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苏亚雷兹被领到椅子那儿坐下。摄像机、音量、焦点和提词机又对着他稍稍调适了一下。男主角坐在化妆椅里，花了一个小时看台词。等会儿会有提词机提示他读出来。他把大部分台词都背了下来。虽然他的阿拉伯语发音不像阿拉伯人，可也不再打磕巴了。
“开拍。”梅森上尉说道。他梦想着，有一天，他可以对着布拉德·皮特和乔治·克鲁尼说这句话。那位临时电影演员开始说台词了。
追踪者在梅森耳边嘀咕了一下。
“再严肃点，托尼，”梅森说道，“那是忏悔。你是伟大的维齐尔[35]，你在告诉苏丹[36]，你完全错了，你感到很抱歉。好，再来一遍。开拍。”
拍了八条，苏亚雷兹已经到了极限，表现开始下滑。追踪者叫了停。
“好了，各位，停机。”梅森说道。他喜欢这样说。组员们把搭起来的东西拆掉。托尼·苏亚雷兹重新穿上牛仔裤和衬衣，把胡子去掉。卸妆油的气味很不好闻。服装区和化妆区重新把包装箱放回卡车上。床单取了下来，卷好，也拿走了。窗户上的黑纸还有胶带都被弄掉了。
众人忙活的时候，追踪者让摄影师给他挑了最好的五条演说的录影。追踪者从中挑出自己想要的那条，把其他的都删了。
男主角的声音还是那种纯正的加利福尼亚腔。不过追踪者知道有个英国电视模仿演员，他用幽默的方式模仿那些社会名流的声音，让他的观众开怀大笑。今天他会乘飞机过来，获得丰厚的报酬。技术人员会把口型对得丝丝入扣。
他们把租来的会议室退还给酒店。托尼·苏亚雷兹非常遗憾地退掉他的套间，被带回华盛顿国际机场，乘晚间航班飞回洛杉矶。尤斯蒂斯堡的小组离总部要近得多，日落时分就要到了。
他们今天过得很愉快。不过他们从来都没听说过那个传教士，对自己今天做的事也没有一点想法。只有追踪者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等他把自己手里录像带上的东西发到网上，圣战分子的各个组织肯定一片大乱。
一名男子从摩加迪沙机场的土耳其航班上走下来。他对索马里略知一二。护照显示他叫戴恩·詹森，其他证件用包括索马里语在内的五种文字证明，他为拯救儿童基金会工作。
其实他不叫詹森，而是为摩萨德情搜部工作，负责通常的谍报。昨天，他从本·古里安机场飞到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更换了姓名和国籍，然后继续飞往伊斯坦布尔。
飞机在吉布提中途停靠。他在商务舱转机大厅无聊地等了很久，准备继续往南飞去往索马里。只有土耳其航空公司是唯一还在为摩加迪沙服务的航空公司。
早上八点，沥青铺就的地面已经很烫了。五十名乘客涌入到达大厅。从经济舱出来的索马里人用肩膀把三名商务舱乘客挤开。戴恩没什么急事，他在海关官员面前排队等着轮到自己。
当然，他没有签证。他以前来过，就他所知，签证都是在到达后买的。海关官员仔细看了看他之前的出入境章，又查了一张禁止出入的名单，没找到有叫詹森的。
戴恩从玻璃屏下面塞了张五十美元的钞票进去。
“签证。”他用英语低声说道。海关官员把钱拿了过来，发现护照的内页里还有另外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
“给您孩子的一点小意思。”戴恩低声说道。
海关官员点点头，面无表情地盖上了签证章，扫了眼黄热病的保单，合上护照点点头，递了回去。给他孩子的，当然。一份体面的礼物。碰到懂规矩的欧洲人真不错。
外面有两辆破旧的出租车。戴恩就一个手提箱。他拎着上了第一辆出租车，说道：“和平酒店，谢谢。”司机朝机场大楼的入口处开去。门口有乌干达士兵在站岗。
非洲联盟的军事基地在摩加迪沙飞地的内部，以机场为中心，四周环绕着尖刺铁丝网、沙包和防爆墙，还有卡斯帕装甲运兵车巡逻。在要塞的内部，是另外一个堡垒：班克罗夫特军营是白人区，里面有好几百个承包商的工作人员、救援机构人员、媒体人员，还有一些以前给那些大亨做保镖的雇佣军。
美国人住在跑道尽头他们自己的房子里，这里是大使馆人员的家。还有几座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么的飞机库，一所培训索马里年轻人的学校。未来有一天，这些年轻人会作为美国特工，回到那个危险的索马里。那些长久以来对索马里不再抱有幻想的人们，觉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希望。
透过行驶中的车窗，能看到在这个避难所里面的另外一个小一点的聚居区，里面住着联合国工作人员、非洲联盟的高级军官、欧盟工作人员，甚至还有老土的英国大使馆人员。他们或因激情，或因谎言，坚持认为这里不是另外一个“幽灵中心”[37]。
戴恩·詹森不敢住在班克罗夫特里。在那里，他可能会碰到另外一个戴恩或者一个真正的拯救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去的是防爆墙以外的一家酒店。白人住在那里，安全比较有保证。
出租车穿过最后一道有人把守的大门，然后是一道又一道红白相间的横杆和乌干达士兵。这样走了一英里，才终于来到摩加迪沙的中心地带。尽管他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但戴恩还是十分震惊，二十年的内战，让昔日非洲这座优雅的城市沦为一片瓦砾的海洋。
汽车开上了一条小路。一堆尖刺铁丝网旁边站了个小孩，这是酒店雇的。他让车停了下来。九英尺高的钢制大门吱嘎作响地打开了，没人通报，有人从门上的小洞看着。
戴恩付了车钱，在酒店做了登记，被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屋子很小，只有基本的功能。窗户是磨砂的，防止外人窥探住客，还挂着窗帘，可以隔热。他脱掉衣服，在只有些许微热的淋浴喷头下站着冲了一会儿，尽量用肥皂把自己洗干净，然后擦干身子，换了套衣服。
他穿得很像索马里当地人的打扮——人字拖，粗燥的帆布牛仔裤，没有纽扣的棉质长衬衣，肩膀上挎着个背包，环绕式的黑色墨镜。两只手早就被以色列的太阳晒黑了。只有苍白的面孔和金色的头发说明他显然是个欧洲人。
戴恩知道一个租摩托车的地方。他通过和平酒店叫了第二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去那里。在车里，他从包里取出阿拉伯人常用的头巾，把金色头发的部分包起来，让头巾的末段从脸上遮过去，把头巾的边儿塞进另外一边的衣服褶缝里。这样完全不会引起任何怀疑。那些戴头巾的人通常都这样保护鼻子和嘴不受风沙的侵袭。
他租了一辆快散架了的比亚乔机动脚踏两用车。以前他也来过，老板认识他，知道他总是给很多美元的定金，车子还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没什么损伤，所以对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走那些愚蠢的手续流程，像什么有没有驾照之类的。
马卡·穆卡拉马高速路从摩加迪沙的中心穿过。戴恩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出门办事的索马里人，驾驶着机动脚踏两用车，钻进了高速路上的滚滚“车流”，一路开去——驴车、快散架的卡车、皮卡、各种摩托车，还有不时需要躲闪的骆驼和行人。
戴恩驶过闪闪发光的朱巴河谷清真寺。它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伤，这让他印象深刻。他的目光掠过公路，发现了一个不是那么有吸引力的目标。从他上次来索马里到现在，达若沙难民营就一直没换过地方，也没什么改善。脏兮兮的小房子无边无际，里面住着一万名饥饿恐惧的难民。他们没有卫生设施，没有食物，没有工作或者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地上的一摊摊小便里玩耍。他觉得，这些人真是像弗朗兹·法农[38]所说的，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达若沙是这块飞地上最为贫穷的十八个城市之一。西方援助机构曾经努力过，但那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戴恩看了一眼自己那块便宜的表。他来得很准时，会面总是在中午十二点。他今天来见的人会朝老地方看的。如果他不在那里，另外一个人百分之九十九是忙自己的去了。如果他在那里，就会互相交换信号。
摩托车载着他来到已经被摧毁了的意大利区。来这里的白人不带上一大队武装护卫，肯定是个傻瓜。危险并不是谋杀，而是绑架。欧洲人或者美国人能值两百万美元。不过因为穿着索马里人的拖鞋、非洲人的衬衣，脑袋和脸部都蒙着阿拉伯人的头巾，以色列特工觉得自己待的时间不长的话，还是很安全的。
乌鲁巴饭店对面有一个小小的马蹄形海湾。每天早上，岸边都会有鱼来。印度洋的海浪把那些捕鱼的小舢板都推上了海滩。然后，那些皮肤黝黑、打了一夜鱼的渔民就扛着他们的鲭鱼、石首鱼，冲进集市的大棚，等着顾客光顾。
集市离海湾有两百码，是一个九十英尺长的大棚。棚里有灯，到处弥漫着鱼的臭味，有的鱼是新鲜的，有的不是。戴恩的特工是集市的经理。每天中午，卡玛尔·杜阿勒先生都会走出他的办公室，望着那群盯着集市的人。
大多数人来是买鱼的，但是还没到时候。那些带着钱的人会买到新鲜的鱼。在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下，没有任何形式的冷藏设备，鱼很快就有异味了。然后讨价还价才会开始。
如果说杜阿勒先生在人群中看见他的上司有些惊讶，那他一点也没表现出来。他只是盯着看，点点头。跨在比亚乔上的男人点头回应，然后抬起右手横在胸前，五指张开又并拢，然后又张开。两个人又轻轻点了下头，摩托车手推着车走开了。接头地点定了：老地方，明天早上十点。
第二天，戴恩八点钟下楼吃早餐。他很幸运，有鸡蛋可以吃。他拿了两个煎蛋，要了点面包和茶。他不想吃太多，因为他在努力避免使用厕所。
他的摩托车停在酒店的墙旁边。九点三十分的时候，他把车子发动，等着钢制的大门打开，让自己出去。他朝非洲联盟的军营大门开去。当他靠近那个钢筋混凝土区域的岗楼时，他伸出手，摘掉了自己的阿拉伯头巾。金色的头发立刻让他得以通行。
一名乌干达士兵从掩体里走了出来，端着枪。不过因为没有障碍杆，金发骑手一下就冲了过去。他抬起一只手，冲警卫喊道：“Jambo[39]。”
这个乌干达士兵听到了自己的家乡话，把枪口放低了。又一个白人疯子。他自己就想回家，不过这份差事薪水不错，很快他就够钱买牛、娶老婆了。白人冲进大门入口处旁边的乡村咖啡馆停车场，停好车，走了进去。
渔市的经理在一张桌子边喝咖啡。戴恩走向吧台，要了一份和他一样的饮料。点咖啡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在特拉维夫办公室里喝的那种浓郁芬芳的咖啡。
他们像往常一样，在乡村咖啡馆的男卫生间交换了东西。戴恩给他的是美元。这是这个世界上流通性最好的货币，即使在敌对的土地上也是这样。索马里人数着钱，目光中透着满足。
早上还得给那个把消息往南带去基斯马尤的渔民一部分钱。不过他付给那个人的其实只是没什么价值的索马里先令。杜阿勒要把所有的美元都存着，以便将来攒够了移民。
然后是要托运的货物——一根短的铝管，样子就像那种上等的雪茄用的外包装。不过这根是定做的，比那个要沉得多，强度也大。杜阿勒把它藏进自己的腰带里。
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很小但很结实的发电机，是这个以色列人秘密提供的。它烧的是最差的煤油，不过可以产生电能，给他的空调和冰箱供电。他是那个渔市里唯一一个总是有新鲜鱼类的人。
冰箱里有一条大约一码长的石首鱼。是他昨天早上买的，现在冻得和石头一样硬。铝管会被塞进鱼的体内，晚上就由他的渔民带着它向南航行，一路打渔，两天后停靠在基斯马尤的渔港码头。
渔民会在那里把这条鱼卖给一个集市的理货员，告诉他这是从他的朋友那儿来的。那会儿鱼肯定已经不是太新鲜了。渔民不知道原因，也不关心。他只是又一个可怜的索马里人，正在尽力养活四个儿子，等着他们哪一天准备好了，可以接过他的小渔船。
乡村咖啡馆里的两个人从卫生间走了出去，喝完自己的咖啡，然后各自离开。杜阿勒先生带着铝管回家，把它使劲塞进那条冷冻的石首鱼的鱼腹深处。金发男子又戴上阿拉伯头巾，把脑袋和脸包上，骑摩托回到租车场。他把比亚乔还了，拿回了大部分的保证金。租车老板开车送他去酒店。这周围没有出租车，他不想失去一个优质客户，如果他能常来的话。
戴恩得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乘坐八点的土耳其航空公司航班离开。他在房间里读英文小说打发时间，然后吃了一碗炖骆驼肉就睡了。
黎明的时候，那个渔民把石首鱼包进湿帆布，放进他的小渔船的储鱼柜。他在鱼尾巴上划了一道，以便他打到别的鱼时方便区分。然后他出海向南，一路撒着他的渔网。
第二天早上九点，登机口像往常一样混乱。在此之后，土耳其航班起飞了。戴恩目视着班克罗夫特军营的建筑物和碉堡朝身后远去。向南很远的地方，一艘小渔船迎风扯满了它的三角帆，慢慢地驶过马尔卡。飞机转向了北方，在吉布提加上油，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在伊斯坦布尔降落。
拯救儿童基金会的戴恩在机场航空活动区稍作停留，一路冲过所有的转机手续，搭上了去拉纳卡的最后一班飞机。他在酒店的房间里更换了自己的名字、护照和机票，搭乘第二天的头班飞机回到了特拉维夫。
“有什么问题吗？”本尼少校问道。就是他派“戴恩”带着最新指示去摩加迪沙给奥珀尔的。
“没有。一切正常。”戴恩说道。现在他又重新成为摩西了。
华盛顿情报站站长西门·约旦发来一封加密的邮件。他和那个叫追踪者的美国人碰过面了。他希望在酒店的酒吧作第二次碰面，不过酒店和第一次的不是一家。第二次会面的地点是乔治敦区的四季酒店。