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受话人恼怒了，让他闭嘴并结束通话，愤怒地扔下了话筒。我们相信这个受话人是在巴格达，我要让你听的是最后的两句话。”
中饭后，普鲁默驱车把马丁带到了监听楼。政府通讯总局每周七天运转，周末像平时一样有人在上班。在一间像是录音棚一样的隔音房间里，普鲁默让一位技术人员播放那盘神秘的录音带。当来自伊拉克的那个喉音浓重的声音充满房间时，他们静静地听着。
谈话的开始与普鲁默所描述的一致。最后，伊拉克的发话人似乎激动起来，音调升高了。
“不会太长，拉菲克。不久我们将……”
然后乱七八糟的声音出现了，通话受到了干扰。但巴格达那个人对此的反应是触电般的。他插话了。
“别说了，伊本-阿尔-加哈巴。”
然后他就“砰”的一声扔下了电话，好像突然间惊恐地明白那条线路并不安全。
技术员把录音带以稍微不同的速度播放了三遍。
“你认为怎么样？”普鲁默问。
“嗯，他们都是党员。”马丁说，“只有党内才相互称呼拉菲克，即同志。”
“对，那么这是两名党的高级干部，在谈美军的集结和美国空军对边境的挑衅。”
“然后发话人变得很激动，好像发怒了，并伴有一丝狂喜。他用了‘不会太长’这个短语。”
“暗示着某些即将发生的变化？”普鲁默问道。
“听上去像。”马丁说。
“然后是一阵干扰。但是再听受话人的反应，特里。他不但扔下了话筒，还骂了一句‘婊子养的’，这话很粗暴，对不对？”
“相当粗暴。这两个人中肯定是级别高的人才能这么说。”马丁说，“到底是什么事刺激到他了？”
“肯定是那个受干扰的词语。再听一遍。”
技术员把那条重放了一次。
“安拉的什么东西？”普鲁默提议说，“不久我们将与安拉在一起？在安拉的手中？”
“我听起来这话像是‘不久我们将拥有……安拉……某某……某某’。”
“好吧，特里。我顺着这条思路来推测。也许是‘安拉的帮助’？”
“那样的话，另一个人为什么会勃然大怒？”马丁问道，“把自己的事业归功于上帝的善意并不新鲜呀，也不特别触犯什么。我不明白。你可以复制一盘让我带回家去吗？”
“当然可以。”
“这事你问过我们的美国表兄吗？”
“问过了。米德堡通过一颗人造卫星截听到了同样的会话。他们也没能破解出来。实际上他们没有高度重视。他们没把它当成一回事。”
特里·马丁带着那盒录音带，驾车回了家。使室友希拉里烦恼的是，他用他们床头柜上的那只录音机，反反复复地一直播放那段对话。当希拉里提意见时，特里指出有时候希拉里也为《时代》杂志上拼字游戏少一个答案而再三担忧。这样一对比，更使希拉里火上加油。
“至少我在第二天早上就得到了答案。”他抢白说，然后转过身子睡觉了。
特里·马丁没能在第二天早上得到答案，第三天也没有。他在课间和其他能挤出来的时间也播放这盒磁带，一边听一边草草地记下可能的替换词。但他总是无法理解其意义。为什么交谈中的另一个人，会对善意地提及安拉爆发出如此大的火气？
直到五天之后，那条遭干扰短语中所包含的两个咝咝作响的词语才显示出意义。
理解了意思之后，他试图找到世纪大厦的西蒙·巴克斯曼，但得知对方不在。他又让接线员把电话转给史蒂夫·莱恩，可是那位中东处处长也不在。
马丁并不知道，巴克斯曼还留在秘情局利雅得情报站，而莱恩也在同一个城市，正与中情局的奇普·巴伯商讨重大事项。
代号“私家侦探”的那个人，从特拉维夫经伦敦和法兰克福飞到了维也纳。没人来接他。他在机场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希尔顿宾馆，他已经在那里订了房间。
私家侦探是一位脸色红润、喜气洋洋的人，自称是在纽约工作的一名美国律师，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他说一口完美的美国口音的英语——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美国住了好多年，他的德语说得也还可以。
到维也纳后才几个小时，他就已经起草了一封礼貌的信件，让希尔顿宾馆商务中心为他打印好了。信纸上印有他工作的律师行的名称和通讯地址，收信人是温克勒银行一位叫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副总裁。
信纸和信封都是完美的、真实的，打电话去核实的话，会发现签名人确实是纽约那家享有盛名的律师行的一位高级合伙人，不过此人现正在外地度假（这件事摩萨德已经在纽约打听清楚了），而且绝对与访问维也纳的客人不是同一个人。
信写得充满歉意，又极其诱人。写信人代表着一个非常富有的客户，现在该客户希望把他的巨额财富转到欧洲来储存。
客户本人坚持要这样做，显然是有朋友指点，说这种事情就要找温克勒银行，尤其要找格穆利希先生这位好人。
写信人说，原本应该预约一下，但他的客户和律师行极为重视此事的保密性，讨论业务时一直避开公用电话线路和传真，于是写信人借欧洲出差的机会亲自绕道到了维也纳。
根据他的日程，他只能在维也纳停留三天，但如果格穆利希先生肯仁慈地挤出时间会见他的话，那么他——美国律师——将十分高兴地前往温克勒银行拜访。
信件由美国人在夜里亲自投进了银行的邮件孔。第二天中午，银行的信使把回信送到了希尔顿宾馆。格穆利希先生将很高兴地在次日上午会见美国律师。
自私家侦探被引进银行内起，他的眼睛就没错过一件东西。他当然不能做笔记，但是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他的观察，也逃不过他的记忆。接待员查看了他的介绍信，还打了一个电话到楼上，确认有人在等他，然后保安领他上楼，一直陪着他走到那扇庄重的木门前，并在门上敲了敲。保安一直没让私家侦探离开过视线。
听到“进来”的命令，保安打开门，把美国客人引进去，自己退出来返身关上门，回到大厅里。
沃尔夫冈·格穆利希先生从书桌后站起身，握手后示意客人坐到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自己回到了书桌后面的座位里。
格穆利希这个词在德语中是“舒服”的意思，还有亲切、和蔼的含义。可这个人最不适合姓舒。这位格穆利希有六十开外，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灰西服，戴着灰领带，配上稀疏的头发和清瘦的脸庞，使他的全身透出一股灰暗的色彩。那双灰眼睛没有一丝一毫的幽默感，从薄嘴唇上绽开的笑容一闪即逝。
办公室与它的主人一样庄严肃穆，深色壁板，挂画的地方挂着一份银行资质证书，一张庞大的书桌，桌上没有一丝凌乱的痕迹。
沃尔夫冈·格穆利希是一位一丝不苟的银行家。显然，他不赞同任何形式的娱乐。银行业务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而生活本身则更应如此。如果说有一件事使格穆利希先生浑身不自在的话，那么这件事就是花钱。钱是用来积存的，最好是存到温克勒银行里。取钱会使他头疼，把大笔钱款从温克勒转到其他地方会使他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心思办公。
私家侦探知道自己到这里是来观察的，回去后要作汇报。他的主要任务，是为等在街上的耶里德小组确认格穆利希这个人，现在已经完成了。他也在寻找可能放着耶利哥账户操作程序的保险箱，还要观察防盗锁，门栓，警报系统——简言之，他是为最终的入室偷盗来踩点的。
私家侦探避而不谈客户希望转到欧洲的款项的具体数额，而是反复询问温克勒银行的安全水平和隐蔽性。格穆利希先生高兴地解释说，温克勒的编号账户是无法攻破的，是绝对隐蔽的。
他们的会话只有一次被打断了。一扇边门打开了，进来一位瘦小的女人，手里拿着三封信。格穆利希皱起了眉头。
“你说过这些信很重要，格穆利希先生。要不然……”那女人说。再看之下，其实她没有她的外表那样老，也许四十岁吧。但她那往后拢成一团的发髻、花呢西装、深色长筒袜和平跟鞋，让她比实际年龄见老。
“哦，对，对。”格穆利希说着伸手去接那些信件，“对不起……”他请客人谅解。
他与私家侦探一直在用德语交谈，因为他的英语很差。而私家侦探则站起来向新来者微微鞠了一躬。
“你好，小姐。”他说。她看上去脸红了。格穆利希的客人一般是不会为一个秘书站起身的。然而这一举动却迫使格穆利希清了清嗓子咕哝着说：“哦，呃……这是我的私人秘书，哈登堡小姐。”
私家侦探也记下了这一情况，然后坐下了。
他得到格穆利希的保证，他纽约的客户会得到温克勒银行的最佳账户服务。当他被引出去时，程序与他进来时一样。那位保安被从大厅召了上来，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私家侦探道别后就跟着保安走出了房间。
他们一起走进那部小小的、装着移动式格栅门的电梯。电梯载着他们铿锵响着往下降。私家侦探询问能否在离银行之前去一下洗手间。保安皱起了眉头，似乎这种人体的生理要求不是温克勒银行所期待的，但他还是把电梯停在了夹层。他靠着电梯门为私家侦探指了指一扇没有标志的木门。私家侦探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