斯大林时代的国际共运，意味着一种“重心转移”；而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时代，则走向了一种极端。因为，相比较列宁对俄共党内的大俄罗斯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清醒，斯大林则以一种大踏步的方式走向了这样一种“东方专制”，与其说这是一种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的“尝试”，不如说是俄国民族精神的“极端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的思想行为空穴来风，只是一个特例或个案而已，有其特殊的民族传统和背景。要知道，“尽管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都关心自己民族的命运，但俄罗斯的思想家们把自己的民族当做形而上学思考的对象，这在世界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实，这也并非俄国思想家的特例，在德国，那些诗哲伟人们，也都同样将自己民族提高到一个至高的地位。即便如赫尔岑这样的人物，亦不能免俗，他其实对身为俄国人是很自豪的：“在历史出现得很晚的人，得到的并不是骨头，而是多汁液的果实。事实上，在我们性格当中就有某种把法兰西的美质和德意志的美质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我们有法兰西不可比拟的才能，即擅长于科学的思维，而且我们也绝对不会去过德意志人的市侩庸俗生活的；我们总是有点gentlemanlike，这正是德意志人所没有的，而且在我们的前额上有着庄严的思想的痕迹，这正是法兰西人前额上所没有的。”将俄国人定位为“法兰西——德意志”二美合一的融合体，赫氏确实很富于想象力，如此将欧洲南北文化的杰出代表融于一身，俄罗斯的文化史地位不言而喻。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无疑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此处不赘，但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一点，对本民族的世界历史地位乃至命运给予崇高定位，具有普遍性；而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与传统固有其特殊性，但说到底从知识精英到政治精英，即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这点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而正是这样一种政治推力，使得一个去全球性的网链逐渐形成。当中国留欧学人漂洋万里到达欧洲西端之后，又开始了一种新一轮的侨易过程，这就是返向亚洲。不过这回不是归国，而是经过欧陆通向苏俄。位于欧亚大陆之间的俄苏，就这样为中国现代留欧学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但却是非常特殊的文化空间。就中国之留俄学人史来看，固然有其特定之脉络可循，但因为政治局势之变而导致的迁变，则尤其重要。具体言之，尤其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后者暂且搁置不论，就20世纪20年代而言，留法学人（甚至可推广为留欧学人）之集体性的规律向俄，显然是政治性的推手作用，而非一种市场性或文化性选择。再加上中国本土场域情况发展的特殊需要，作为这个时期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中心的俄苏的影响力自然也就无远弗届。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至少由留日、留欧（法）背景发生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比留俄的少。而且法国的示范作用极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是俄苏自然承继的人类之革命传统，而且对现代中国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普世性的“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